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100周年纪念日(俄国旧历10月25日,新历11月7日)越来越接近,但颇为奇怪的是,在中国内地却至今见不到很像样的大批文章出台议论这个特大事件。要知道,被称作“20世纪革命之母”的十月革命留下的最宏大遗产,现在就算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政府了。对于这种颇为奇怪的现象,笔者只能归因于本专栏上一期提及的北京“开会学”——因为中共19大即将召开,所以越是重大的事件,越是不便于公开议论。

从“比较宗教学”角度思考源头

比如,仅从名称来看,这个特大事件就可能引发一连串令内地官方意识形态系统头痛的议论。因为过去十几年里俄罗斯本国学者的考证和研究基本上已经达成一个明确的结论:所谓的“十月革命”其实应该叫“十月政变”,是原本属于1917年“二月革命”后新成立的合法政府管治下的一小部分最激进派,在列宁等人的鼓动领导下,依靠战时敌国德国的秘密资助,武力政变一举推翻了合法政府,自己上台执政(Zlata MacFarlane,“How Lenin Stabbed His Country in the Back”,Financial Times, 16 August 2017,p.8)。不过,笔者还是继续用“十月革命”这个老称号,一来是指称方便,二来是考虑到在政治学里,20世纪的很多革命都是采用政变的方法,二者之间划界也不是断然分明的。

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回顾十月革命,再能够讲出来新鲜东西已经不太容易了,除非我们联系如今发生在周围的生猛事态,两相比照,方能刺激出对旧事件的新鲜透视。笔者的教学和研究近年来一直是从激进宗教运动尤其是极端穆斯林份子的恐怖主义角度,来反观十月革命大家庭(即互相关联的革命运动)的政治社会学涵义,由此获取的认知体会多多。这便是本文“比较宗教学”所指,意思是用几大宗教派别互为反光镜。

十月革命的领袖们是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置于马克思学说的大旗下进行正当化(justification)宣传的,因此西方在冷战期间对马克思学说花费了不可计量的人力财力作研究解读,其中最有启发价值的,很多来自宗教学界的作者,尤其是欧洲耶稣会会士的贡献。他们深谙犹太教-基督教经典,从这个深厚背景出发剖解马克思学说,很难看不到所谓“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其实深深扎根于犹太教-基督教教义之中。仅举一例:马克思论证未来人类一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是把人类的全部生存状态描述成“原始共产主义-私有制社会-高级共产主义”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里人人平等但普遍匮乏,第二阶段里财富增长但人对人剥削压迫,第三阶段里人人平等而物资丰沛。这个三大阶段的图景源于宗教教诲的三大阶段:伊甸园里人类无忧无虑但也无知无识,然后是失乐园里人类的罪与罚,最后是人类赎罪得救进入极乐状态。当年笔者求学于上海,在仅对研究生和教师开放的内部阅览室里,读到译自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宗教学者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内部文献(即“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系列)时,立马有醍醐灌顶般的大觉大悟。

转向另一派宗教的行事之道

犹太教- 基督教教义的渊源,给了马克思学说一种拯救全人类的道德力量。但是,仅仅靠了这一点,就不会有后来的苏联,更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十月革命的“最大贡献”(这是国际共产主义正统的说辞),在于把原本只是马克思拯救人类的总体方案的一部分,转变成唯一认可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1848年欧洲大动乱年间确实说过:“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是国内战争触发革命的一般状态(《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7页)。到了19世纪尾,目睹西欧议会制和普选权稳固扩展过程的恩格斯,开始考虑工人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也可能通过非暴力道路。然而在比西欧要落后野蛮几个世代的俄国,列宁一党却坚信,上台执政的不二途径“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卷第179页)。十月革命便是首炮开道,刺刀见红。从今以后,所有比俄国更加远离西欧的落后国家,但凡以共产主义为大旗的革命,都是枪炮开道,刺刀见红,血流大地。

共产主义谱系从马克思世代转到列宁世代,从地理上看,是从西欧转到欧亚参半的俄国;从社会进步程度看,是从全球最发达的工业化世界转到刚告别野蛮农奴制、工业化初步发动的贫困世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推广“主义”的行事之道愈益激进,由既相信暴力革命道路也不排斥非暴力道路,转向只信奉暴力流血手段。自列宁强力推动十月革命起事始,共产主义运动就变得等同于“最尖锐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列宁选集》第3卷第323页)。

以上的转向,历史上早有类似的范型:同样是一神教谱系,在犹太教-基督教的兴起和推广进程中,暴力元素罕见,尤其是第一代的Prophets(先知/预言者),后人拜读的经典里并未显示他们以有组织的武力宣教。可是到了伊斯兰教兴起和推广过程中,最早的圣人主要是率领军队、靠着连续征战宣教(Cyril Glasse, ed.,Concise Encyclopedia of Islam, New York: HarperCollins,1991,pp.66-69)。多年来世界各地讨论,是否伊斯兰教起初就鼓励信徒“以剑传教”?传下来的经典文献提供了鲜活的证据——只要是为着推进这个宗教,最可怕的暴力行为都可以被正当化(James Traub,“The Demonic Wellspring”,Wall Street Journal,20-22 March 2015,p.8)。

野蛮社会产生更野蛮的改造手段

所以,笔者的学习心得是,靠着搞成功十月革命,列宁对共产主义运动做到了类似穆罕穆德先知对一神教所作的贡献,即“以刀剑宣教–以枪炮推进主义”,这是实现“本教一统天下”的最管用之道。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基督教有继承关系,但更关键的是超越:“There is no god but God, Muhammad is the Messenger of God.”只有一个神,并无其它的神明,唯一的神只有穆罕穆德作终极的信使(Concise Encyclopedia of Islam, p. 284)。“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这个权威界定表达的就是:舍去列宁主义,便无马克思主义。仅此一正统,别无它派别(《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卷第63页)。

当毛泽东振臂高呼:“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其实他和他的大多数同志并不懂得多少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外语能力去直接读马克思,更无足够兴趣去分辨西欧的和俄国的共产主义有啥重要区别。毛等人只看准了一点,唯有枪炮才能推进和实现他们的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06页)。靠着从农奴制传统的俄国锻造出的十月革命手段,俄共得了天下。从这以后,这个法宝越是应用于经济贫困、文盲普及、法制欠缺、政府贪腐、社会破败、周边混乱的国家,就越是有效——中国、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老挝等等。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年来极端主义伊斯兰运动,也是在经受了经济破产、统治残暴、政治溃败、战争动乱的区域大显神威。一个社会里越是有很多人绝望透顶,就越是能被极端主义的改造手段所吸引。

1977年开始流动的清泉:流到中共18大而与此恰成反照的,是在诞生了马克思学说的西欧,“以枪炮推进共产主义”的行事之道却一败再败,这里面蕴含的道理太深刻了!野蛮专制社会诞生的列宁主义,搬到早已告别野蛮专制的文明世界,就失灵了。凡是被十月革命道路的魔咒套住的左派政党及其笔杆子,在西欧社会就成不了主流,因为那里已经建立了普选制加法治加市场经济加福利制度(Perry Anderson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02页)。

并不偶然,在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灾难挣扎过来的中国大陆,萌生了对十月革命道路和列宁主义作重新检视的企图,大批文章书籍翻译发行,从上到下,读者云集。本来,沿着这股反思的清泉,中国是有可能在政治改革和体制重造的领域里培植更多青苗,容其成长,可惜没做到这步田地。中共在毛泽东之后的几届全国代表大会前夕,都有猜想和议论纷纷:会不会萌发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机会?而即将召开的19大,却没有刺激人们再作如此猜想和议论。这个关节点,又刺激笔者从比较宗教学里去寻找启迪,容后再议。

(本文应《信报月刊》之约,写于2017年9月8日,发表于该刊9月底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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