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4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时务学堂教习,左起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常才、李维格

时务学堂教习,左起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常才、李维格

1897年,中国数千年一成不变的历史,终于拉开了激荡人心的新篇章,也是数千年历史最为怆然的时代:建设一个全新中国的希望,一次次被无情地扑灭;再一次次顽强地燃起。儒家传统似已走到尽头,先前被称为“西学”的那些概念,如今以“新学”冠之。康有为对儒家经典作出了匪夷所思的全新诠释;梁启超则将那些过去被视为“外来之物”的理念,当作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全新财富并以此为方向;而严复、谭嗣同则异口同声认为中国文化需要进行彻底改组。保守的旧文人们痛心疾首地疾呼:毁灭这一传统,将使同胞们在水火之厄中苦苦挣扎!

这悲凉的呼声究竟有几分发自无可救药的顽固,又有几分是发乎人类本能的直觉先知?到今天为止,历史还没有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答案。但变法维新,已成不可阻挡之百年潮流。当时的维新派远非康梁一党,人们对“变法”二字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有人仅将变法当作部分行政制度的改革;有人则将其视为变更整个政府模式;还有人则认为整个社会秩序都需要全盘重建。在“变法”这一口号的号召下,维新派并非某一具体的政见派别,他们就象一道七色光谱,最温和的一端仅仅是洋务运动的延续,最激进的一端则比海外革命党更甚。将各色人等团结到“变法”这一旗号之下,最根本的动力是想要推动中国步入“富强”国家行列的愿望。变法是强国这一目标的手段,而非为了使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得到应有的珍视。这一目标奠定了中国现代史的基调,而国土与国权的步步丧失,则加剧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焦躁情绪。

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清廷对地方上的控制力已经非常衰弱,汉人的地方武装“乡勇”击败了太平天国、捻子和回变,收复了新疆,拯救了本该破亡的大清国。除了寄希望于地方汉人势力的继续效忠之外,清廷已经别无出路。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动机的湖南,再次走到了变法维新的前列。两任巡抚吴大溦和陈宝箴治下,湖南在教育、工商业和新军等方面,已经先于其它省份做出了大量改革:不仅创办了大量书院,志在提高识字率,部分书院中还增设数学、地理和外语科目,办有会刊,其中最著名的是《湘学新报》;私营的轮运公司和火柴厂运转良好,而股份制的私营企业保善成公司,更是雄心勃勃地要修建一条汉口至广州的铁路;至于电报、电灯、公路一类,则更加不在话下。这些改革虽未超出“自强运动”的范畴,却多开中国之先河。1897年,维新派重要人物黄遵宪赴湖南任代理按察使(一个主管人事和刑律的职务),他曾在日、美、英、新加坡担任过外交官,尤其深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立志要将日本的制度推广到中国。黄遵宪人如其名,曾经是康有为强学会的会员,又是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最重要的赞助人。他的到来使巡抚陈宝箴深感如虎添翼,下定决心变法维新。维新得到了当地名流士绅们的大力支持,很难想象,在大约十年前,湖南还是长江流域排外情绪的大本营,对西方事务和亲西方分子充满抵触。1892年,湖南士绅们甚至发起过一次大规模的抵制铺设电报线路行动。

日清战争的惨败和接下来前所未有的国土、国权沦丧,是这种轻率善变的情绪的直接诱因,其背后蕴藏着某种危险力量,它意味着热情很容易为某种肤浅的见解所点燃,亦很容易被小小的挫折打垮。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腐败、疲弱和广博,使他们的扩张能不断地取得胜利,“强国”热情得以持续不断地燃烧。但中国,却缺少一个能使“强国梦”不断升级的猎取对象。中国的“强国梦”从一刚开始就孕育着深重的悲怆色彩。

在黄遵宪主持下;司法程序和相应律条向国际接轨;官绅合作,模仿现代警察和监狱系统的保卫局和感化院,则取代了原先的保甲制度;一座书院被改组为军事学堂;乡试中增设时事政治和西式政治学科目,武举则改为热兵器科目;官员们定期接受培训,以期他们能在维新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时务学堂的创立,这一学堂由民间筹办,课程以自然科学及政治学、国际法、外语为主,梁启超被聘为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湖广总督张之洞对这些维新项目报以乐观其成的态度。

随着梁启超的到来,康梁一党渐渐主导了湖南维新运动的格局,唐常才成为省内最重要刊物《湘学新报》的主笔,谭嗣同则以活动家的身份投入其中。梁启超对“国家”这一概念赋予顺应世界潮流的定义:国家系版图上各阶层所有人的共同体!要追求国家的繁荣必须填平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鸿沟,因为唯有实行民主政治。但他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民主改革应该先追求打破皇家和官僚阶层对政治事务的垄断,促进民间力量参与到政治事务中。而就整个中国变法事业的蓝图而言,他并不热衷于康有为那种想要直接打动朝廷,发动自上而下变法运动的幻想。他设想先在一省取得成功,各省必然效法,如果朝廷采取敌视态度,则策动这些变法省份谋求独立。在他的主持下,青年学生和乡绅们组成“南学会”,每七天定期聚会,抨击时弊,宣传维新理念。学会可以随时调阅政府收编的所有资料,直接向巡抚衙门上书提交各种建议。一时间“讲堂之场林立”,参与维新的热情日日高涨,南学会在最高峰时会员达到1200人左右,办有会刊《湘报》。各色学会纷纷成立,其有据可查者,全省多达十三个。

但是南学会的名单中,没有黄遵宪的名字。这个诡异的信号似乎已经暗示出维新运动的阴霾前景。

各学会成了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宣讲新法的道场,他们在学会讲堂和书院的课程里推广现代民权与平等理念。将中国旧有的政治模式斥为道德沦丧和巧取豪夺的犯罪。明末著名的禁书:黄宗羲反专制著作《明夷待访录》和王秀楚记录满清罪行的《扬州十日记》,在学会中半公开地传播。而谭嗣同则更是直指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钢常伦理,称这些在国家、家庭生活中无条件的独断权力,是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梁启超计划将学会一步步上升为议会,逐渐取得立法权,南学会“名为学会,实具地方议会之规模”。而实际上它的确在有些方面已经具备了议会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巡抚衙门的政令。

维新之声鼎沸,守旧派渐渐无力招架之际,维新派的盟友洋务派却在不知不觉间和守旧重新结成同盟。1898年初,总督张之洞在维新派的刊物《湘学新报》上连载他的《劝学篇》。张总督嗅到了南学会中全盘颠覆旧秩序和反满的气息,他的《劝学篇》用儒雅倜傥的笔调抛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洋洋洒洒的篇章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国家这一概念,指的的满清皇朝!任何人不可存非分之颠覆。守旧的官僚、士绅们趁势发起反击,高喊:“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反驳,终敌不住总督大人的权势。大量顺势而起的南学会会员们,瞬间顺势而倒,与守旧派签署了《湘省学约》,重申旧有政治秩序不容动摇,新学仅能以次要补充存在。

不久,梁启超被剥夺了时务学堂的教职,逐出湖南,这个省份又重新回到旧有的轨道上,维新运动失败于起步之间。

缺乏持之以恒的决心;看权势脸色行事;黄遵宪与梁启超争夺维新主导权的暗流,使维新派内部早已埋下分裂的种子,难免自食其果。虽然稚嫩的维新派,在命运的泱泱漩涡中迅速失败,但这场变法仍划分出中国的两个时代,变革的大幕就此徐徐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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