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维权为中心
与“六四”直述政治要求不同，当下中国民运已从形而上政治渐渐转入形而下维权，侧重与民众权益直接挂钩的各项维权。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大陆民众抗争的主要特征为个权意识觉醒，捍卫公民权益的力度一路走高。对中共政府来说，指向个人权益的公民理念，本身就构成令其胆寒的价值对立面。因为，中共的专制特权只能来源于收缴国人的个人权益，即必须无有民权，才能形成中共的官权。中国百姓必须成为奴民愚民，才维持中共政府的稳定。可见，中共政府出于“阶级本能”，势必抵制民众的维权。
相比个权意识朦胧期的“六四”，当代公民对捍卫个权已理直气壮。《零八宪章》第三批签署人、成都陈云飞（1969～）不同意王丹的“以国家名义”——不要为国家的名义做什么，我们做的事情是为自己。民主运动不止是在广场上，而是在每一条街道、在每一个有公权力的地方。[1]
新一代“陆民”日益清晰的个权意识，凸显经济基础变革后，对上层建筑提出配套要求，或曰社会存在悄悄转变社会意识。大陆民众终于从权益被剥夺的伤痛中，意识到近代人文意识的核心——私产神圣！意识到私产权是人权的核心部件。毛时代一切姓公，可怜的大陆人民几无私产，一直意识不到“被剥夺”。对于这种制度性剥夺，有一极端事例：农妇提一篮卤蛋街卖，若按严格要求，得盖40个公章。[2]
各地维权活动，除了规模性的法轮功者、集体抗拆、维族藏族、复转军人、反抗城管、维权律师、政治异士，还有各式各样的司法案件、各种各类的上访冤民……包括更麻烦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上海市府头疼不已的“不稳定因素”——前后持续十余年的上海“疆青”维权运动。2003年7月15日，千名“新疆退青”聚集新疆建设兵团上海办事处，代表三万上海1960年代援疆知青起访，要求同享“沪青”退休待遇，一直闹到今天都未消停。
上访、上网、上街、上法院，群体事件遍地开花，2011年18万起，国人普遍“信访不信法”。[3]2015年1月30日，国家信访局发布：每天收件约2000件，2/3写给国家领导人。[4]即每年至少73万件。
星火遍野
依托现代网络，京沪穗深等城陆续出现维权网站。2001年6月，穗男野渡（1970～）与京女刘荻（1981～）开办“民主与自由”网站。2005年，叶海燕（1975～）在武汉自办“中国民间女权网”（后改名“红尘网”），特别关注离异妇女、未婚妈妈、红尘小姐。
2006年，广州唐荆陵（1971～）发起“公民不合作运动”，甚至经常穿印有大字“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文化衫上广州白云山发传单，活像1930年代不要命的中共党员。
蚌埠“民运有十几、廿个人，算上维权的应该有几百人。”追求自由、要求民主，萌于人性本然与内心呼声，中共政府又怎么禁止得了？最值得鼓舞的是新一代“陆民”清晰的公民意识。1996年，湖北随州中国民主党员刘飞跃（1970～）撰文〈中南海是中国腐败的根源〉（拘留15天）。[5]
“60后”胡军（1965～）当面告知警察：我就是希望颠覆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你们不要拿坐牢来吓唬我。[6]
“七0后”渝女唐小昭：你以为“永远”是这种局面，中国人一辈子都要生活在恐惧中吗？靠，休想！——我们等候的时间将不会太长了。按照党国的标准，我确实政治上不成熟，而且永远不会成熟。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如果谁“政治上成熟”了，基本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人性，变成了一台冷血机器。中国就是一个大笼子，它囚禁着我们。[7]
北大法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讲师许志永（1973～），敢于明确对“无产阶级专政铁拳”说——我不爱党，一个原因是历史上它给我的祖国带来的太残酷的伤害，数千万人饿死，“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还有就是今天这个党太肮脏，大量贪官污吏，从申请书到入党宣誓都是在公然撒谎——有几个真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8]
这些都是上几代“陆民”绝对不敢出口的大实话，既丈量出社会的进步，也是中共最害怕的“星星之火”。
2007年6月，当年的“六四”学生陈云飞觑空在《成都晚报》刊出广告——“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很奇怪，如此“反革命”广告怎么竟给捅出来了？
2011年，川女程婉芸（1971～）对抓他的警察说：共产党的统治摇摇欲坠了，警察也好，百姓也好，大家应该一起来推墙。[9]
“六四”后，青年的爱国热情因受残酷打压一度消沉，北京流谚“老年燃烧，青年取暖”，似乎关心政治、忧心国务的只是一群白髪老人。但从近二十年中国各项民运、维权运动的人员构成来看，从“30后”老右派、40后“解放牌”、“50后”老知青、“60后”“70后”六四分子、“80后”“90后”新生代，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革命自有后来人呵！根植人性的自由爝火，一代代追求民主的不灭动力。
至于中共政治卫生的天敌——访民，据国家信访局2014年公布，全国各级每年信访量总计1000万件，上访人数每年超过50万人次。但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1958～）估计，每年上访案件2000～3000万起，上访人数100～150万人次。再据中国社科院上访专家于建嵘（1962～）调查，仅0.2%上访者的问题得到解决。一位寄居北京上访村20年的访民说：“我们想要的东西，国家一样也不会给我们。”甚至有“战斗”51年的访民还在“继续革命”。另一位15年访民“拜访”最高法院信访办2018次，还没解决问题。一位访民被信访办收容遣送152次。一位访民将含冤而死的亲属头颅割下，提着上访，遭劳教……“每名上访者都是一份控告书，都是发给中共上访制度的验尸报告。”
访民递增，当然说明社会矛盾加剧，各种冲突无法解决于基层。国家信访局一位高官公开承认：80%以上访案应予解决，且可解决于基层；访民80%为农民，访因出于各级基层的不作为。中国政法大学萧翰指出：访民为“司法难民”、上访制度乃“制度性欺骗”。一名老访民总结：“上访之路是通向万人坑的不归路，一上访便是无期徒刑。”访民流谚：“死在北京，自然结案。”[10]
2012年，京沪等地出现“公民聚餐”活动，每月最后一个周六，有公民意识者聚餐议论政。北京规模达到200人。成都坚持多年的茶叙“龙门阵”则达500人。[11]
2004年8月，一批“80后”青年在大陆组建网络群体“泛蓝联盟”，他们虽从未去过台湾，却以国民党精神党员自居，宣扬三民主义，传播台湾经验，明确向往台湾的“白色恐怖”——蒋公若在大陆搞如此“和风细雨”的白色恐怖，该有多好！
“泛蓝联盟”重要成员张起（1983～），2008年以“煽颠罪”判刑4年，出狱后不改初心。[12]
至于2009～2013年110余名藏人自焚（要求达赖回藏）[13]、2014年“3·01”昆明火车站、“4·30”乌鲁木齐火车站维民暴力恐袭，最麻烦的民族矛盾，中共更头疼了。
结语
2005年4月，笔者在香港“反动杂志”《开放》开始发声（笔名），2007年“暴露”后长期遭特别关注，一直孤军独战，仅几位“远远同情者”，来往的同志只有一位——刘文忠（文革烈士刘文辉残疾胞弟）。来美后，读到一些资料，原来“同志”很多呵！“茉莉花”案犯中就有邻居李化平（1966～），其住所“文化花园”就在本人“三湘花城”贴隔壁。2013年1月李化平入选博讯网“2012年大陆维权风云人物”。2013年8月李化平参与声援合肥“小安妮事件”被捕[14]，2014年12月被判刑两年。[15]
捧读各路民运进行时资料，心情复杂，既触知中国人权现状的糟糕度、中共的暴虐度，也感觉“春潮在望”。从相当意义上，经济基础必然推促上层建筑的“配[16]套”，饱暖思权益。公义公正、自由民主，习共禁止得了么？公民维权，星火遍野，浩荡潮流呵！当然，也只有符合人性人权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才可能得到后人认可与历史继承。
注释：
[1] 华泽采编：《茉莉花在中国：镇压与迫害实录》，开学文化公司（台北）2015年版，下册，页26.
[2] 许志永：《堂堂正正做公民》，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4年版，页41.
[3] 冯正虎：〈公民诉权缺失的中国危机〉，载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编：《中国生死书》，沐风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13年版，页174.
[4] 商风、龙玉琴（记者）：〈国家信访局：每天收信约2000件2/3写给国家领导人〉，载《南方都市报》（广州）2016-1-31.http://news.ifeng.com/a/20150131/43065720_0.shtml
[5]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编：《中国生死书》，页176.
[6] 华泽采编：《茉莉花在中国》，上册，页284、140、182.
[7] 徐友渔、华泽编：《遭遇警察》，开放出版社（香港）2012年版，页53～55.
[8] 许志永：《堂堂正正做公民》，页324.
[9] 华泽采编：《茉莉花在中国》，下册，页35.
[10] 《中国生死书》，页102～110.
[11] 杨宪宏VS张林：〈中国政治犯出狱后的处境〉，载《中国生死书》，页150～151.
[12] 张起：〈泛蓝联盟的乡愁〉，载《中国生死书》，页154.
[13] 达瓦才仁：〈西藏的唯一出路〉；袁红冰：〈燃烧的西藏在拷问人类的良知〉；载《中国生死书》，页203、245.
[14] 小安妮：蚌埠民运人士张林幼女。2013年2月27日张林被捕；10岁小安妮放学被四名男子带走，关押三小时，后随父遣返蚌埠。4月7日起，维权人士陆续赴合肥声援小安妮“恢复学业”；8日张林在维权律师及网友陪同下，携安妮回合肥琥珀小学要求复学，遭拒。网友遂在合肥开展接力绝食抗议，16日警方强行清场，数人拘留，张林父女再度被强返蚌埠并软禁。7月19日，张林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2014年9月判刑三年半。（《茉莉花在中国》下册，页225）
[15] 华泽采编：《茉莉花在中国》，上册，页104.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3/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