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维权为中心

与“六四”直述政治要求不同,当下中国民运已从形而上政治渐渐转入形而下维权,侧重与民众权益直接挂钩的各项维权。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大陆民众抗争的主要特征为个权意识觉醒,捍卫公民权益的力度一路走高。对中共政府来说,指向个人权益的公民理念,本身就构成令其胆寒的价值对立面。因为,中共的专制特权只能来源于收缴国人的个人权益,即必须无有民权,才能形成中共的官权。中国百姓必须成为奴民愚民,才维持中共政府的稳定。可见,中共政府出于“阶级本能”,势必抵制民众的维权。

相比个权意识朦胧期的“六四”,当代公民对捍卫个权已理直气壮。《零八宪章》第三批签署人、成都陈云飞(1969~)不同意王丹的“以国家名义”——不要为国家的名义做什么,我们做的事情是为自己。民主运动不止是在广场上,而是在每一条街道、在每一个有公权力的地方。[1]

新一代“陆民”日益清晰的个权意识,凸显经济基础变革后,对上层建筑提出配套要求,或曰社会存在悄悄转变社会意识。大陆民众终于从权益被剥夺的伤痛中,意识到近代人文意识的核心——私产神圣!意识到私产权是人权的核心部件。毛时代一切姓公,可怜的大陆人民几无私产,一直意识不到“被剥夺”。对于这种制度性剥夺,有一极端事例:农妇提一篮卤蛋街卖,若按严格要求,得盖40个公章。[2]

各地维权活动,除了规模性的法轮功者、集体抗拆、维族藏族、复转军人、反抗城管、维权律师、政治异士,还有各式各样的司法案件、各种各类的上访冤民……包括更麻烦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上海市府头疼不已的“不稳定因素”——前后持续十余年的上海“疆青”维权运动。2003年7月15日,千名“新疆退青”聚集新疆建设兵团上海办事处,代表三万上海1960年代援疆知青起访,要求同享“沪青”退休待遇,一直闹到今天都未消停。

上访、上网、上街、上法院,群体事件遍地开花,2011年18万起,国人普遍“信访不信法”。[3]2015年1月30日,国家信访局发布:每天收件约2000件,2/3写给国家领导人。[4]即每年至少73万件。

星火遍野

依托现代网络,京沪穗深等城陆续出现维权网站。2001年6月,穗男野渡(1970~)与京女刘荻(1981~)开办“民主与自由”网站。2005年,叶海燕(1975~)在武汉自办“中国民间女权网”(后改名“红尘网”),特别关注离异妇女、未婚妈妈、红尘小姐。

2006年,广州唐荆陵(1971~)发起“公民不合作运动”,甚至经常穿印有大字“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文化衫上广州白云山发传单,活像1930年代不要命的中共党员。

蚌埠“民运有十几、廿个人,算上维权的应该有几百人。”追求自由、要求民主,萌于人性本然与内心呼声,中共政府又怎么禁止得了?最值得鼓舞的是新一代“陆民”清晰的公民意识。1996年,湖北随州中国民主党员刘飞跃(1970~)撰文〈中南海是中国腐败的根源〉(拘留15天)。[5]

“60后”胡军(1965~)当面告知警察:我就是希望颠覆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你们不要拿坐牢来吓唬我。[6]

“七0后”渝女唐小昭:你以为“永远”是这种局面,中国人一辈子都要生活在恐惧中吗?靠,休想!——我们等候的时间将不会太长了。按照党国的标准,我确实政治上不成熟,而且永远不会成熟。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如果谁“政治上成熟”了,基本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人性,变成了一台冷血机器。中国就是一个大笼子,它囚禁着我们。[7]

北大法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讲师许志永(1973~),敢于明确对“无产阶级专政铁拳”说——我不爱党,一个原因是历史上它给我的祖国带来的太残酷的伤害,数千万人饿死,“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还有就是今天这个党太肮脏,大量贪官污吏,从申请书到入党宣誓都是在公然撒谎——有几个真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8]

这些都是上几代“陆民”绝对不敢出口的大实话,既丈量出社会的进步,也是中共最害怕的“星星之火”。

2007年6月,当年的“六四”学生陈云飞觑空在《成都晚报》刊出广告——“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很奇怪,如此“反革命”广告怎么竟给捅出来了?

2011年,川女程婉芸(1971~)对抓他的警察说:共产党的统治摇摇欲坠了,警察也好,百姓也好,大家应该一起来推墙。[9]

“六四”后,青年的爱国热情因受残酷打压一度消沉,北京流谚“老年燃烧,青年取暖”,似乎关心政治、忧心国务的只是一群白髪老人。但从近二十年中国各项民运、维权运动的人员构成来看,从“30后”老右派、40后“解放牌”、“50后”老知青、“60后”“70后”六四分子、“80后”“90后”新生代,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革命自有后来人呵!根植人性的自由爝火,一代代追求民主的不灭动力。

至于中共政治卫生的天敌——访民,据国家信访局2014年公布,全国各级每年信访量总计1000万件,上访人数每年超过50万人次。但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1958~)估计,每年上访案件2000~3000万起,上访人数100~150万人次。再据中国社科院上访专家于建嵘(1962~)调查,仅0.2%上访者的问题得到解决。一位寄居北京上访村20年的访民说:“我们想要的东西,国家一样也不会给我们。”甚至有“战斗”51年的访民还在“继续革命”。另一位15年访民“拜访”最高法院信访办2018次,还没解决问题。一位访民被信访办收容遣送152次。一位访民将含冤而死的亲属头颅割下,提着上访,遭劳教……“每名上访者都是一份控告书,都是发给中共上访制度的验尸报告。”

访民递增,当然说明社会矛盾加剧,各种冲突无法解决于基层。国家信访局一位高官公开承认:80%以上访案应予解决,且可解决于基层;访民80%为农民,访因出于各级基层的不作为。中国政法大学萧翰指出:访民为“司法难民”、上访制度乃“制度性欺骗”。一名老访民总结:“上访之路是通向万人坑的不归路,一上访便是无期徒刑。”访民流谚:“死在北京,自然结案。”[10]

2012年,京沪等地出现“公民聚餐”活动,每月最后一个周六,有公民意识者聚餐议论政。北京规模达到200人。成都坚持多年的茶叙“龙门阵”则达500人。[11]

2004年8月,一批“80后”青年在大陆组建网络群体“泛蓝联盟”,他们虽从未去过台湾,却以国民党精神党员自居,宣扬三民主义,传播台湾经验,明确向往台湾的“白色恐怖”——蒋公若在大陆搞如此“和风细雨”的白色恐怖,该有多好!

“泛蓝联盟”重要成员张起(1983~),2008年以“煽颠罪”判刑4年,出狱后不改初心。[12]

至于2009~2013年110余名藏人自焚(要求达赖回藏)[13]、2014年“3·01”昆明火车站、“4·30”乌鲁木齐火车站维民暴力恐袭,最麻烦的民族矛盾,中共更头疼了。

结语

2005年4月,笔者在香港“反动杂志”《开放》开始发声(笔名),2007年“暴露”后长期遭特别关注,一直孤军独战,仅几位“远远同情者”,来往的同志只有一位——刘文忠(文革烈士刘文辉残疾胞弟)。来美后,读到一些资料,原来“同志”很多呵!“茉莉花”案犯中就有邻居李化平(1966~),其住所“文化花园”就在本人“三湘花城”贴隔壁。2013年1月李化平入选博讯网“2012年大陆维权风云人物”。2013年8月李化平参与声援合肥“小安妮事件”被捕[14],2014年12月被判刑两年。[15]

捧读各路民运进行时资料,心情复杂,既触知中国人权现状的糟糕度、中共的暴虐度,也感觉“春潮在望”。从相当意义上,经济基础必然推促上层建筑的“配[16]套”,饱暖思权益。公义公正、自由民主,习共禁止得了么?公民维权,星火遍野,浩荡潮流呵!当然,也只有符合人性人权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才可能得到后人认可与历史继承。

注释:

[1] 华泽采编:《茉莉花在中国:镇压与迫害实录》,开学文化公司(台北)2015年版,下册,页26.

[2] 许志永:《堂堂正正做公民》,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4年版,页41.

[3] 冯正虎:〈公民诉权缺失的中国危机〉,载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编:《中国生死书》,沐风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13年版,页174.

[4] 商风、龙玉琴(记者):〈国家信访局:每天收信约2000件2/3写给国家领导人〉,载《南方都市报》(广州)2016-1-31.http://news.ifeng.com/a/20150131/43065720_0.shtml

[5]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编:《中国生死书》,页176.

[6] 华泽采编:《茉莉花在中国》,上册,页284、140、182.

[7] 徐友渔、华泽编:《遭遇警察》,开放出版社(香港)2012年版,页53~55.

[8] 许志永:《堂堂正正做公民》,页324.

[9] 华泽采编:《茉莉花在中国》,下册,页35.

[10] 《中国生死书》,页102~110.

[11] 杨宪宏VS张林:〈中国政治犯出狱后的处境〉,载《中国生死书》,页150~151.

[12] 张起:〈泛蓝联盟的乡愁〉,载《中国生死书》,页154.

[13] 达瓦才仁:〈西藏的唯一出路〉;袁红冰:〈燃烧的西藏在拷问人类的良知〉;载《中国生死书》,页203、245.

[14] 小安妮:蚌埠民运人士张林幼女。2013年2月27日张林被捕;10岁小安妮放学被四名男子带走,关押三小时,后随父遣返蚌埠。4月7日起,维权人士陆续赴合肥声援小安妮“恢复学业”;8日张林在维权律师及网友陪同下,携安妮回合肥琥珀小学要求复学,遭拒。网友遂在合肥开展接力绝食抗议,16日警方强行清场,数人拘留,张林父女再度被强返蚌埠并软禁。7月19日,张林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2014年9月判刑三年半。(《茉莉花在中国》下册,页225)

[15] 华泽采编:《茉莉花在中国》,上册,页104.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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