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贡尼克 著 吴万伟 译

   加缪发誓放弃抽象论述和极端主义,找到了一种用清醒、崇高和稍微有些哀伤的风格撰写政治文章的方法。

   法国小说家和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当然是令众多女性着迷的英俊男生,就像美国热播剧《广告狂人》的主角唐•德雷柏(the Don Draper)一样令她们倾倒。这或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有个事实是认识加缪的人在谈到他是谁的时候首先谈及的就是这个话题。伊丽莎白•豪斯(Elizabeth Hawes)2009年的书《加缪:一个浪漫传奇》基本上是大学女生为之痴迷倾倒的哀怨故事,当她询问曾见到1946年纽约之旅的加缪的《党派评论》读者群的幸存者,加缪是什么样时,他们,他们说,加缪让人想起了电影明星博加特(Bogart在影片中扮演刚强、沉默寡言却是热心肠的英雄人物,如《卡萨布兰卡》(1942年)和《非洲女王号》(1951年)。该期刊的编辑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说,“我能够告诉你的是,加缪是我见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说话尖刻的莱昂纳尔•阿贝尔(Lionel Abel)不仅将其比作博加特而且不断告诉豪斯,加缪的核心特征是他的“优雅”。(需要像列布林(A. J. Liebling)那样更敏锐和更具法国味道的眼光才能注意到,从巴黎的风格来看,加缪在纽约时穿的西装至少过时20年了。)

   加缪喜欢读者的如此喜爱,他甚至在给法国出版商写文章时谈及此事。“你知道,无论何时我都能签订拍电影的合同,”他开玩笑说,但不仅仅是开玩笑而已。看看40年代时卡蒂埃-布列松(Cartier-Bresson)拍摄的加缪照片—竖起的风衣领子、梳到后面的头发、嘴中叼着香烟、棱角分明的面庞和活泼热情的眼睛,活脱脱就是明星范儿。难怪人们认为他是电影明星而不仅仅是个圣人了,难怪他也很清楚自己拥有的迷人魅力。

   他唯一的女儿凯瑟琳•加缪(Catherine Camus)的新书《阿尔贝•加缪:独处与团结》(Edition Olms)基本上就是一本相册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哲学探索也就完全说得通了。对思想者来说,相貌也很重要。聪明人通常都会因为某些缺陷而获得补偿,虽然使其张开艺术之弓的伤痛不过是鼻子过大或者耳朵向外突出而已。善于思考的相貌丑陋者—苏格拉底或者萨特—是在用思想深刻来弥补相貌方面的不足。(加缪曾经看到过萨特极度讨好一个漂亮姑娘,感到纳闷他为什么不像加缪一样玩酷的把戏。萨特诚实地回答说,“你见过我的脸吗?”)当英俊男生或者漂亮美女从事思想工作时,给我们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本来能够选择其他道路赢得大名,他们选择思想探索说明里面有更值得追求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漂亮脸蛋儿通过露面就能获得利益的迂回路径。

   加缪的形象持续存在—我们纪念他不仅是优秀的作家而且是个人典范,是世俗意义上的圣徒,是时代精神的代表,也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了解一些的最后一位法国作家。法国文学批评家有时候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对待他,高中课本里的经典作家也来了—这种口吻是法国作家米歇尔•翁弗雷(Michel Onfray)在其新出版的加缪生平《讲秩序的极端自由主义者》(L’Ordre Libertaire)试图纠正的偏向,他坚持认为,加缪不仅是更好的作家而且是比萨特更有趣、也更系统的思想家。

   但是,本地读者的怀疑主义并不仅仅是势利眼。当今阅读其著作,加缪或许更多是被当作伟大的记者—一个日记作家或编辑–而不是小说家或哲学家而被人记住。他的文笔优美,甚至在遵循常规思考时,他的文笔都清醒和流畅,在某种意义上是思想的真正低沉厚重。用法语写成的标准传记的作者奥利维耶·托德(Olivier Todd)认为,加缪或许得益于比包括波普尔和奥威尔在内的反极权主义英美同代人知道得更多。但实际上,加缪提出的大问题从来不是英美自由主义者的问题:我们如何让世界在明天变得更好一些?为什么今晚不自杀?这是法国典型的宏大叙事问题。对此问题,答案在最后出现—这做起来很容易;明天或许比今天更好些;毕竟,你必须对人有一点儿信仰–这并不减少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身上的魅力,他将此问题颠倒过来,优雅地倒过来看。

   在美国,加缪首先是法国人;而在法国,他在很多时候仍然是阿尔及利亚人—法国裔的阿尔及利亚人,后来被称为黑脚(pied noir),意思是前往阿尔及利亚定居的殖民地欧洲移民。厚厚一层陈词滥调往往遮蔽了那个条件:正如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作家被认为其身份中应该有一种沼泽地的神秘感,一种可利用的过去,这是北方人没有办法模仿的东西;同样,“地中海人”在法国被认为有一种深厚的湖滨历史。加缪拥有那种神秘感:他被认为带着某种“原始”色彩—他是游泳健将,只是因为患上肺结核而作罢,他还是更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因为地中海人身份,他似乎更具古典味道,能接触到橄榄园和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但现实往往更残酷和更肮脏。他的父亲是葡萄酒公司收入微薄的酒窖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打死了,当时加缪只有一岁。他的母亲是保姆,为有钱的法国人家庭打扫卫生。年轻时虽然同情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主义,但从内心深处,加缪明白殖民主义者剥削的故事应该包括她母亲跪在地上擦地板的形象。不是每个殖民主义者都是贪婪的寄生虫。

   加缪是一流的哲学系学生,法国的尚贤体制甚至波及遥远的省份。他因为在20出头的时候写了一篇论普罗提诺(罗马新柏拉图派哲学家(Plotinus)和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论文很快在当地大学出类拔萃。与共产主义调情之后,他在1940年手提公文包,带着一卷小说手稿前往法国大陆,心中抱着当记者的野心。他曾短暂地为报纸《巴黎晚报》(Paris-Soir)工作,后来返回北非,在那里写完了两本书。到了1943年,他返回巴黎加入秘密的抵抗运动的报纸《战斗报》,并出版了这些书稿:第一本小说《局外人》和哲学论文《西西弗斯的神话》。德国占领时期,令人丧失斗志和思想麻木的作品仍然能够继续出版,允许似乎远离政治,没有颠覆性的书籍的出版符合德国人的利益。

   小说和随笔表达了同样的主题,虽然小说是向下走的,而随笔是向上提升的:意义是你创造出来的,而人生是荒谬的。在小说中,加缪的人生是荒谬的意思是没有方向感,而在随笔中,人生的荒谬是在不能被确定性证明合理的意义上。人生之所以荒谬在于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呢?人生的荒谬也因为谁知道呢?《局外人》讲述了一个感到异化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默尔索(Meursault)的故事,有一天他在海滩无缘无故地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这个无缘无故的理由是关键:如果无缘无故采取行动是可能的,谈论行为的好坏时或许从来就没有任何理由。默尔索认为(加缪赞同)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因为没有神圣的秩序,甚至没有很明显的人类目的,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倒霉事,你可能因为这个事或者那个事而倒霉:在一个所有意义被掏空的世界,最不道德的行为或许像最好的行为一样有意义。默尔索杀害受害者的那个干涸的、一望无际的海滩是这样一个地方,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没有真感情,它已经变成死寂压抑的风景和城市风光,十年来那里居住着画家贾科梅蒂(Giacometti)的憔悴的行人和长着迷人眼睛的博加特等各色人等。

   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加缪提供了一种方式,阻止了默尔索的荒谬演变成纯粹的杀戮:他说,我们都是西西弗斯,都注定要把巨大的滚石推上山顶,然后看着它再滚下来,循环往复一直到我们去世。一方面承认行为在本质上总是荒谬的,同时学会推动巨石上山,并至少脸上维持一半的笑容—“人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最突出强调的格言—是体面行动的唯一方式。

   是加缪为《战斗报》写的社论维持了他的声誉长盛不衰。社论作家似乎是爬格子类别中最枯燥乏味和最无助之人:他们总结时代的观点却不能署名,表达真理和避免枯燥性是高难度的舞蹈—说到点子上常常很困难但也很少令人感到吃惊。优秀的社论文章与其说是赢得论证的胜利,因为其他一方基本就不听,倒不如是告诉自己一方的人在争论时应该如何表达观点。事实上,这是一种舆论传导,作者是在试图对自己一边的人说出悲观的论调和主调音。优秀的社论作家的教导不是“说这些”而是“听起来应该这样”。

   加缪想要表达的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自由、平等和博爱。但是,他找到了表达这些的新方式。口吻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发现了一种在报纸上说话的方式,既不同于共产主义者喜欢的花里胡哨的陈词滥调也不是天主教右派沉闷呆滞的抽象论述。他的口吻不是伏尔泰式巴黎人的怨恨而是一种带着忧郁的崇高性。加缪的话听起来很严肃,但也有些令人伤感–他为政治写作活动添加了悲哀的权威性。在需要让公共语言恢复尊严的时刻,他的写作保持了一种尊严,在历史进展太快时,他让公共语言慢了下来。在解放之时,他写到(亚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的翻译):

   既然我们已经赢得了表达自我的手段,我们对自己和国家的责任就应该是巨大的。我们每个人的任务就是认真思考说什么,逐渐塑造文章的精神;要认真地写出来,同时不至于忽略国家重新恢复权威声音的迫切需要。如果我们确保这个声音有威力而不是仇恨,有令人骄傲的客观性而不是空洞的修辞,有人性的关怀而不是平庸的说教,那么我们就能够挽救很多东西。

   即便在庆祝欢腾的时刻,责任、关怀、渐进性和人性等是加缪的典型话语,它们不是法国政治话语中的常用词。敌人不是这边或者那边而是修辞本身的抽象论述。他写到,“我们见证了撒谎、羞辱、杀害、驱逐、折磨,就每一种罪恶而言,我们都不可能说服犯罪者不做这些,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因为没有办法说服人们相信一个抽象概念。”萨特在《战斗报》的个人签名现场专栏中写到,解放一直是“令人痴迷和高兴的时刻。”(事实上,萨特持续避免上街,让西蒙波伏娃写作,他则在发表文章时署名。)加缪则认为,痴迷和高兴是自由最不应该带来的东西。他的关键词是担忧和责任。

   在40年代时,加缪和萨特有了密切的交往。虽然各自在见到本人之前都阅读过对方的文章,但他们是在1943年的圣日耳曼(Saint-Germain)的咖啡馆成了好朋友。当时,花神咖啡馆(the Café de Flore)不是花费昂贵的场所,而是有暖气片足以让人在冬天时感到温暖的少数地方。此后的十年,法国思想界的生活基本上受到这两个人的行为的支配。加缪结了婚,很快就有了情人,再后来有了双胞胎(和妻子的)。托德写的加缪传记的一位美国读者惊讶地发现,在这对双胞胎出生之后,加缪的生活仍然与往常一样—他最深刻的情感依赖似乎仍然在萨特及其朋友圈那边。事实上,法国哲学家在咖啡馆辩论存在主义的形象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的,就来自这帮人(在此之前,咖啡馆里的法国人辩论的是爱情。)

   哲学家?他们是眼光独到的表演者,他们是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他们的第一次对话就是有关剧场的—萨特恶心地请加缪导演他的剧本《禁闭》(No Exit)的演出—没过多久,萨特就被他推迟了很久才加入的抵抗组织派去占领法兰西国家剧院(the Comédie-Française)。(抵抗组织事实上有个剧场委员会)加缪来到剧场后,发现萨特在管弦乐队的座位上睡着了。加缪开玩笑说,“至少你的椅子面对着历史的方向,”他的意思是这把椅子比睡着的哲学家看起来有更多的承诺。这个俏皮话让萨特烦恼不已,这有些出乎意料,因为这样的笑话会在作家中广泛流传。

   攻击萨特是英美知识分子最喜欢的运动,在过去十年,克利夫•詹姆斯(Clive James)和已经过世的托尼•朱特(Tony Judt)都对萨特穷追猛打—所以值得回顾一下,为什么加缪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尊重萨特的好观点。萨特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年代和个人魅力。如果你问那些因为萨特而人生发生重大改变的人为什么这么热烈地崇拜他,他们可能说那是因为萨特的书《存在与虚无》和他在1945年的著名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协调起来。在有些人看来,这或许不像一种恭维–他们或许觉得就像父母在看到孩子吃早餐时把幸运符饼干与家乐氏水果谷物圈(Froot Loops)混在碗里吃时的那种感受,同时似乎很有活力。萨特发现了人道主义和历史的角色–“人道主义”意味着个人行为产生回响和意义的启蒙信念,“历史”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信念,依据辩证法不受个人控制地运行,但实际上做不到。萨特说你不知道历史如何运行,但是你的行为可以表现出你知道的样子:“如果我问自己‘社会理想能够变成现实吗?’我不能回答,我只知道无论我有多大权力让它这样,我都要做;除此之外,我并不指望任何东西。”再次,“人除了自己选择的东西之外,他什么也不是。他的存在只是他实现的自我,因此,他不过是他选择的总结,此外什么也不是。除了他的生活,此外什么也不是。”(萨特的话有时候听起来就像首屈一指的咨询大师托尼•罗宾斯(Tony Robbins)—只有你能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这或许是他魅力的一部分,悄悄地说)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锁链之中,他错了,人们只是出生了而已。还有什么比选择自由而不是打开身边人的锁链更好的方式呢?

   萨特倾向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共产党令人奇怪地模仿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支持基督教的“赌博”:这个信仰或许是真实的,但为什么不能拥抱它呢?因为拥抱它,你并不损失什么,但至少得到了信仰许诺的所有好处。就萨特而言,如果“社会理想”永远不会到来,至少你尝试过,如果它到来,你可能在无产阶级英雄的万神殿中赢得一席之地。这个推理或许有些卑鄙或自私,但对于帕斯卡尔传统内部的人来说,那似乎是勇敢和鲁莽的。(加缪称帕斯卡尔“昨天和今天最伟大的人”。)萨特从来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对党的信仰和有意识的盲目结盟非常密切地反映了对教会的信仰,借用了教会道德目的的剩余光环。我们不是说萨特没有意识到苏联集中营的存在,他注意到了。他只是认为,你可以忽略它们,就像好的天主教徒并不假装看不见教会常常造成的人间地狱,但仍然认为你能看到教会越过地狱指向的天堂。

   1951年,加缪进而与萨特以及萨特的刊物《现代杂志》(Les Temps Modernes)决裂,在该刊发表了他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在英文中被令人误解地翻译成“The Rebel”。两人之间的裂纹很简单,虽然导致裂纹的因素很复杂。萨特是法兰西共产党(the P.C.F.)毫不含糊的同情者,而加缪不是。萨特站在党的立场上对被描述为“信鸽事件”的这种事情怒不可遏,其中党的书记被发现在车里有鸽子,被警方指控使用鸽子传递情报,就像优秀的革命者参与非法示威游行。(结果发现,就像优秀的法国人,他不过是计划做一道鸽子菜而已。)

   在《反抗者》中,加缪写到(菲利普·玛莉特(Philip Mairet)的翻译):献身于生命的持续,献身于他建造的房子,献身于人类的尊严,献身于地球,并从中获得播下的种子所带来的收获和一次次地维持世界的存在。最终,正是那些知道在适合的时候如何反抗,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才能推动事业的进步。

   在英语中,这听起来不过有些冠冕堂皇。在1951年的法国,真正的意义是尖刻讥讽和十分明显:只有道德上的傻瓜白痴才会以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名义加盟共产党。加缪辨认出萨特对共产党同情者的描述作为信仰跨越的隐情。按照萨特的前提,解开身边人锁链的唯一实际方法是首先杀死紧挨着这个人的人,因为他是拴住此人的人;杀死所有狱卒,人人都获得解放。加缪看到,这听起来很伟大,但你可能看到,在你杀死了所有狱卒后却发现其他狱卒取而代之。死在苏联的集中营与死在纳粹集中营并么有什么区别。我们既不应该成为受害者也不应该成为刽子手,为了追求乌托邦未来,不惜牺牲掉当今活着的人,那才是悲哀的愚蠢之举。

   这个立场当然因为说出真理而受到赞扬,但是因为其勇气受到称赞就有些怪异了。毕竟,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斯大林主义恰恰是北美和西欧每个民主政府的立场。那是哈里·杜鲁门的立场也是克莱门特·艾德礼的立场,是丘吉尔的立场,也是皮埃尔·蒙德(Pierre Mendès-France)的立场。那是自由派冷战的教义:“极权主义”的真正继承者是共产党人,因而必须受到抵抗。

   我们说,那是勇敢之举,因为虽然普通人和政客更聪明,但法国知识分子的信仰正好相反。这不是虚假,而是有一个更微妙的东西在发挥作用。那是知识分子生活的本质—也是其价值的一部分—偏向极端的另类立场,因为常常最需要表达这种观点。哈佛和耶鲁给教授金钱让他们向学生讲述其相信的一切都是资产阶级幻想。正如科赫兄弟给基金会成员金钱让他们宣扬所有的资产阶级幻想都是真实的。任何一种说法都不是完全真实的事实并不能改变需要花钱让人说出这些观点的必要性。我们花钱买的观点是那些定义我们外在边缘的东西,正如安·兰德(Ayn Rand)在观看她的忠诚宣言时所明白的那样。我们想让伟大的思想家表达极端观点,因为我们渺小的头脑已经表达了稳健的观点。

   在这个意义上,萨特的崇拜者抗议在他们看来英美批评家幼稚的道德化,这并不算错。萨特的崇拜者在巴黎还有很多,他们坚持认为萨特首先是思想开放的人,他会因为自己的错误而谴责自己,也常常修改自己的错误,在站在苏联一边之后没有多长时间就与其决裂。他的思想开放,终身不渝地“追寻”(recherché)绝不能像观看足球比赛那样打分来盖棺论定,正确观点给三分,错误观点给6分。

   指控这样一位思想家虚伪是不公平的,但是,指控他过分习惯性地享受幸福或许不是没有道理。虽然萨特和加缪带有自我广告性质地标榜自己如何痛苦,但是,他们在战后过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幸福的。他们的传记之所以受到普遍欢迎是因为它们戏剧性地体现了现代人的令人恼火的痴迷,也因为它们呈现出左岸咖啡馆和后半夜狂欢场所和漫长假期的学术圈的吸引力。这样的生活隐含性地假设,其居住的社会无论你们说什么都将继续正常运行。虽然倍受批评,咖啡馆、图书馆和二手书店将继续存在。法兰西学院教授认为法兰西学院不应该有教授,但他并不真的相信这个观点,否则他就不是教授了。这不是莫斯科思想家能够拥有的奢侈,更不是金边思想家指望拥有的奢侈。萨特的大罪恶不是他的意识形态而是他的偏狭性,其意识形态事实上一直在改变。鼓吹观点是行动的人并不认为观点真正能够改变生活,他期待生活将继续像从前一样进行,同时给予他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另外一个机会。如果你能得到,那就好。

   加缪想要的是更好的共和国。他得到的是第四共和国。戴高乐常常被认为是抵抗运动领袖,这种神话如果与美国解放神话相比就不是神话了,也就是说,它真的发生了,不过你需要扔掉很多其他东西才能辨认出发生的事听起来非常好。但是,他也创造了另外一个神话:第四共和国失败的神话用以便证明第五共和国的必要性。事实上,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协商比拥有像国王一样大权在握的总统的第五共和国更多,它并不像指控的那样更腐败或效率低下,事实上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把法国从1945年的瘫痪状态带入到1958年的繁荣时期。其失败恰恰在于没有解决去殖民化的难题,对此,它并不比其他组成部分更聪明。

   沿着这条线,哲学问题得以解决。让历史与人道主义和解或许困难,但是制订法律,迫使资本主义给予工人比从前更多的权利、舒适和安全并不难,同时仍然尊重每个人经营小商店和咒骂政府的自由。每个富裕的西方政府都轻易地做到了这一点或正在做,虽然西方大师还在论证它是否可以想象的东西。这些事做起来比思考起来还更容易些—这是萨特似乎从来没有非常清楚地搞明白的萨特式要点。

   萨特对“反抗者”的反应是真正的带有家长色彩的精致讲究。不是从彼得的座位上发出对异端分子的谴责,而且来自更下面的人,这不仅意味着家长的某种模糊性而且留下了先谴责最终再欢迎回家的可能性。谴责加缪的任务被转交给《现代杂志》的专栏作家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他完全偏向加缪,先是称赞其文笔风格(称赞作家的流畅文笔通常是暗示他在提出大观点方面不聪明的方式),然后指控他在哲学上过于幼稚,对法国右派的工具缺乏明智理解。加缪的回应则完全忽略让松,话头直接专门针对萨特,指他是“出版事件的导演”。萨特接着做出回应,试图扮演无辜者的角色,文章是让松写的,不是我写的;你矛头对准我,令让松陷入尴尬境地。这样,萨特既保护了让松又矮化了让松,隐含的意思是他需要得到爸爸一样的保护,指控加缪对萨特贬低的小人物冷漠无情。这样做干得干脆(其实,让松是真正有意思的人物,比教皇还有更多天主教色彩,比异端分子更异端,最近我刚刚获得玛丽·皮埃尔·乌略亚(Marie-Pierre Ulloa)写的很好传记。萨特要比任何一种萨特式信徒更加舒服和更有手腕得多,加缪比任何一种加缪式信徒更容易深受内心正直的感动,让松则是两者兼有。作为阿尔及利亚反抗者的有偏见者,让松是可怜的人,被隐蔽了几乎十年,远离圣日耳曼区—他是在这个圈子里唯一认为他们都是当真的人。)

   每个人都知道对方是脆弱的。称萨特是“领导先生”(Monsieur le Directeur)也就是说文学官僚,这是加缪处在朋友立场的讽刺。萨特的回击是对加缪在哲学上的装模作样摆出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假设你没有很好推理呢?假设你的思想混乱和平淡无奇呢?”他说。恼羞成怒之下,加缪选择提醒萨特在法兰西剧场的打盹,说作为曾经“从来没有逃离当时战斗的”战士,他已经受够了别人的指教,何况此人“从来没有把椅子放在面对历史的方向。”就像让格劳乔(Groucho)在电视剧《鸭羹》(Duck Soup)中勃然大怒的词汇“暴发户”一样,“摇椅”一词是对萨特的致命侮辱。两人就此决裂,再无往来。

   受到这次唇枪舌剑的伤害,加缪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闭口不谈。萨特看到的世界危机在南北轴而不东西轴上。苏联对欧洲的支配,和在那种支配下法国共产党同情者的默许,以及其公然表现出向西欧扩展的欲望—或许是或应该是萨特的核心主题。但是,他专注的是主导50年代法国外交政策的殖民帝国战争,首先是印度支那战争,后来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间是苏伊士运河战争。看到50年代核心政治故事是西方民主国家捍卫自己自由的尝试是有道理的;但是将其视为衰落的欧洲帝国要牢牢抓住其海外殖民地的尝试也不是错误的,对我们来说,它在记忆中消退只是因为失败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甚至不记得他们曾尝试过。

   虽然毫无疑问持有反殖民主义立场,但加缪拒绝参加国民解放阵线等多愁善感的论调,那是当时年代左翼圈子不可缺少的标配(de rigueur)。竭力解释他为什么不能放弃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观点,至少是某种体面的妥协,那将确保多数派统治,同时确保“定居者”少数派的权利—他最终说出来的是底气不足的说法,他不能放弃自己的母亲。这似乎不过是血缘问题。由于缺乏更好的表达方式,他选择了沉默,这个最不可缺少的社论作家在人生的最后五年都是被软禁在家中不能说话,直到他在1960年车祸死去之前。他发誓再也不谈论阿尔及利亚问题。

   加缪深刻地感受到被压迫者的感情,也感受到看似压迫者的感受。他认识到任何国家的大多数定居者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就像当地人一样是这种场景的受害者,他提出了体面和移情的同样主张。他们在很多方面不是无根的殖民者来到这里为了捞钱—那些人将被本地统治阶级所取代。殖民主义是错误的,但殖民者的人道主张就像被殖民者的主张一样是真实的。任何人都不比其他任何人更具土著性。这仍然是不时髦的说法,甚至是个禁忌话题;比如人们感觉到美国左派对南方黑人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剧作家阿索尔•富加德(Athol Fugard)的剧本是这种简单化的很好解毒剂,曼德拉的道德伟大就在于看到和说出了布尔人像科萨人一样是南非人。)加缪并不错。他提到母亲的意思是他的母亲:不是血缘忠诚或者基因根源而是一辈子做保姆的妇女的特别经历,她并没有犯下任何殖民者的罪恶也没有成为殖民者的帮凶,她并不比地球上的其他任何人更有理由被某些人赶走。不是他不愿意为了事业放弃自己的根源,而是他不愿意为了观点而放弃他的母亲。

   加缪称那个把阻挡历史潮流的人不当成人的趋势是“抽象”问题。他的意思是,我们总是可能无视富农或黑脚或者无论是谁的时代必要受害者的人性。马克思的书读得太多,你就可能看不见自己的妈妈。在历史面前数万农民是什么?加缪认为所有的理想政府体制都是错误的,所有暴行都是暴行,都同样是罪恶。在此意义上,作为自由派是一种成就,他有一种善于妥协的风格。萨特的圈子称赞加缪的风格,却反对它,是因为他们专注于某些概念。加缪对极权主义思想造成的威胁来自于他有能力把常识性原则加在一整套权威观点和没有时间特征的格言之上。如果想了解道德机智和甜蜜,没有比加缪在50年代的笔记更好的书了,那里面充满这样的格言警句:“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辩证法的织毛衣女性(tricoteuses,指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候,那些在断头台下麻木不仁地一边观看血腥暴力的情景,一边织毛衣的女性—译注)”在一个个人头落地时,他们重新编织被事实扯得稀巴烂的推理袖子。或者简单的话“正义是唯一的大事。其他一切,那就要慈悲。”

   自由主义在英语国家是乐观主义者,因而总是有些愚昧昏庸。告诉西西弗斯他有一天将把那块石头推上山是空洞的希望。他不会。加缪想象西西弗斯承诺于日常行为;他并不鼓励西西弗斯希望石头更好或者山坡更短。这里给出的建议基本上是一样的—对现有的最好行动的短期承诺,但是,通过接受这块石头总要再滚下来,加缪将悲剧性任务赋予常识之上,在日常劳作推动巨石上山的人身上看到一张英雄的面孔。那或许是他曾经做出的最漂亮之事。

   作者简介:

   亚当•贡尼克,《纽约客》专栏作家,自从1986年以来就一直为其投稿。

   译自:Facing History Why we love Camus By Adam Gopnik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2/04/09/facing-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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