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蝙蝠侠和米塞斯
还有圆石市书信的发现
——不得不说的故事
文：Ari Armstrong 译：禅心云起
序言
米塞斯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坚定地捍卫个人自由。我得说，柏林蝙蝠侠也和他持相同的意见。如我们所知，蝙蝠侠用实际行动，捍卫了自己的信念。
当理查德·艾伯林教授走进教室时，大门在身后关上，他眼前漆黑一团。突然间，一道强光射到黑板上。
这是蝙蝠侠的信号灯。
莫斯科的宝藏
多年前，1996年10月，艾伯林在莫斯科影印文档，不知不觉印了数千份之多。根据经济教育基金会（他后来担任了该基金会主席）发表的艾伯林传记所说，他1990年几次赴前苏提供“自由市场改革和公有制经济私有化”咨询。传记补充道：“1991年1月，他在立陶宛维尔纽斯目睹前苏军事镇压，有13名立陶宛居民丧命。1991年8月未遂政变期间，他就呆在莫斯科的街垒里面，和俄罗斯议会的保卫者同仇敌忾。”
然而，他在智力上最令人兴奋的工作，莫过于1996年的这些影印本。他开始向全世界提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一度下落不明的文档。
米塞斯的妻子玛吉特后来写道：“纳粹进入维也纳的当晚”，夫妇二人把“他宝贵的藏书、作品、文稿以及一切他们看重的东西，装进38口箱子，然后乘车离开。”
在米塞斯研究院指出，米塞斯1938年逃离纳粹魔爪、转赴瑞士，然后于1940年移居美国。他以为这些文档都丢失了。事实上，它们于二战末期，被俄罗斯人掠走，在莫斯科的一所秘密仓库里，埋藏了数十年之久。
1989年，米塞斯研究院报告说，学者们探知了这座丰富文藏的下落。从1990年到1992年，格拉茨大学的Stefan Karner和维也纳大学的Gerhard Jagschitz给来自奥地利的34,000箱文档编辑目录，目录中就含有米塞斯的文档列表。艾伯林后来利用这份目录，找到了这些文档的确切位置。
这把我们引入蝙蝠侠的话题。《蝙蝠侠历代记》（1998年冬季版，由保罗·波普创作），以“替代现实”人物巴鲁克·韦恩为主角。这名犹太孤儿长大后，奋起抵抗纳粹。在漫画中，蝙蝠侠知道米塞斯，试图阻止纳粹分子劫走米塞斯的文档。
漫画《柏林蝙蝠侠》
主要人物及情节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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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鲁克·韦恩（蝙蝠侠）：韦恩在白天是富有的社交名流、立体派画家、隐藏身份的犹太人。到了夜晚，他就化身为神秘的蝙蝠侠——所有犯罪分子和邪恶头脑的天敌。
罗宾：韦恩的女助手。1938年，她协助蝙蝠侠打击罪犯。1998年，她撰写了一部尚未发表的回忆录。
加登局长：协助没收米塞斯作品的警察局长，与韦恩有“交情”，既不知道他是犹太人，又不知道他是蝙蝠侠。
时间：1938年
地点：德国柏林
巴鲁克·韦恩从好友加登局长那里得知，警方没收了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藏书、作品和笔记，因为米塞斯反对第三帝国和希特勒纳粹政策的立场。加登不知道，韦恩实际上就是那位一直让纳粹分子头疼不已的神秘蝙蝠侠。
多年以前，当韦恩仍然是孩子时，看着他的犹太父母，被反犹暴徒殴打致死。从那时起，韦恩发誓要替双亲复仇，用余生来对付一切罪犯和不公正。他成年后，继承了父母财产，身心臻于成熟。受到一只入室蝙蝠的启发，他决定用这个符号来令罪犯胆寒。
遇见加登的第二晚，韦恩穿上蝙蝠衫，直奔火车站，想要偷偷取回米塞斯的作品。他设法阻止火车，但被加登的手下围困。于是他毁掉火车，好让米塞斯的作品和思想，不至于落入坏人之手。
以下摘自于蝙蝠侠助手罗宾未出版的的回忆录：
（…）米塞斯在1938年纳粹要洗劫他的公寓时逃到了美国。他的房东太太向当局告发米塞斯，说他正在编写一部挑战纳粹社会经济政策的新书。纳粹延缓了米塞斯的步伐，但不能阻止他，他继续写出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动》。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自由至上主义作品之一。米塞斯反对专制的想法，先是对纳粹，后是对苏俄，也对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爱干涉管制的政府构成了威胁。（…）他捍卫个人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我应该补充一下，柏林蝙蝠侠也是如此。
圆石市的书信
米塞斯的智力谱系，通过经济学家范西克尔（John Valentine Van Sickle）延伸到了圆石市〖Boulder，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北部城市〗。一战期间，范西克尔中止了他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研究，志愿加入军队。战后，他留在法国担任大使翻译。范西克尔从那里出发，赴奥地利拜见米塞斯。米塞斯把作品《社会主义》的影印本赠给他。范西克尔得阅此书，后来达到通宵达旦、手不释卷的地步，结果他的观念，转变到了自由市场一边。范西克尔在米塞斯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撰写了以奥地利直接税为主题的论文。
米塞斯的著作，对其他大人物也有类似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写道：“《社会主义》在1922年首次出版时，其冲击是深远的。一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理想主义者，在这本书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观点，最后改变得如此彻底。我清楚这点，因为我就是这些年轻人之一。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构社会的愿望，使我们当中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它会满足我们对于一个理性和公正世界的希望。这本书一问世，就把我们的希望击得粉碎。《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一直在寻求的改良，是完全搞错了方向（…）《社会主义》震撼了我们这一代人（…）”
结束治学生涯之后，范西克尔于1966年搬到圆石市。他在巴黎出生的儿子杰里，1960年迁到圆石市，现在居住在这里。范西克尔在这里撰写了作品《自由处在危机之中：理想主义的暴政》。
我在自由至上党〖美国当代以振兴古典自由思想和政策为己任的第三党〗认识了杰里。几个月前，他在闲聊中提到，他曾在父亲圆石市的家中遇见过哈耶克。哈耶克是我崇敬的英雄之一，所以这勾起了我的兴趣。杰里告诉我，其父曾师从米塞斯。杰里最近来拜访我，随身带来他父亲和哈耶克、米塞斯、米尔顿·弗里德曼（另一位诺奖得主）等学者的往来书信，供我扫描。杰里也和我讲了他父亲的故事。
艾柏林冒着生命危险，远赴莫斯科挖掘米塞斯的秘密文藏，而我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把朋友邀请过来。当然，这些信件也没被极权大军盗走两次，我怀疑我们这个小小项目，能否也给一本漫画带来灵感。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这是多丰富的一座宝藏！米塞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书信原稿！
米塞斯来美后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对于《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作者——俄裔移民安·兰德产生了深刻影响。米塞斯和兰德的思想，共同开拓了现代自由至上运动。
米塞斯逃离纳粹、安·兰德摆脱苏俄，这影响了两人各自的观点，进而影响到大多数现代自由至上论者的观点。兰德1936年发表的小说《生而为人》，是对前苏社会的严厉控诉。米塞斯1944年发表的《全能政府：极权国家和全面战争的崛起》，被米塞斯学院誉为“对德式国家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变种的首次全面审查”。两部作品，把他们对于极权思想和国家权力非分妄为的憎恶，深深烙入了渴望自由的心灵。
米塞斯的学生和传记作家柯兹纳特别提到：在美国，米塞斯结识了《纽约时报》记者黑兹利特和创办经济教育基金会的里德。米塞斯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学生是罗斯巴德。
米塞斯1973年去世。我对杰里抱憾说，米塞斯在尼克松卸去金本位制度的所有伪装之后，就过早离开了人世，没等到前苏解体，也没等到哈耶克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因此，米塞斯没能活着看到他的思想对于世界的充分影响。我说：“这太遗憾了。”杰里回答：“这样说过于客气。”
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弄明白许多信上的签名“弗里茨”（Fritz），就是哈耶克。我向杰里提到，一想到这位卓越学者、诺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弗里茨”，感觉有多么奇怪。（…）
范西克尔在1974年10月30日的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弗里茨，想必不说你也知道，我得知你获得诺贝尔奖时有多么高兴。我希望我是错的。可我认为，如果你不写《通往奴役之路》，你还会更早获得它。”
米塞斯的来信，充满了自由市场的深刻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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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于1955年2月24日的信中解释：“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它赋予消费者主权，让所有生产者别无他法，只能靠价廉质美的东西，满足消费者的愿望，这把消费者拔擢到至高的地位。它把物质生产要素的控制权，交给那些懂得如何利用这些要素让消费者受益最大的人。它使竞争行之有效。它代表着进步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所有人，不管什么阶层，都因为它普遍获益。”
“凡把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视为邪恶的人，都是些浪漫主义者，他们受到18世纪哲学家堆里流行观点的指导，即‘共和美德’，只能在每户农人都拥有自给自足小农场的社会里实现。这个国家（美国）之所以拥有史上最高的生活水平，是因为一连好几代人，都没去尝试‘再分配’和‘均等化’。在‘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地方，平均生活水平必然下降。”
“如果从不平等是一种邪恶的假设开始，把讨论和‘济贫’这个问题结合起来，那对所涉问题的这种讨论，就是毫无用处的。在封建社会中，贫困是收入不平等的必然结果，而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企业’不损害其他人的生活条件，相反还予以改善。”
“我清楚认识到，我的眼光迥异于新政(New Deal)的视角。人们对于‘按需分配’的想法着迷。这是流行词‘内疚情结’的根源，也是他们对口头信奉平等原则的苏俄，在潜意识中多少寄予同情的由来。”
“如果不公开支持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原则，一切赞成自由企业、私人创造、大众民主之类的主张，都会成为空话一句。”
只有像米塞斯这样的奥派经济学家，才会谈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中间道路构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现在指的是一个包括许多美国出生的学者在内的思想学派。）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弗里德曼这样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之间，总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尽管大多数自由至上主义者对两派皆有好感。（范西克尔教授与双方都保持着友好关系。）许多奥派学者认为弗里德曼过于偏离自由市场的道路——这样说有助于你初步了解他们。然而，米塞斯认为自由市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往富有生产成效的、享有广泛自由的社会所必须借助的手段。
米塞斯的奇迹
杰里兼听双方意见后，得出自己的自由市场结论。他说：“我在大学修政治学时，这门课对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嗤之以鼻（…）我独立思考了这种观点，对于相反的观点也一样。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真正的乐趣。”
杰里早年在欧洲度过。他说：“我记得小时候听过希特勒的广播，那是个可怕的声音。”他和家人一起回到美国，在海军呆了一段日子，就去上哈佛大学设计院，酷似兰德笔下的主人公霍华德·洛克，“我违抗他们的要求，所以没拿到学位”。他不得不到科罗拉多法院打官司，争取参加该州的建造师资格考试。“他们对没有学位的人从事建筑业不以为然。”他把自己所遇到的坎坷挫折，描述为“一个涉及独占许可的典型故事”。
19世纪80年代，杰里的祖父成为一名教师前，在丹佛当木匠。因此，范西克尔于1892年出生在丹佛一所至今仍然完好的房子里。杰里结合了他祖父和父亲的爱好，在这个地区延续他的家庭传统。
杰里说，在建筑领域，他投身于一个企业进入相对自由的竞争性行业。他说：“你清楚什么是好的制度（…）我可以近距离观察到私人企业的优点。”
杰瑞也像洛克一样努力给低收入者建造住房。不幸的是，他说，“法规都是为建造中产阶级房屋而编写的”，所以建造低成本住宅可能遇到一场监管噩梦。尽管如此，杰里说：“我建造了一些小而俗套的单元，所有这些都是基于我这个信念：我们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来造出普通人可负担得起的房屋”。
杰里说，大约在1980年，“我有机会参加卡托会议。此次活动持续了九天，卡托研究院创始人埃德·克兰、罗特巴德，受兰德影响的哲学家蒂伯·马汉、还有自由至上丛书的早期参与者罗伊·蔡尔兹也都出席了。杰里说：“穆瑞（罗斯巴德）当然是最令人难忘的老师。”
杰里继续说：“我完全沉浸在自由至上的整个氛围内”。发言者讨论经济和道德，“碎片被拼成完整图景”。他解释说：“卡托替我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经济利益和人际之间的关系相结合”。
大约与卡托会议同时，圆石市正在规划十字路口购物中心。杰里声称，该市以往对开发本地的私人努力故意为难、设置障碍，现在却要为这个项目注入数百万美元的税金。该市还以“如不接受现购，就威胁采取征用”来强行推动发展。杰里说：“这太蠢了，真是个不可思议的讽刺。这个由纳税人资助的公共机构如今已死。”
杰里在2003年11月10日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自由至上主义者帮助地方恢复财产权的计划。他写道：“地方建设、分区和规划所牵涉的，是实实在在的产权问题，这可能是地方政府手中最具经济意义的权力，市县官员关于建设和分区法规的决策，可以被诉诸于公民委员会公断（…）我建议自由至上主义者回顾所牵涉的问题，挑出那些对我们而言最关键的，对受到影响的人——不管涉及哪个重大方面——都给予公平的解决方案。根据我们的基本信念，我们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土地使用决策核心的产权，但这些权利常被蔑视自由的掌权者和他们一手挑选的委员所忽视。”
通过这些努力，杰里希望自由至上主义者“能够恢复对个人受害者及其受损财产权的关注，并给以保护，继续恢复财产权即基本人权、基本正义和基本自由的理解，并为之声辩（…）立法和法规可以稳步人性化，直至被保护个人权利或要求赔偿的原则所取代。”
就这样，通过他的学生范西克尔，还有世上最伟大经济学家的一大扎信件，米塞斯的精神在圆石市长存。
当你在夜幕中，看到一道影子掠过天际、对抗邪恶，保卫当地财产所有者的权利，那也许正是范西克尔之子杰里。和柏林蝙蝠侠一样，杰里也是“个人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捍卫者。”我们把这归功于米塞斯这位“奇迹般的经济学家”。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束奇迹之光。
来源：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