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萧瑟，洪波浪涌，今年的诺奖又次第揭晓，中国仍然站在零起跑线上，翘首远望，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面。
诺奖，诺奖，你为什么对中国人这么无情无义？你是哪家的白雪公主，这么孤傲冷漠？盼诺奖，想诺奖，已经成了中国官民人等的心结心病。今年教师节前夕，日理万机的总理温家宝竟然跑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听课，一听就是5节，然后发表了感慨良深的讲话。我作为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读了温总理的讲话，看到他对中学教育工作那么情深意长，对于中学各门知识广泛深厚，对于课程的点评入木三分，实在是敬佩。他毕竟是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总理啊，哪里用得着管中学教学！中国大多数的教育局长、中学校长可能都难以具备他那样的热情、知识和真知灼见。
其实温家宝关心中学教育的目的，是心怀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从基础教育抓起，走向获得诺奖之路！请读他的一段讲话。他说：
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工作，他对科技没谈什么意见，他说你们做的都很好，我都赞成。然后，他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最近这次我看他，我认为是他头脑最清楚的一次，他还在讲这一点。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最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英国首相布朗作了一次科技报告，他一开始就讲，英国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仅剑桥大学就培养出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值得自豪的。他认为应对这场危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科技，是人才和人的智慧。
温总理所谓的“杰出人才”其实就是诺奖获得者。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已经崛起的泱泱大国，特别是中共建政已经60年，什么都可以大吹大擂胡吹海聊，唯独这个诺奖却总是花落别家，可望不可即。英国一个剑桥大学就拥有80余位诺奖获得者，中国以举国之力也得不到一个。这叫总理在外交场合，多没有面子！
说起这位导弹大师钱学森先生，他为了中国的经济腾飞、科学技术事业的崛起，确实是煞费心机。大跃进的时候，他计算了一下叶面光合作用，说一亩地可以产多少万斤粮，给伟大领袖以科学支持，结果毛泽东心花怒放，发动全国大跃进，遍地都放出了一万斤、十万斤的高产卫星田。最后的结果就不必说了。
文革后，有一段时间，全国掀起气功热。鼎力支持的高层领导人，就身为国家科委负责人的钱老。他对人体特异功能特别感兴趣。他认为物理、化学那些玩意儿中国玩不起，这人体特异功能可是中国的民族特色、看家本领，只要破解它的奥秘，可以走捷径，一步登天，捞几个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就不在话下了。于是钱老使劲鼓气，这气功那气功，像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后来却被一伙人泼了冷水，定为“伪科学”，再后来，官方定为“邪教”，予以取缔。钱老的这个梦想又化为泡影！
钱老啊钱老，你在美国生活过工作过，然后回到中国又将近60年，毛时代，毛后30年，你都是处在高层，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共的政治制度，你都身历其境，感同身受。你对于“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不出几句一针见血的答案。你问谁呀？以前，你总是想走捷径，找旁门左道，那是时代使然。现在，你就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吗？那么，请问钱老：“为什么诺奖的得主最近几十年来总是集中在美国呢？”他们有什么诀窍？你不能介绍几招？
说起学校教育，当然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基础、条件、前提，当然是如温总理所说“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那么，中国的大中小学教育比起美国来，是否就差之又差吗？如果这样，最近二三十年来，几十上百万到美国上学就职的中国人，他们的处境就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是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60年来，我从中学读到大学，然后做了一辈子中学教师。我退休已经十多年。我深知，现在我的后辈同行们在做素质教育方面，比我们好得多。在“树立先进理念，冲破传统束缚，改革办学体制”（温家宝语）方面也非同日可比。我敢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起美国来，或许不足之处很不少，却也不是差之又差。但是，中国人就是无法望诺奖项背。原因何在？
武汉长江商报上有廖保平的文章《创造的自由比获诺奖更重要》说了一些很中肯的话。他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拿不了诺贝尔奖，是学校教育的沦落。这固然不错，但是我们不能单纯指望学校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整个民族的文化和制度恐怕都应该进行反思。当一个孩子在家里就被告知要‘听话’，唯唯诺诺，进了学校很难有创造力；一个在学校里稍为培养了一点创造精神的人，出到社会要乖乖听任种种权力的无端训导，也会抹杀创造力。”事实上，经过共产党发扬光大的中国文化精髓就是弥漫在家庭和社会的“唯唯诺诺”至上精神。
廖保平提到“唯唯诺诺”这个词，特别唤起了我的记忆。
反右时候，我们山东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郑介农（1935——1969），就是因为他在校报《新山大》（1957年6月5日）上发表了杂文《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打成极右分子，而且后来在监狱中，被罗织罪名处以死刑。在该文中他揭露批评了生活中的许多不正常风气，极力张扬独立人格和宁折不弯的气概。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之语，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按照司马迁的意思，千万人众口一词的奉承恭维、顺从附和、随波逐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听话要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如有一个人敢于直言谏诤，说真话，说实话。郑介农是一位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俊杰之才。那时，报纸刊物奇少，1956年他就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了《也谈李后主词》，令老师青睐，令同学艳羡。郭沫若是中科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那真是谁也不敢和他轻易“商榷”的权威，可是郑介农写了《与郭沫若先生论曹植》，收到该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转呈郭沫若。郭看了原稿后，复函表示“同意该文某些观点”，但是《文学遗憾》的主编陈翔鹤没有发表该文，而是将该文和郭沫若的复函一并退给了郑介农。1957年，郑介农为参加文化部、作家协会、电影事业管理局、团中央等4个单位联合举办的电影文学剧本评奖，他创作了电影剧本《红楼梦》（上、下集）。他还写了论文《论林黛玉及其典型意义》，山大校刊《文史哲》起先表示要发表，但因为涉及批评某些人的观点几经推脱推延而未发。但是随后他就陷身于政治灾难。
中共执政以来，以反胡风和反右为转折点，从此走上了专制政治的不归之路。一个头脑不能自由思想，嘴巴不能自由说话，双手不能自由写作的国家，一个只允许千士万士唯唯诺诺，禁绝一士谔谔的国家，一个没有宪法承诺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国家，一个千方百计“封网”截断信息自由交流的国家，一个至今对于“异议人士”动辄打压监控判刑的国家，怎么能够期望出现只有自由创造才能获得的诺贝尔奖的人才呢？
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一人获得诺贝尔奖？没有出现大师级的科学家？原因就在此。至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更是乏善可陈。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最近说，60年来，这方面中国“没有任何原始性的贡献可以供后人参考”，是一针见血的针砭。
敝人有幸处身在被媒体美称为“人权校长”徐显明治下的山东大学附中，可是在这个举国欢庆建国60年的日子里，却受到3位便衣警察的“站岗”保护。我以一个76岁、刚刚丧偶、身患癌症的垂死之躯，能够跑出去干什么“颠覆”之事呢？给我站岗，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杀鸡吓猴，叫那些中年的青年的教师们知道：你们可不要“乱说乱动”，不要到海外网站发表文章，不要……，不要……，李某人就是你们的榜样！！！我从50年前的右派分子变身为现在是“前右派人员”，待遇也更上一层楼。院子里的朋友问：三个人给你站岗，你老算哪一级干部？
“人权校长”可奈何？！他只能纸上谈人权，纵横驰骋，头头是道。
因此，温家宝总理最后说“追求真知，辨别真伪，寻求真理、趋善避恶，为民造福，应该是美学教育的内容”实在是真知灼见，岂但“美学教育”要如此，整个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都要做到“追求真知，辨别真伪，寻求真理、趋善避恶，为民造福。”可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执政党，何时开放言禁，可以无所顾忌地“追求真知，辨别真伪，寻求真理、趋善避恶，为民造福。”呢？何时宣布：反右运动不是正确的必要的，而是错误的违宪的？没有这一条前提，诺奖恐怕还得望，望，望！
（2009-10-13山东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