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萧瑟,洪波浪涌,今年的诺奖又次第揭晓,中国仍然站在零起跑线上,翘首远望,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面。

诺奖,诺奖,你为什么对中国人这么无情无义?你是哪家的白雪公主,这么孤傲冷漠?盼诺奖,想诺奖,已经成了中国官民人等的心结心病。今年教师节前夕,日理万机的总理温家宝竟然跑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听课,一听就是5节,然后发表了感慨良深的讲话。我作为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读了温总理的讲话,看到他对中学教育工作那么情深意长,对于中学各门知识广泛深厚,对于课程的点评入木三分,实在是敬佩。他毕竟是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总理啊,哪里用得着管中学教学!中国大多数的教育局长、中学校长可能都难以具备他那样的热情、知识和真知灼见。

其实温家宝关心中学教育的目的,是心怀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从基础教育抓起,走向获得诺奖之路!请读他的一段讲话。他说:

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工作,他对科技没谈什么意见,他说你们做的都很好,我都赞成。然后,他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最近这次我看他,我认为是他头脑最清楚的一次,他还在讲这一点。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最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英国首相布朗作了一次科技报告,他一开始就讲,英国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仅剑桥大学就培养出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值得自豪的。他认为应对这场危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科技,是人才和人的智慧。

温总理所谓的“杰出人才”其实就是诺奖获得者。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已经崛起的泱泱大国,特别是中共建政已经60年,什么都可以大吹大擂胡吹海聊,唯独这个诺奖却总是花落别家,可望不可即。英国一个剑桥大学就拥有80余位诺奖获得者,中国以举国之力也得不到一个。这叫总理在外交场合,多没有面子!

说起这位导弹大师钱学森先生,他为了中国的经济腾飞、科学技术事业的崛起,确实是煞费心机。大跃进的时候,他计算了一下叶面光合作用,说一亩地可以产多少万斤粮,给伟大领袖以科学支持,结果毛泽东心花怒放,发动全国大跃进,遍地都放出了一万斤、十万斤的高产卫星田。最后的结果就不必说了。

文革后,有一段时间,全国掀起气功热。鼎力支持的高层领导人,就身为国家科委负责人的钱老。他对人体特异功能特别感兴趣。他认为物理、化学那些玩意儿中国玩不起,这人体特异功能可是中国的民族特色、看家本领,只要破解它的奥秘,可以走捷径,一步登天,捞几个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就不在话下了。于是钱老使劲鼓气,这气功那气功,像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后来却被一伙人泼了冷水,定为“伪科学”,再后来,官方定为“邪教”,予以取缔。钱老的这个梦想又化为泡影!

钱老啊钱老,你在美国生活过工作过,然后回到中国又将近60年,毛时代,毛后30年,你都是处在高层,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共的政治制度,你都身历其境,感同身受。你对于“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不出几句一针见血的答案。你问谁呀?以前,你总是想走捷径,找旁门左道,那是时代使然。现在,你就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吗?那么,请问钱老:“为什么诺奖的得主最近几十年来总是集中在美国呢?”他们有什么诀窍?你不能介绍几招?

说起学校教育,当然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基础、条件、前提,当然是如温总理所说“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那么,中国的大中小学教育比起美国来,是否就差之又差吗?如果这样,最近二三十年来,几十上百万到美国上学就职的中国人,他们的处境就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是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60年来,我从中学读到大学,然后做了一辈子中学教师。我退休已经十多年。我深知,现在我的后辈同行们在做素质教育方面,比我们好得多。在“树立先进理念,冲破传统束缚,改革办学体制”(温家宝语)方面也非同日可比。我敢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起美国来,或许不足之处很不少,却也不是差之又差。但是,中国人就是无法望诺奖项背。原因何在?

武汉长江商报上有廖保平的文章《创造的自由比获诺奖更重要》说了一些很中肯的话。他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拿不了诺贝尔奖,是学校教育的沦落。这固然不错,但是我们不能单纯指望学校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整个民族的文化和制度恐怕都应该进行反思。当一个孩子在家里就被告知要‘听话’,唯唯诺诺,进了学校很难有创造力;一个在学校里稍为培养了一点创造精神的人,出到社会要乖乖听任种种权力的无端训导,也会抹杀创造力。”事实上,经过共产党发扬光大的中国文化精髓就是弥漫在家庭和社会的“唯唯诺诺”至上精神。

廖保平提到“唯唯诺诺”这个词,特别唤起了我的记忆。

反右时候,我们山东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郑介农(1935——1969),就是因为他在校报《新山大》(1957年6月5日)上发表了杂文《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打成极右分子,而且后来在监狱中,被罗织罪名处以死刑。在该文中他揭露批评了生活中的许多不正常风气,极力张扬独立人格和宁折不弯的气概。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之语,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按照司马迁的意思,千万人众口一词的奉承恭维、顺从附和、随波逐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听话要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如有一个人敢于直言谏诤,说真话,说实话。郑介农是一位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俊杰之才。那时,报纸刊物奇少,1956年他就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了《也谈李后主词》,令老师青睐,令同学艳羡。郭沫若是中科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那真是谁也不敢和他轻易“商榷”的权威,可是郑介农写了《与郭沫若先生论曹植》,收到该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转呈郭沫若。郭看了原稿后,复函表示“同意该文某些观点”,但是《文学遗憾》的主编陈翔鹤没有发表该文,而是将该文和郭沫若的复函一并退给了郑介农。1957年,郑介农为参加文化部、作家协会、电影事业管理局、团中央等4个单位联合举办的电影文学剧本评奖,他创作了电影剧本《红楼梦》(上、下集)。他还写了论文《论林黛玉及其典型意义》,山大校刊《文史哲》起先表示要发表,但因为涉及批评某些人的观点几经推脱推延而未发。但是随后他就陷身于政治灾难。

中共执政以来,以反胡风和反右为转折点,从此走上了专制政治的不归之路。一个头脑不能自由思想,嘴巴不能自由说话,双手不能自由写作的国家,一个只允许千士万士唯唯诺诺,禁绝一士谔谔的国家,一个没有宪法承诺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国家,一个千方百计“封网”截断信息自由交流的国家,一个至今对于“异议人士”动辄打压监控判刑的国家,怎么能够期望出现只有自由创造才能获得的诺贝尔奖的人才呢?

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一人获得诺贝尔奖?没有出现大师级的科学家?原因就在此。至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更是乏善可陈。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最近说,60年来,这方面中国“没有任何原始性的贡献可以供后人参考”,是一针见血的针砭。

敝人有幸处身在被媒体美称为“人权校长”徐显明治下的山东大学附中,可是在这个举国欢庆建国60年的日子里,却受到3位便衣警察的“站岗”保护。我以一个76岁、刚刚丧偶、身患癌症的垂死之躯,能够跑出去干什么“颠覆”之事呢?给我站岗,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杀鸡吓猴,叫那些中年的青年的教师们知道:你们可不要“乱说乱动”,不要到海外网站发表文章,不要……,不要……,李某人就是你们的榜样!!!我从50年前的右派分子变身为现在是“前右派人员”,待遇也更上一层楼。院子里的朋友问:三个人给你站岗,你老算哪一级干部?

“人权校长”可奈何?!他只能纸上谈人权,纵横驰骋,头头是道。

因此,温家宝总理最后说“追求真知,辨别真伪,寻求真理、趋善避恶,为民造福,应该是美学教育的内容”实在是真知灼见,岂但“美学教育”要如此,整个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都要做到“追求真知,辨别真伪,寻求真理、趋善避恶,为民造福。”可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执政党,何时开放言禁,可以无所顾忌地“追求真知,辨别真伪,寻求真理、趋善避恶,为民造福。”呢?何时宣布:反右运动不是正确的必要的,而是错误的违宪的?没有这一条前提,诺奖恐怕还得望,望,望!

(2009-10-13山东大学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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