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过青年时期的马丁•海德格尔自觉地滑向纳粹主义泥沼、并对自己当年加入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错误始终保持沉默态度的教训之后,我们会明显地感到,人们在年轻的时候确实不太容易让自己的良知牢牢地站立在崇高的人道主义立场上,非常容易受到社会性的、带有狂热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标记、或打着其他什么堂而皇之旗号的非理性因素影响,轻易地掉进和人类道德良心背道而驰的肮脏泥潭,即使是像海德格尔这样的,被现今知识界誉为能够有效取代笛卡儿建立的现代性根基、进入崭新思想领域的标志性人物,也会无可避免地,为了某个被虚假名义矫饰的、表面光辉无比的国家、民族伟大目标,沾上一身马基雅弗利主义的臭气。

   继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占有至关重要地位的康德以后,两个毫无疑问的哲学领域的重要人物,各自以康德的哲学为起点,向泛逻辑主义前进的黑格尔,和举起非理性主义(唯意志主义)旗帜的叔本华,就像一对忙不迭欲向世人争宠的双胞胎姐妹,实现了自己无与伦比的世纪性影响力。黑格尔健在时候,叔本华曾幻想和他作一番徒手格斗,较量的结果自然不言而喻,等到黑格尔哲学逐渐失去了以往辉煌魅力时候,叔本华的哲学终于赢得了世界性的广泛影响,两个人总算打了个平手,即叔本华用意志说明世界和人的本质性关系,与黑格尔用理性说明人和世界的本质性关系努力,是一个镜子的两面,他们对康德哲学的诠释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然而,我们现在将要关注的人物和他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是延续了希望知识分子们避免重蹈海德格尔错误的讨论的思路,探讨一下人在中年之后为何会改变年轻时候树立的正确思想观念,因堕入历史性错误深渊而令自己美好声誉蒙上耻辱的深刻教训。毕竟我们此刻面临的局势已经非常严峻—→(后)极权主义势力当局,因其先天存在的非理性错误影响,已经令人遗憾地、无可挽回地滑向了新黑格尔主义、马基雅弗利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边缘(参见朱成虎、迟浩田之流的核战争嚣张言论)。

   这一次,我们有必要将目光移到身材精瘦、留着一把大胡子的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身上。众所周知,萧伯纳一生当中写了约60个质量参差不齐的话剧文本,其代表作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鳏夫的房产》《巴巴拉少校》《康蒂坦》《人与超人》《苹果车》等,小说有《业余社会主义者》《黑女求神记》等,文学论著有《易卜生主义精华》。当然,我们选择萧伯纳作为文本的分析对象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拥有的杰出戏剧大师、和费边社创始人的双重身份,在我们大学文科的《欧洲文学史》和《政治学》教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其次,萧伯纳曾凭借其戏剧作品所“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精神,其令人激动的讽刺往往浸润着独特的诗意之美”,于1925年获得了令当下中国大陆文学界垂涎眼热、牢骚不已的诺贝尔文学奖项,又曾经和中国的著名文学家鲁迅等人惺惺相惜,被鲁迅先生极为尊崇、极为仰慕地称之为“现在的世界文豪”(萧则对鲁迅和中国新文化运动寄托了深切厚望)。1932年,萧伯纳访问上海的时候,撰写了《致中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热情洋溢的信中,他满怀信心地、不无恭维之意地指出,“一旦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时候,还有谁能够抵挡她?”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苏共、中共同时奉为伟大领袖和精神导师—→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名字,这位喜欢开着从俄国沙皇手里没收的豪华雪橇汽车在深夜雪地狂奔撒欢的共产主义世界教宗,曾经用不无称赞的口吻告诉人们,萧伯纳是“堕入费边主义者中间的一个好人,他比一切周围的人左得多。”至此,人们应该不会怀疑,萧伯纳是一位可能比马丁•海德格尔更具广泛性影响的人物。

   1• 费边社会主义立场确立

   1856年7月26日的某个时间,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天空响起了一声婴儿钻出母体的哭泣声,那个破落贵族出身,在法院做事的男人赶紧扔下了一直用力抓在手里的酒瓶,兴冲冲地奔了过来,他一眼就看出,被产妇抱在怀里的瘦弱婴孩,显然具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特殊品质。以后的无数事实表明,这个酒鬼父亲当初虽然并没有看错萧伯纳,却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以至于萧伯纳从小就培养起了反叛社会的倔强性格。为了躲避吵吵嚷嚷的不和睦家庭生活氛围,求得一些清静,萧伯纳在能歌善舞的母亲影响下,将童年、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精力花费在了音乐、绘画和阅读文学作品爱好上,努力沉浸其中,以便忘掉内心深处弥漫的那股永远抹之不去(因痛恨父亲的无能,转而仇视社会)的糟糕情绪,并常常信心满怀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绝顶聪明的孩子。当然,他自持的天资聪慧,还要等待若干年,才能完完全全地显示出来。

   1870年,萧伯纳的父亲离开法院后,下海经商又一次失败了,一向拮据的家庭状况顿时变得愈加穷困,没有能力再供刚从都柏林的美以美教会中学毕业的萧伯纳继续读书深造,面临失学处境的萧伯纳,悲伤地哭泣过,和母亲赌气吵闹过,甚至想和贪杯成癖的父亲大干一场离家出走,但最终还是被母亲领着,年仅14岁就跨进了都伯林市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谋了份抄写员的差事。从这以后,内心认同潦倒父亲意见,认为自己具有某种特殊天份的萧伯纳,再也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1872年,萧伯纳一辈子郁郁不得志的父亲,由于生意始终没有起色,终日将自己淹没在了酒杯里,企图用经常醉得人事不省的方式逃避现实,萧伯纳母亲忍受了多年之后,不得不下定决心离开他。她宁肯离开家庭独自去伦敦谋生,也不想再看这个无能窝囊男人一眼。

   失去了母亲照料的萧伯纳,此时因为在房地产公司的表现不错,已经担任了出纳员工作。母亲不在的那些日子里,萧伯纳变得非常忧郁,心情更加苦闷,每次从公司拿到薪水时,他都恨不得将这些花纸头撕成碎片,抛撒在空中,随风而去,他恨这些花花绿绿的价值符号让父亲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酒鬼。为了不想看到父亲害怕被自己指责、鬼鬼祟祟的难堪样子,一回到家,他总是将脑袋深深地埋在书本里面,再也不肯抬起。这一时期,自认为“没有任何印刷品上的东西看不懂”的萧伯纳,零零碎碎、杂乱无章地接触了几乎所有能够看到的文字,从亨利•乔治、爱德华•贝拉米,到尼采、叔本华、亨利•柏格森,甚至皮埃尔•普鲁东、卡尔•马克思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经常浸泡在阅读中的快乐,和现实中总是囊空如洗的痛苦处境,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性,加剧了萧伯纳对现实社会的反感厌恶情绪,让他产生了一个悲观认识—→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并不是体现在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而是极不道德地将金钱财富变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并且把贫穷变成了社会的最大罪恶(成名之后,他的这个观点改变了)。由此可见,捉襟见肘的现实贫困生活,对萧伯纳的心灵打击有多么沉重。

   1876年,萧伯纳痛苦地意识到,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呼吸弥漫在都柏林阴暗天空的拜金主义气味,同时为了向酒鬼父亲证明自己的的确确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稀世天才,他终于放弃了任职5年之久的房地产经营公司的管帐工作,学着母亲的样子,独自逃离了都柏林。来到伦敦以后,萧伯纳终于见到了靠在舞厅酒店唱歌、偶尔教授几个小学生音乐为生的母亲,能够和母亲团聚(住在一起),享受妈妈的亲切照顾,没有酒鬼父亲的打扰,萧伯纳非常开心。不久,他运气极好地在伦敦一家电话公司找到了新的工作。每天工作之余,和整个休息天,为了满足旺盛的求知欲,他经常去大英博物馆阅读感兴趣的各类报刊书籍,并且只要有机会,就积极地参加各种文学性质的会议。对一些社会团体组织的现实问题讨论,他也想方设法参与。并由此结识了许多人。在伦敦生活期间,萧伯纳开始尝试美术、音乐、戏剧方面的评论和小说创作活动,后来经威廉·阿契尔的介绍,给《明星报》和《星期六评论》周报撰写过一些音乐、美术等文艺方面的评论文章。1879年,在母亲的鼓励下,萧伯纳写出了自己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未成熟》。这部小说的命运,就像作品的名称一样,被出版商以不成熟的借口拒绝了。

   1882年9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来到英国,在伦敦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问题的讲演,积极关注现实、热衷于参加社会活动的萧伯纳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亨利·乔治在演讲中提出的由国家掌握、全面控制土地的建议,给萧伯纳和许多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萧伯纳开始对戴维·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米尔(Mill John),以及亨利·乔治著作中阐述的解决社会现实矛盾的主张产生了浓厚兴趣,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并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排解、忘记小说创作活动失败的痛苦办法暗暗高兴。1883年10月24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磋商,萧伯纳和维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决定创立一个此后必然会对英国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团体—→am Wallas),以及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等人,他们都没有下定决心,或者根本没有打算始终如一地按照费边社的这个政治性宣言给资本主义以“狠命的打击”,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萧伯纳最终发现,不但他自己、甚至费边社的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一些光说不练的天桥把式。但是,要真正地向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立场转移,萧伯纳又非常地不情愿,并表示,如果此刻发生了社会暴动,人们只能从床肚底下的某个角落里找到他惊悚的身影。这就是说,1896年未婚前的萧伯纳,对于巴黎公社式的暴力革命造成的社会整体性破坏震荡效果,和激烈而残酷的人道主义灾难性,还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明确地告诉人们,“不是说暴力乃是进步的产婆吗?但暴力同样是混乱的产婆,是戒严令的产婆。”

   萧伯纳一再坦率承认,他对参与暴力革命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热情,但是社会严重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以及自童年起就形成的、一直维持至今的酒鬼父亲糟糕形象的悲痛性影响,又让他无法不对眼前的残酷现实,保持一种耿耿于怀的永不妥协姿态,他需要迅速而立刻地找到一种全新的批判资本主义方式,以便心中日益集聚的焦躁、愤懑情绪能够平静下来。1888年,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通过关系与此时仍是钻石王老五的萧伯纳结识后,邀请他参加挪威著名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的“社会问题剧”的非商业性演出,萧伯纳欣然接受了,兴致勃勃地扮演了话剧《玩偶之家》的一个角色。过后不久,在参加一个名叫威廉·阿契尔的话剧评论家组织的聚会时,他又仔细聆听了易卜生话剧《培尔·金特》声情并茂朗诵。通过参与这两次文艺活动,萧伯纳的心灵受到了很大触动,他万分激动地告诉爱琳娜,“刹那间,(易卜生)这位伟大的诗人魔力打开了我的眼睛”。这句话的潜台词意思是,他终于石破天惊地发现了突破长久以来一直困扰思想内心的表达方式,原来话剧这样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到了易卜生手里,竟然可以痛快淋漓地满足他愤怒谴责批判资本主义的迫切愿望,于是萧伯纳开始认真研究易卜生剧本,并转向戏剧方面的创作活动。三年后,他发表了此后对英国戏剧艺术具有深远影响的评论文集《易卜生主义精华》(1891年)。至于他在戏剧艺术创作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历史则已经给予了合乎逻辑的极高评价(192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在远没有成为卓越的剧作家、写出一批堪称为英国戏剧向现实主义立场转变贡献了特殊影响的作品之前,萧伯纳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了营造费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活动上,认为费边主义“同意放弃那种革命英雄行为的轻松愉快,而根据通常议会路线从事实际改良的艰苦工作”,是积极可取的,在他撰写的许多被归入费边论丛的文章中,他反复表明了这个类似爱德华•伯恩施坦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立场,主张费边社会主义应该避免罗伯斯庇尔式革命、以及汲取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教训,放弃持社会主义立场的前辈革命家的那种激进、顽固的反社会姿态,在倡导社会整体和平、免于牺牲流血和恐惧的前提下,采用渐进温和合理的改良主义方式,争取社会的各个阶层放下因恐惧暴力革命引起的巨大身体牺牲和自由主义观念牺牲的思想包袱,实现广泛有效的民主政治合作,最终经由广大选民投票、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政府机关,逐步地将电气、煤气、自来水等社会公共事业的所有权从垄断资本家手里转移到国家的控制之下,最终实现、发挥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力。

   很显然,萧伯纳和大多数费边社成员的上述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暴力主义、大规模流血冲突阶级斗争理念,以及与资本主义誓死决战到底、决不妥协,带有极端恐怖主义色彩的立场相距甚远,于是费边社会主义就不自觉地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眼中多如牛毛敌人队伍中的一员,成了马克思主义信徒不遗余力批判打击的活靶子。起初,马克思主义的教宗恩格斯在给费边社会主义下定义时,还没有把萧伯纳、西德尼•韦伯等费边社会主义者放在眼里,用比较理智,甚至有些不屑一顾口吻说,(其实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资产阶级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然而到了费边社会主义观点吸引了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和有文化的工人阶级队伍成员注意,并产生了深刻影响时候,恩格斯(在1892年9月4日写给考茨基的私信里)说的话就不那么好听了,“这是一帮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利欲熏心的钻营之徒直至多愁善感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他们只是因为害怕工人统治的威胁才联合起来,并且为了预防这种危险……决心什么都干。”

   1896年夏天,是萧伯纳人生经历当中一个快乐、幸福的季节,经过漫长时期的爱情憧憬和对现实社会的怨恨责难,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和一个富家女子夏洛蒂·潘旦馨结识了。夏洛蒂一贯对传统宗教理念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同情下层民众、期望社会变革的立场,赢得了萧伯纳的好感,俩人迅速地走到了一起。当然,这时候的萧伯纳年岁已经不小了,继续在女人的问题上挑肥捡瘦,似乎已经不大合适,况且夏洛蒂对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说三道四的叛逆情绪很对他的胃口。于是当夏洛蒂第一次主动去探望他,发现正在生病的萧伯纳居然住在一幢破破烂烂的房子里,她立刻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很大一部分,为萧伯纳租了一间卫生设施齐全、环境优良的大房子,这使萧伯纳的心里非常受用,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迫不急待地、闪电式地将这个女人迎进了家门。

   沉浸在甜美婚后生活滋味中的萧伯纳,受到夏洛蒂一个鼻孔出气式的鼓励,继续坚持他的痛揍资本主义屁股的观念,认为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可恶资本主义现实,并不会因为他本人有可能挤进上流社会的状况而有所改变,从根本上讲,这个社会依然维持了对大多数人的生存显得极为不公平的可悲现状。为此,他在《鳏夫的房产》一剧中,刻薄地讽刺房地产经营商萨托里斯所拥有的丰厚财富的获得来源,挖苦萨托里斯这一类外表体面尊贵的资产阶级分子,实际上是依靠所占有的大量房地产经营投资,剥削那些挣扎在贫民窟的穷人的租金养肥自己的蛆虫。在《华伦夫人的职业》一剧中,萧伯纳仍然坚持不懈地指责资产阶级和贵族们高人一等的生活,事实上都是依靠肮脏的钱来维持的。由此可见,因为酒鬼父亲的无能,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缺吃少穿的贫寒家庭生活,给萧伯纳造成的精神创伤有多么深重,以至于他一生耿耿于怀,致死都无法消除内心的这股忿懑情绪。

   总而言之,在没有退出费边社之前,萧伯纳基本上遵守了费边社会主义的教义,反对新黑格尔主义,认为国家只是增进民众福利的必要单位,不应该将它神格化,宣称它是一个有独立人格、道德、自己意志的精神实体,最终将它变成压抑人们个性发挥的恶毒工具。在和韦伯先生谈到费边主义期待、或者向往的民主革命“渐进的不可避免性”时候,萧伯纳明确地为费边主义定下了必须采用和平的手段方式迫使资本主义演变的基调。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有影响政治派别,韦伯先生在1912年成立的费边研究部的日常研究工作中,也经常使用一些极富赞美意味的政治话语讨论民主国家的体制概念,认为民主国家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必须进行一些诸如扩大社会民众的选举权、让政府机关的文官制度更加开明化,和改善普通民众接受社会教育的机会(使之均等),一系列的政治改革非常有必要,至于受民众委托的类似现代物业管理公司经营性质的社会经济管理工作,和让有智慧、有才能的人担任政府机关工作的最终用意,在于让民主制度的更加趋向完备,而不是将这个制度变成例如独裁专制之类的其他什么名堂。

   2•转向法西斯主义立场

   在即将全面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萧伯纳因为自己身体力行的严厉谴义的实质改变,不再相信民主制度能够完全有效地解决一系列社会深刻矛盾,看不到普通的社会民众有能力进行自治的丝毫希望,并且无可奈何地、情绪焦躁地发起了牢骚,认为(即使是社会主义)民主不过是“一个装满了瓦斯或暖气的大气球升上天空,以便在你向天仰望的时候,别人好扒空你的口袋”,最后,他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绝望地、带有排斥情绪地,将一切正常的社会竞选活动,包括民主制度下的选举,通统描写为魔鬼般的灾难性欺骗(尽管此后他依靠这个制度,当选为伦敦市议员)。

   早在1905年完成的《巴巴拉少校》一剧中,萧伯纳就已经为自己的上述论调描绘了一幅悲观色彩相当浓厚的前景,他一方面认为国家这个被马基雅弗利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极力推崇的政治概念,已经完全彻底地变成了垄断资本家统治社会大众的罪恶工具,而贫困则成了现实社会的最大罪恶(和他以前的观点掉了个个儿),另一方面又不无期待地希望混乱不堪、危机四伏的社会管理体制能够快速完善起来,以便真正的宗教主义和康德崇高道德律令的旗帜,高高地飘扬在消除了笼罩令人窒息悲哀烟雾的伦敦上空。如果说在《华伦夫人的职业》一剧中,他还对如何才能有效地医治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脓疮,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笔下摹写的一系列人物虽然对社会的庸俗环境心情不满,只能以个人的特立独行游离于糟糕的社会现实生活之外,以表示他内心的抗拒现实、或不得不与之妥协的无奈情绪,那么到了写作《巴巴拉少校》时候,他则开始认为,只有在改良现有极不完善法律体系的框架内,消灭对社会的个人主义反叛行为的歧视性惩罚、与根除社会仇恨的土壤,并充分肯定依靠个人的聪明才智创造社会财富(劳动致富)的精神,才能最终消除资本主义的现实罪恶—→社会贫困。如果那些顽固维护不公平社会现实的愚蠢政客不放弃他们非法攫取的、或是凭借肮脏的雄厚资本支配的国家权力,一切有教养、有良心、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们,就必须学习他于1917年创作的《伤心之家》剧本中精心树立的老舰长形象,在崇高道德精神勇气指引下,拯救面临危难的国家社会。最后,如果人们的英雄主义努力不幸遭到了失败,那些操纵社会权力的可恶资本家和遍地横行蝗虫一般的小偷盗贼们,不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话,那就只有希望窜至英国上空的德国轰炸机扔下的雨点般炸弹,一个不剩全都落在他们的脑袋上好了。

   从上面两个段落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萧伯纳对自己坚持了近30年、几乎毫无成效的费边社会主义立场已经相当不耐烦了,不但和西德尼•韦伯的观点拉开了距离,而且和费边社的另一个重要成员赫伯特•乔治•维尔斯(1866-1946)也产生了矛盾,他已经对自己过去信仰的民主价值理念彻底丧失了信心,在看不到采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能够有效促进社会进步的悲观主义情绪指导下,他开始寄期望于“杰出人物统治论”、“贤明的贵族政治力量干预”,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崇拜效率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也受到了他的格外尊重(嗜好),因而当墨索里尼开始在意大利推行起法西斯主义的强权统治时,他竟然认为这位独裁者凭借专制主义力量解决了工人的失业问题,简直和清除那些类似致使火车晚点的不合理因素的效率行为一样美妙。至于马基雅弗利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只要能够实现他的痛击资本主义脑袋瓜与建立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梦想,维护新黑格尔主义坚持的国家前途命运,即使萧伯纳本人,被极端残忍的法西斯暴政恶行折磨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又有什么不可以忍受的呢?

   于是,萧伯纳不但花费大量心思、振振有词地为意大利的社会党领袖马蒂奥蒂(Giacomo Matteotti 1885-1924)在意大利议会下院发表反对法西斯恐怖手段演说之后,遭到墨索里尼政治暗杀的卑鄙行径辩护,竟然还可耻地将墨索里尼大规模地排斥、流放和迫害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暴行,视为必要的,可以容忍的。1927年,萧伯纳再次向独裁政权的领袖致以了崇高的敬意,昧着良心地表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最终发现墨索里尼的所作所为是一位负责任统治者的应有之义。”并且积极地,利用他此时已经声誉鹊起的社会影响力(伦敦市参议员身份),策划成立了一个反动的“大不列颠法西斯联盟(the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众所周知,这个政治组织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在英伦三岛废除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实行类似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极权统治,将英国建成和意大利一样的法西斯主义专制国家。

   现在,我们将时间往前推一点,回到1921年的夏天。此时已经成功跻身于英国上流社会的萧伯纳,和妻子夏洛蒂携手渡过了25年的光阴,对于他的这段漫长婚姻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并不感兴趣,只想叙述一个事实,萧伯纳在迈入65岁的老年之际,忽然春心荡漾,勾搭上了一个20岁左右的美国女演员—→莫莉·汤普金斯。当然,如果这位已是有夫之妇的美国女演员不那么年轻貌美、温婉可人,萧伯纳也不至于按捺不住心中升腾的欲望,趁着妻子在意大利马焦雷湖畔的旅馆里午后休憩工夫,欲火焚身地溜到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和莫莉小姐优哉游哉地发生了肉体关系。当然,萧伯纳的这次感情出轨,既不是简单地受到了莫莉小姐的勾引缘故,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走火入魔,而是身不由主地堕入了情网,否则他也不会在以后的日子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背着夏洛蒂,专程跑到罗马和莫莉小姐幽会,甚至偷偷摸摸地将自己称作是莫莉的“星期天丈夫”。更加严重的是,当他得知莫莉怀上了自己的孩子时,顿时被老来得子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不厌其烦地鼓动如簧之舌,竭力说服莫莉生下这个孩子,然而当莫莉权衡再三,主动选择了流产时候,他立刻又像是从天上掉进了地狱,不但“脸色发灰、手臂上的皮肤开始出现皱纹”(莫莉语),其脸部悲伤痛苦的表情,竟然让莫莉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

   毫无疑问,这次没有结果的忘年婚外恋,对已经迈入老境的萧伯纳的精神打击非常巨大,以至于他终身都难以释怀(直至1950年去世前,他依然在心里深深爱着这个比自己小40多岁的秘密情人)。1929年,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世界范围的严重经济萧条,英国的情况也不例外,以往积聚的各类社会弊病和深刻的矛盾一起呈现出来,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紧随其后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民主社会主义理念、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丧失信心完全绝望的萧伯纳,更进一步地向极权主义的观念自觉地靠拢了,他一面轻车熟路地利用自己新创造的“政治幻想剧”形式(在《苹果车》一剧中),一如既往地丑化、挖苦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是虚假的伪民主,严厉抨击受费边社会主义影响很大、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英国工党组织,已经无耻地向垄断资产阶级投降了,一面高度关注苏俄的最新变化,绝不吝惜使用各种美丽词汇,积极评价比沙皇政权更加恐怖、更加专制残暴的苏维埃政权,甚至还用肉麻的字眼,卖力地为用铁腕手段统治苏联的斯大林本人唱起了赞歌,称他比欧洲历史上所有的伟大人物都要伟大。

   至于斯大林政权采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清党措施、肃反扩大化,惨无人道地迫害所有对苏维埃政权持不同意见的人,将千千万万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关进古拉格群岛集中营囚禁,或是集体杀戮的暴行,在萧伯纳看来,不但非常有必要,而且好得很。1931年夏天,对二十世纪三个最著名大独裁者情有独钟的萧伯纳,终于获得了斯大林政权的丰厚回报,为了表彰、报答他对苏联的坚定支持,斯大林政权在萧伯纳75岁寿辰即将到来之际,公开邀请他访问莫斯科。在苏联各地,萧伯纳一面兴趣盎然地四处参观,为自己终于亲眼看到了憧憬许久的尽善尽美社会标本振奋不已,一面不时用亲切的、热情洋溢的口吻盛赞苏联在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光辉成就。斯大林政权则指派那个生活在沙皇宫殿般优裕环境里、有数十个佣人伺候(叶利钦语)的高尔基,在给他祝寿的致辞(信)中表示了感激之意,“你活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三,对于人们的保守倾向和庸俗见解用你尖刻的俏皮话给以致命的打击,不知多少次了。我国对于你是极为珍视的。”

   1932年2月17日,踌躇满志的萧伯纳带着访问苏联时留下的美好印象,乘坐“不列颠皇后号”游轮周游世界,抵达中国城市上海。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以及鲁迅闻讯后立刻前往船上,拜访这位大名鼎鼎的文豪。谈话中,宋庆龄恭敬地邀请萧伯纳移步下船,做客自己位于莫里哀路29号家中,并且殷切期待这位闻名遐迩的大人物能够就自己此刻热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正在筹划中的上海反法西斯战争会议表示支持,然而这位孙中山先生的遗孀的满腔希望完全落空了。萧伯纳明确地告诉她,“他宁愿信任‘国际联盟’的‘知识合作国际局’”(史沫特莱记录)也不相信什么反纳粹同盟。总之一句话,无论宋庆龄等人如何劝说他支持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他就是不愿意,在萧伯纳的心目中,和黑索里尼保持紧密联系的“知识合作国际局”,和希特勒、斯大林的独裁政权,不但地位完全相同,而且对于实现他誓死踢烂资本主义屁股的梦想大有帮助,要他公开声明反对法西斯主义,岂非当面要他好看。

   为了岔开这个令人难堪的话题,萧伯纳故意在这些要求进步的中国人士面前,喋喋不休地拿自己的祖国开涮,并不失时机地大肆吹捧苏联,“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销这个判决,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言论自由?……唯一有价值的、真正的言论自由或者民主就是让工人和农民在受伤时有机会号叫,并改变一下使他受伤的条件。在苏俄现在有的就是这种自由……”。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苏联真的拥有比美国、英国等各民主国家更为广泛的言论自由吗?萧伯纳显然是被他内心仇恨英国社会的情绪迷住了双眼,这个经常以和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小说家)、以及乔治·穆尔(1852-1933,爱尔兰剧作家)并驾齐驱为骄傲的“老长辈”,这个经常以和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曾任首相)、罗斯曼利勋爵等达官贵人会面为荣耀的萧伯纳,狡猾地用他的“含糊其辞、言不及义”(史沫特莱语)的东拉西扯,逃避了宋庆龄等中国进步人士在这次会见中“希望他会对社会问题持更积极态度”、谴责纳粹主义的正义请求。

    于是我们不得不极为遗憾地看到,背离了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萧伯纳,此时不但抛弃了以往那种光说不练的“口头革命家”身份,自动退出了费边社,为迅速地实现他来自于尼采、贝拉米的虚幻乌托邦、天国理想,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心智发昏的程度。当然,萧伯纳的一系列诸如极力赞扬、推崇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政权和斯大林极权主义政权,赞赏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战胜了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经济成就,给德国民族注入了坚定信心和崭新希望的言论,绝非丧失理性的表现,他由衷地认为,墨索里尼、斯大林、希特勒这些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的伟大独裁者,虽然已经把民主制度彻底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他们仍然是古往今来最有效率、最有秩序的社会统治力量的代表与象征。总之一句话,萧伯纳发自内心地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暴行辩解,认为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罪过采取的任何反人道主义的残忍暴力手段,都是可以原谅的。萧伯纳积极地向纳粹主义立场靠拢和拒绝谴责纳粹主义的态度,很快换来了希特勒政权的报答。

   1933年1月,高举誓“将第三帝国千秋万代传下去”旗帜精神的希特勒在德国容克贵族和兴登堡总统的支持下,执掌了柏林政府的总理大权。此后不久,“……自从(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与数千工人阶级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已被逮捕了。被捕者在牢中、在纳粹冲锋队的营房中以及在集中营中受到酷刑……成百的人被杀害后,尸首常常被抛到河里、湖里或丢弃在森林里。其他的人被枪杀后,当局还要散布消息,说他们是逃跑时被射击而死的,或者说他们是……自杀的。不用说,所有这些都是残酷的谋杀……所有德国进步的学术与文化生活全被摧残。”(宋庆龄、鲁迅、杨杏佛、伊罗生、林语堂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向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提出的抗议辞)。1933年5 月10日,成千上万名受到纳粹主义蛊惑、与中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伊朗霍梅尼时期和阿富汗塔利班时期的原教旨主义青年行为类似的狂热学生举着火把,在新上任不久的纳粹政权宣传部长、著名的政治谎言大师戈培尔博士的煽动下,将许多具有世界性影响著名作家的作品,包括托马斯·曼、雅可布·瓦塞曼、斯蒂芬·茨威格、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艾伯特·爱因斯坦、阿尔弗雷德·凯尔、杰克·伦敦、海伦·凯勒、哈夫洛克·艾利斯、阿瑟·施尼茨勒、弗洛伊德、纪德、左拉、普劳斯特等人的著作,全部扔进了柏林大学对面菩提树下大街广场燃起的熊熊烈火中焚烧。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希特勒的恐怖政权勒令德国的文化政治生态,必须完全彻底地接受纳粹主义的思想督导,任何与纳粹主义光辉代表精神不相符合的文艺作品,必须全部予以铲除。至于我们本文叙述的萧伯纳,其一系列戏剧作品,却例外地获得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待遇,恩准在德国的各家剧院照常上演。

   萧伯纳,这个从易卜生的持干预现实态度戏剧作品中得到了灵感,主张文艺作品应该具有政治灵魂,应该表现社会问题,不应该简单、颓废地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大师,在创作了大量戏剧样式的文学作品后,终于意识到自己从童年时期就培养的仇恨国上流社会,却一直牢牢记住酒鬼父亲的失败人生教训,终身烟酒不沾,并且非常热心参与各类社会禁酒活动,对每一位力劝他喝上一杯的人,总是用一句福勒的名言予以拒绝,“淹死在酒杯中的人比溺死在大海中的人还要多。”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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