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习近平上台前，海内外有不少人对他寄予厚望。其实每次换一个总书记，都有不少人——从老百姓到中国观察家——重新燃起希望。在这个时代还普遍期待“英明领袖”的出现，也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病得不轻了。对习的期待还有一个重大因素：他爸爸是文革路线的受害者、思想相对开放的习仲勋。这其实没什么道理：父子长期分离；有其父未必有其子；文革受害者本人及其子女认毛作父的，实在太多了。
习上台后没多久，给那些对他抱有幻想的人一记又一记重拳。在中共总书记例行的话语创新“中国梦”出台之后，玩起了习式太极“两个不能否定”：“不能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连中央文件都予以否定的文革，习竟企图为它翻案。高调祭拜毛尸体，组织系列反宪政文章，“七不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九号文件”（2013年4月22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819讲话”（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提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宣传思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如此等等，一时间毛左欢呼雀跃。
毛时代的一些僵尸话语和血腥语言被重新启用。2013年开始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运动。2013年9月，《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发表文章《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阶级斗争话语和思维方式借尸还魂。之后又重提司法机关“刀把子”论。2014年1月9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称：“政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是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习的相关讲话被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概括为“突出强调政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充分体现了坚定的政权观念”。如此种种，不能不说是杀气腾腾。
杀气腾腾的，绝不仅限于话语层面。从2013年3月起，中共对民间维权运动加大镇压力度。数百名人权捍卫者被投入监狱。镇压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整肃互联网，抓捕网络大V、律师、记者和独立作家。打击宗教，除了继续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以及把全能神教、东方闪电等定为邪教加以残酷镇压外，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甚至有官方色彩的“三自教会”也毫不手软。扫黄运动从东莞蔓延全国，性工作者人权被大肆侵犯。国安委近期又部署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NGO）进行大规模调查，实际上是要大力清查整肃与外国资金有关的中国民间机构，尤其是与法治人权有关民间机构。习上台后，中共已经转换了对民间社会的镇压模式，意图摧毁民间社会的组织能力和抗争能力。（参见滕彪：《从稳控模式到扫荡模式》。）同时借“反恐”之机，对新疆、西藏大开杀戒，有些地方事实上处于戒严状态。在香港，一再拖延“双普选”，对占领中环运动又抹黑又恐吓，进而通过《白皮书》蛮横地抛出“全面管制权”。和对国内一样，中共在国际事务上，也开始四处寻衅滋事。
习自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中央若干小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试图架空原有一些实权部门，为个人集权开路。“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的运动式反腐，既迎来民间的叫好，也为习近平安插亲信、树立个人权威清除障碍。我在《打虎不是反腐》一文有过论述，这种运动式反腐与政治体制改革毫无关系，它甚至加强了现在的腐败体制。反腐、维稳、反恐、清网、扫黄等等，其实都是新式极权体制自我强化的手段。
以上种种，和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何其相似乃尔。和反右、文革又何其相似乃尔。有人说，习近平要搞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有人说，习近平要打毛泽东的旗，走邓小平的路。有人说，习想做普京，所走的路线是普京主义。有人说，习集中权力，想要下一盘很大的棋。这是盘什么棋？习近平要回到文革吗？
二、
这要看我们所说的“文革”是什么意思。文革持续时间长、过程复杂、一些政治讨论仍被压制、一些历史之谜仍未解开。文革同时具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如果说文革指的是严格的一党制、控制媒体、控制思想、压制言论、迫害信仰、镇压异己，那么今天的体制和文革差不多，只有程度的差别。习和中共想要维持的底线，正是党国同构的一党制。
如果文革指的是政治运动此起彼伏、超强的群众动员运动成为政治常态、法律被完全破坏，那么中国已经今非昔比。尽管共产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极权中国的政法传统仍有不少遗留，尽管镇压法轮功、严打、反腐败和某些关键的政治学习仍有政治运动的色彩，但今日中国，表面上的、日常治理的法律化已经基本成型，处理高官、政治犯等事项也基本上用法律程序和法律术语来包装；文革中“砸烂公检法”，红宝书、最高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取代法律的情况难以再现。
如果文革指的是毛和中共的反人类暴行，以及暴民的人性之恶的总爆发，那么习和今天的中共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毛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最冷血、杀人最多、危害最大的反人类罪犯，排名不在希特勒、斯大林之下。非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社会结构、思想背景和国际环境无法造就。
如果说文革是指毛的“无法无天”和对毛的极端个人崇拜，习即使想要也无法达到这个程度。根据钱钢先生的研究，对比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就任后的18个月内在《人民日报》的传播强度，习是江、胡的两倍，甚至远远高于华国锋。但中共在毛死之后逐渐形成十年一交班的集体独裁制，个人独裁难以得到高层的认可。中共作为独裁党凌驾于法律之上，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约束。但这个党被中央政治局、被几十个特权家族所劫持，高层相互间有分赃、有争斗、有某种制衡。中央与地方也远非铁板一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共的地方政权已经逐渐“土皇帝化”，对某个领袖的造神运动难度很大。
如果说文革指的是阶级斗争、共产主义、革命等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系统，指的是民众的运动式癫狂，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歌、样板戏、告密、批斗会、学习班、戴高帽游街、大鸣大放、大字报，那么今天已经很难复制文革的“盛况”。盛极一时的毛主义话语，经过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猫论”“摸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等一轮又一轮的变种、改造和背离，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即使某些文革话语诈尸式复活，也只能是小打小闹。不但思想、话语、媒体开始多元化了，现代自由民主思想已得到相当的传播和认同；而且政治犬儒主义、消费主义，也大大侵蚀了狂热政治的土壤。
我们来看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习近平的反腐、扫黄、清网、反宪政、大肆抓捕维权异议人士，表面上似乎是文革幽灵附体，但实际上已经无力再现当年的血腥与疯狂。——今天的中共及其领导者是否有能力对亿万民众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彻底动员？
类似文革的政治动员所需要的“卡里斯玛型领袖”，已经无法复制。（马克斯？韦伯用“卡里斯玛”来指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和威望，毛泽东的权术、冷血、篡改历史、敌视文明的本领，的确是超凡的。）尤其是，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心理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对社会、文化、精神、信仰的彻底控制，这是极权的应有之义。今日中共尽管仍旧牢牢控制着军队、司法和传统媒体，但社会的多元化进程已经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化、全球化和互联网居功甚伟。市场化带来利益多元以及民间空间的扩大，全球化带来新思潮，网络媒体给民意表达提供巨大空间，也给社会运动、维权抗争带来更便捷的信息传播和组织动员手段，总之闭关锁国闹革命、武斗屠杀、摧毁人伦、反智主义的集体癔症，不容易再次复发。毛用枪杆子和笔杆子运动群众的基础之一——亿万无脑民众——已经基本改变。看看今天的网络表达和民间文化，无论是毛的感谢皇军和淫乱生活，邓的身高和坦克，江核心的抹胸大长裤和图森破拿衣服，面瘫帝的77块和“全国人民都选我”，习主席的庆丰包子和中国梦，还是毛将军的书法和智商、薄谷王的杀人和三角恋、雷锋的捡粪记录、李小琳的环保袋、红色娘子军的腿枪、“宇宙真理”、“我爸是李刚”、“冲袋三鹿给党喝”，都成了广大人民群众恶搞、戏仿和嘲笑的材料。
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深知罪孽深重，逐渐转变人人过关、政治动员的做法，开始淡化并企图强制人民遗忘八九六四，从反革命暴乱、到动乱、政治风波，从揭批幕后黑手、表彰屠城官兵，到“八九六四”彻底成为敏感词。政治动员已经是当局无法承受之重，除了为国际斗争需要挑起反日反美民族主义之外，动员民众在街头游行示威的事情越来越少。因为他们清楚这是玩火。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对中共罪恶历史的了解、对法治人权的理解、对自由民主的认识，都大大不同于毛时代。
党和民间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变化。今日中共还有能力发动群众搞“专政下的不断革命吗”？他们现在听到“革命”二字腿都哆嗦，连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都视如洪水猛兽。他们还有底气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百万群众大游行”吗？他们甚至担心官方操控的大辩论和大游行会调转方向变成反腐败、争民主的呼声。他们现在的口号是不争论、不折腾、不改旗易帜。他们口头上“三个自信”，骨子里却极度心虚，缺乏最起码的安全感；样子还是凶神恶煞，内里却如惊弓之鸟。举目神州，官民冲突、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食品危机、信仰危机、经济泡沫、官员腐败、贫富鸿沟、维权抗议、边疆已成火药桶；放眼世界，民主政权越来越多，专制政权越来越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有审判后绞死的、刀插菊花的、仓皇逃跑的、回光返照的，中共满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真心朋友，连北朝鲜都背叛他们；驻美使馆的地址被改名为刘晓波广场1号，也让他们做了不少噩梦吧。在微博实名制、菜刀实名制、火柴实名制的统治危机之中，他们还敢梦想有朝一日再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万众一心、群体癫狂”的辉煌吗？
民间维权运动和异议运动正在遭受1989之后最严酷的镇压。但是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然具备自我修复、稳健发展的基础。一方面，是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化、法律化、公民意识的发展、社会运动的积累；另一方面，是现政权的合法性先天不足、现有体制不断侵犯公民权利、不断制造矛盾冲突、现有意识形态不断丧失吸引力、现有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现有发展模式不断暴露危机。加上全球经济一体化、人权国际化、政治民主化，中国要全面回到文革，可能性几乎没有。
对上面说的这些道理，习近平和党中央应该清楚。于是退而求其次，他们想要的是政治上维持一党专制，而经济上维持“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并不准确，或者也可以称作市场列宁主义、市场腐败主义、权贵掠夺主义），既维持政治特权、防止江山变色、防止历史清算，又继续维持垄断利益、寻租洗钱、转移财产，二位一体。至于这个悖逆历史潮流、悖逆人民意愿的目标能否实现，恐怕他们心里也没底。
2014.7
《信报月刊》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