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信念,足以支撑一个正义的制度和良善的人生吗?在一个极度不义的社会,自由主义的理念能够缓和乃至化解我们内心的巨大矛盾以及承受外在的巨大压力吗?这是困扰我和你以及许多同时代人的问题。

【编者按】2016年2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江绪林在微博留下黑白照和遗书后,在办公室自缢身亡,年仅40岁。江绪林生前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就读于北大期间,他曾因纪念六四而被拘留。江绪林性情细腻而沉郁,在政治哲学领域功力深厚,其精神困境也被视为当下时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苦闷处境的写照。他的同事、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刘擎曾评价:“他渴望的理想之光如此夺目,以至于自己被屡屡灼伤。”

绪林,今天是你离开两周年的日子。

这两年很长。我常常会想起你。但我始终没有办法,写出一篇像样的纪念文字,和你作个正式道别。也许由于这样,我有时总觉得你仍未远去,虽然我曾到过上海,并在你的墓前和你说过好一会话。


两年前这个时候,我在台北,搁下一个正在准备的写作计划,全情投入写一系列关于《小王子》的文章。2015年12月23日早上七时,我在微博发了一篇刚在《南方周末》刊登的文章〈小王子的责任〉,探讨小王子最后为什么选择被毒蛇咬并消失于沙漠。我说,那是因为小王子意识到,他对他驯服过的玫瑰负有责任。

在文章结尾,我说:“小王子清楚知道,毒蛇咬了他以后,他的身体会死去;但人死后会有灵魂吗?他不知道;就算有灵魂,灵魂有能力回到小行星中去吗?他不知道;就算能回去,他的脆弱的玫瑰还在吗?尽管蛇给了小王子迷一样的暗示,他其实什么也不能确定。但他依然选择勇敢踏出去。为什么?因为只有如此,他才有机会完成他对玫瑰应尽而未尽的责任。责任的体现,不在结果,而在心志。严格来说,小王子不仅是对玫瑰交代,同时也是在对自己交代,甚至是一种自我救赎。正如他临走时所说,他的告别,就像脱落一层老树皮。惟有如此,新的树木,才会重生。”

这篇文章贴出来不到三小时,你在你的微博转发此文,并加了以下评论:“联系到保松先生沈甸甸的实践担当,这种纯个体的爱和责任叙事颇有一种失重感;或许散文仅仅是心灵舒缓,未必承担著心迹证成。当大规模的邪恶和压迫来袭时,诉诸历史理性(积累的道德资源)能维系尊严,诉诸神圣理性(内心的退守和超越)能维系希望;此外,都市风情连带其个体的优雅都可能被无情地吞噬。”

我当时读到这段文字,有点被震慑住了,同时又有点失落。我想,你一定是对我失望了。你失望,自然是因为你对我有期望,甚至较我的自我期望还要高。我知道这点,是因为这是你在2015年2月14日专程来中文大学探望我时,郑重和我说过的话。

我当时没有在微博回应你。心里只是想,绪林,请你等我一下,待我将整个系列文章写完并出版成书,你自然能够明白我的用心所在。

很可惜,你等不到这一天。

“当大规模的邪恶和压迫来袭时,诉诸历史理性(积累的道德资源)能维系尊严,诉诸神圣理性(内心的退守和超越)能维系希望;此外,都市风情连带其个体的优雅都可能被无情地吞噬。(江绪林)”


你当时一定觉得,在大规模的邪恶和压迫的时代,我的这些纯个体的关于爱和责任的文字,即使如何优雅,恐怕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在这样的时代,人要活出自己的信念(你所谓的“心迹证成”),要么就是诉诸你所说的历史理性,要么就是依靠神圣理性,而不可能靠这类颇为“失重”的散文。

你的问题意识,我完全认同。如何在这个邪恶和压迫的时代,活出人的正直完整,甚至活出某种不服从不妥协,一直是我念诸在诸的问题。我相信,你也一样。我甚至觉得,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人生取态,而不是我们的哲学立场,使得我们成为好朋友。

我曾和你多次说过,生活在这个时代,总令我有种巨大的屈辱感。屈辱感,源于人的价值。人的自由意识和尊严意识愈强,愈能体会这个时代加诸个体的种种屈辱,使得我们没法好好活得像个人。亦因此故,当我目睹许多知识界朋友天天竭尽全力以其所学去歌颂这个时代的伟大时,总有莫以名之的羞耻和悲哀。

绪林,我必须向你老实承认,虽然你经常说我是个乐觐主义者,但我其实恒常活在惶恐当中,惶恐被这个时代同化和吞噬,惶恐无法找到支持自己勉力前行的精神资源。

自由主义的信念,足以支撑一个正义的制度和良善的人生吗?或者问得更为迫切实在一点,在一个极度不义的社会,自由主义的理念能够缓和乃至化解我们内心的巨大矛盾以及承受外在的巨大压力吗?这是困扰我和你以及许多同时代人的问题。

在时代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做了自己的选择。

有人选择了宗教,有人选择了向权力投诚,有人选择了玩世不恭,有人选择了退隐。而你,用你短暂的一生和最后轰烈的死,向世界宣示了一种不屈从。你的这种不屈从,认识和理解的人实在太少。不过,我相信,早晚会有更多人知道。我更相信,这种不屈从,是我们应对这个耻辱的时代最宝贵的道德资源。

自由主义的信念,足以支撑一个正义的制度和良善的人生吗?在一个极度不义的社会,自由主义的理念能够缓和乃至化解我们内心的巨大矛盾以及承受外在的巨大压力吗?这是困扰我和你以及许多同时代人的问题。


既然我认同你的问题意识并且深深被其困惑,为什么我会写出这些在你看来颇为“失重”的文字?绪林,在《小王子的领悟》一书的最后,我其实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写这段文字时,脑里想到的,就是你。所以,请容我详引于下。

最后,读者或会问,既然你在谈哲学,那么什么是你的哲学关怀?

读毕全书,读者应会见到,我的所有文章都在隐隐指向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时代,人该怎样活,才能活好自己的人生?

这个问题,对我们所有人都重要。要答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人是什么”有所认识,对什么是“ 美好人生”有所了解,对人的有限和脆弱有所体会,也需要对时代的特色和困境有所洞察。我有理由相信,这些问题,同样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关怀。

这些关怀,和我们的时代有何相干?

类似的问题,我也曾在心里问过圣埃克苏佩里千百回:在他的祖国正受到纳粹德国侵略蹂躏的时候,在整个世界陷入悲观绝望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写《小王子》?为什么在写完后,他就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情,从纽约回到欧洲,以超龄之年加入“解放法国空军”,并于1944年7月31日,一个人驾著战机,消失于地中海?

我也曾多次自问:在今天这个处于巨大转变的不确定时代,为什么我要来谈《小王子》?

我的想法是──正因为世道黑暗人心无力,我们才特别需要梦想,需要信念,需要价值,也才特别需要学会驯服他人和活好自己。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力量好好走下去。

绪林,如果你仍然在生,我是多么希望你能读到这段文字。

我也想告诉你,我仍然相信,一种立足于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的自由主义,是有能力建构出一个正义社会,既回应我们时代的困境,也能妥善安顿我们的心灵和合理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听说在你离去的这两年,自由主义的理念在中国愈来愈受到质疑,愈来愈多人对它失去信心。我想和你说,至少我没有。

我仍然相信,一种立足于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的自由主义,是有能力建构出一个正义社会,既回应我们时代的困境,也能妥善安顿我们的心灵和合理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我们初次相识,是因为你读到我的《相遇》,然后从浸会大学特别跑过来找我,而我那时对你轰轰烈烈的事迹和跌宕困顿的人生一无所知。我们简直是在一种“无知之幕”的状态下,开始我们的友谊。再其后,我在国内出版《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和《走进生命的学问》,你也为我写下慷慨而知己的书评。

我因此一直认定,只要我有著作出来,你是一定愿意评论的。这两年,我不仅出版了《小王子的领悟》,也在香港出版了《在乎》。每次捧书在手,我都忍不住在想,如果你在就好了,我又可以送书给你,又可以读到你的回应。

在《在乎》的〈自序〉,我有过这样的话:“我们坚持做一件事,不仅需要知道那是对的,而且那个对的价值必须走进我们的生命,并在最深的意义上界定我们的身份和定义我们的存在。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足够动力去坚持;也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解释我前面所说的那种‘非如此不可’的状态:当你被要求放弃那些至为在乎的价值时,你会觉得那背叛了你的生命,并令自己活得不再完整。真正活出在乎的人,往往已将坚持的信念化成生命的底色。他的在乎,不仅在成全别人,成全责任,更在成全自己。”

绪林,如果你还在,我相信,你一定能理解我为什么这样说。

可是你不在了。你因此应该知道我的寂寥。

真正活出在乎的人,往往已将坚持的信念化成生命的底色。他的在乎,不仅在成全别人,成全责任,更在成全自己。


在你离开的那天下午,我在微信给你留下最后的话:“绪林,不要让大家担心你。我们还可以一起做许多事。一定要珍惜自己。”

这实在是很傻且一点也没有用的话。但我又可以说些什么而足以令你留下来?我曾为此反复思量。后来我又想,既然你心意已决,为什么一定要留下来?!

绪林,我有时觉得,你是用你的死,成全了自己。

就这样吧。天快亮了。我去抽口烟。

2018年2月19日,清晨六时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

原文:《周保松:一些未曾说完的话 ──纪念江绪林先生逝世两周年》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219-opinion-chowpochung-jiangxu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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