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奥运会”将于2008年在北京举办，使中国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带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同时提升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官方话语是“振奋民族精神”），以重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缓解日趋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因此，在“十七大”召开之后，中共领导层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操办奥运会。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在2007年召开的换届党代会上也宣称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是办好奥运会。可见，官方深知举办奥运会对于操弄民族主义、转移民众视线会很有帮助。在中国民间，近年来民族主义情绪也一直在发酵，从《中国可以说不》到反日游行到网上“愤青”的激烈尚武与排外言词，大有甚嚣尘上之势；随着奥运会的临近，这种情绪呈现出逐渐升温的势头。因此，有必要对民族主义在中国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它的近期动向及未来走势作一番认真地梳理，以帮助人们理性地认识奥运背景下的中国民族主义现象。
中国古代只有家族、宗族和种族的概念，而没有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在非常近代的社会话语中才出现的。长久以来，中国处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依靠黄河、长江和其它内陆河流的浇灌，很早就产生了稳定自足的先进农业文明，在此文明的基础上中国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环宇观念。直到1840年前后，中国只能以“天朝上国”、“君临天下”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去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腐败守旧的清王朝在列强的新式战法和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屡战屡败，不断割地赔款，国家危机日益深化，被动地卷入近代化的潮流之中。正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巨变并非始于自觉，而是在十九世纪末叶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开始的。[1]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屈辱的历史，这与它所拥有的号称“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情形给中国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心理上造成了严重挫伤和沉重压力，使得中国人在情感上与行为上很容易趋向极端——从妄自尊大到极度自卑、盲目排外。这一点使得许多西方人感到困惑不解。[2]而了解这一情结对于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感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发生的义和团运动。1899年至1900年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社会底层民众为主体，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到处焚毁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攻击外国传教士和教徒，直至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处死德国公使，最后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勾结下被镇压下去。这一发生在百年前的大规模、跨省域的民众运动对此后的民间民族主义的勃兴起到了直接的催生作用，对民族心理形成的影响也是长久的。陈勤等人指出的，义和团运动的负面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其“扶清灭洋”的口号表明其与封建专制统治者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二是其具有狂乱、盲目、非理性的排外主义色彩；三是其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带有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与降神附体式的民间宗教迷信的浓厚色彩，显得极为原始。[3]其中第一、二点至今仍像幽灵一样，在中国大地和互联网上到处游荡，第三点在中国民间仍广有市场。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国的腐朽统治，并于1912年1月1日建立了中华民国，从而奠定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革命的主要领袖孙中山早在1903年就师法美国前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提出了全新的政治主张——三民主义，其中之一就是民族主义。
如果说五四运动主要是民族精英的动员，抗日战争则是全民族的总动员。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亡国的危险，一个整体仍属前现代的落后农业大国，在短时期内动员起全民的力量，集合起规模空前的数百万军队，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苦战，最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民族主义情结从此寄托。“从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功用而言，中华民族符号系统里还没有超过抗日战争的。”[4]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以爱国主义指代民族主义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抗西方主流文明和普世价值。中共统治者每每使用这种工具动员党员和民众投入政治运动，反对外部敌人，压制国内异议人士。许多赞同自由民主的人士被打成叛国者惨遭政治迫害。
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开始兴起新的一波民族主义，因为时代背景不同，所以格外引人注目。1999年11月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讨论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民族主义的专门会议，对海峡两岸民族主义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研讨。出席会议的学者提交的论文认为：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正在崛起的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与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浪潮的主题并没有多大差别，都是追求富强。但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相比，新一波的民族主义显然面临全然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因此也具有了不同的意义，故而将1990年代以后崛起的民族主义称为“新民族主义”。[5]导致新民族主义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述的历史渊源外，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意识形态的失败与重建合法性的需要。对于在中国大陆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意识形态对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直以来，中共的意识形态主要是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四个部分组成的。共产主义是其核心，社会主义是阶段性的理论纲领，集体主义是组织依据与伦理基础，爱国主义是凝聚人心的口号与旗帜。在上世纪末，中国文革结束与社会主义阵营崩解之后，这种意识形态遭遇“大失败”，其直接结果是导致认同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在“共社集”都已失效的现实面前，只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具有较大的动员力，所以，大力推销民族主义成为执政党修补意识形态的最后一张王牌。
长期传媒垄断与舆论误导。执政党长期以来一直把大众传媒划在意识形态领域，并通过其党务宣传部门加以高度垄断和“严防死守”，由此导致舆论高度一律。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几乎全部掌控在党的手中，即使是互联网也受到严密管制。某些媒体稍稍开放一点，就会受到严厉惩戒，2000年以来已有《南方周末》、《书屋》、《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北京青年报》、《国际金融报》、《广州日报》、《21世纪环球报道》、《经济观察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百姓》、《民间》等一大批媒体受到整肃。这种状况导致被《宪法》称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却无法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权。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信息操纵与舆论导向可以产生一种社会控制力量，使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发生偏移。“通过正当组织达不到的阴暗目的，却可以利用制造舆论的力量来达到。”[6]中共长期操纵舆论、控制信息、强制性灌输、洗脑演变成自发性的民族情绪，整个中国大陆加速向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方向发展，强化国家政权的权威和民族振兴被人为地捆在一起，增强国力军力和反对美国霸权互为表里。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国力的增强。自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接近两位数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6年GDP数据显示，中国2006年的GDP达到人民币21.087万亿元，约合2.7万亿美元，与德国2006年的2.30万亿欧元（约合2.86万亿美元）GDP仅一步之遥。2007年中国GDP可能会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跃居世界第三。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7606.9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1774.7亿美元。 截止2007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创纪录的1.3万亿美元，居世界之冠。此外，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会议上，中国获准加入WTO；在国防开支上，连续19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07年更是达到3472亿元人民币；在体育方面，中国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些指标与事件，意味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大大刺激了中国民众及全球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强化了国人的“民族复兴”情结。
新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它的内容与成份相当芜杂，具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官方口径与民间表达既有交集也有差异。
官方民族主义：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安德生教授（Anderson）最先提出“官方民族主义”的概念，其本意是指国家掌权者因为害怕地方分离主义可能会瓦解民族国家，将某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民族主义加于整个国家，作为维持民族国家整合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同样存在“官方民族主义”，即得到官方支持和提倡的民族主义，在官方话语中称之为爱国主义。其意义主要是指在执政党的威权统治下，抵御来自各种外部势力的挑战，捍卫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爱国必须爱党”，突显出中国式的“官方民族主义”的性质，并着力以此来重塑其意识形态与合法性。
2005年9月3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宣称：“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大力继承和发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说：“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根据官方解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胡讲话中提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
官方民族主义惯用的文宣策略是“批台、抗日、反美”。利用手中掌控的官办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参考消息》、《青年参考》、《国际先驱导报》、《世界新闻报》等，连篇累牍地传播官方的旨意，误导国内民众。例如2007年7月27日出版的《青年参考》头版头条的题目是“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奥运会安保说三道四”，指责美联社报道中国情报机构搜集有可能在奥运会期间“举行示威”或者其他活动的“外国人”情报，是干涉中国内政。2007年7月25日出版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的题目是“美FBI捕风捉影挖‘中国间谍’”。2007年7月11日出版的《世界报》头版头条的题目是“美澳日齐唱‘中国威胁’”。2007年7月16日出版的《国际先驱导报》头版发表“台军要向日本学习偷袭战术”，指责台湾“国防部长”要台军以偷袭珍珠港为例，研拟偷袭上海计划。曾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等职的曾建徽在书中公开披露“同美国打交道坚持两手对两手”。[7]
民间民族主义：是指民间自发产生的民族情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在精英还是在大众中，民族主义的复兴都是一道耀眼的景观。刘晓波博士在《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一书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论证民族主义在民间的兴起，从寻根文学的出现，到商业文艺的流行，到体育领域的欢腾，到气功热的风靡，其他如政治化奥运、金牌政治、神五升空、暴君萨达姆、赵燕事件、一0七名华工事件、美国飓风、“哥伦比亚号”事件、网民对赖斯的种族歧视、姜文被诬陷、赵薇着装事件、真由美象征的现代日本形象、对日索赔、汤晔事件、反日游行风潮、韩国的反日、胡锦涛访美、台海角力……一直到“911”事件发生后互联网上大批“愤青”[8]的疯狂喧泄，无不表明民间民族主义已然成为到处喷发的大众思潮。
在诸多的民族主义分支中，表现得最为极端的一支是为“说不派”，他们在《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大声疾呼：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9]王小东更提出，在新的极权主义统治这个世界后，李白诗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的那种侠客精神，“乃是未来人类的唯一拯救”。[10]明眼人不难看出，他们的极端主张与本.拉登和塔利班的“圣战”理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近年来，民间民族主义依托于互联网得到充分宣泄，其主旋律也是跟着政府“批台、抗日、反美”，主张中国强大与民族复兴。其中的狂热分子被统称为网上“愤青”（意为“愤怒的青年”）。“愤青”的主要特点是非理性，情绪亢奋，言辞激烈，动不动就破口大骂，喜欢给人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这种情绪很容易为官方所诱导和利用，以对抗世界主流文明，强化一党专政，转移国民视线。这正是官方民族主义与民间民族主义交集在一起的危险所在。
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失败，对执政党的虚荣心和对民众的民族自尊心的挫伤同时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发泄不满的对象。从官方到民间，骤然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民族主义的狂潮。其来势之猛，情绪之烈，持续时间之长，为1949年后官方所倡导的历次爱国主义运动之最。
中共统治者正是在民族主义的遮蔽下，打着成功举办奥运的旗号，干着侵犯人权、钳制自由、维护极权的勾当。
方政，两项残疾人投掷项目的全国记录保持者；1989年6月4日凌晨，为了营救同学，他的双腿在天安门被坦克压断。因为他的双腿让人想起“六四”，所以他被政府剥夺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据国际媒体报道，2007年4月公安部下发的文件规定，加强政审，11类43种人不许参与奥运。
因奥运场馆建设，家住北京的叶国柱、叶国强兄弟的房屋被强行拆毁，兄弟二人又因为上访维权行为被判刑；叶国柱在狱中多次被铐手铐脚镣，绑在床上，并遭电棍殴打。在奥运会召开的时候，他将仍在天津的潮北监狱里遭受酷刑。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居住权与反迫迁中心”( 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2007年6月发表报告，有125万人因为奥运场馆建设和相关原因而被迫迁离北京，到07年底估计会达到150万。在受奥运工程影响的人中，估计每年有33,000人由于失去居所，而变为生活贫困。青岛市以奥运会帆船赛为由，强行拆除居民房屋，并将多名居民或维权代表逮捕或判刑。沈阳、上海、秦皇岛等奥运分赛场，都有强制拆迁的情况发生。
为了城市形象，政府把大量上访者、乞丐、流浪者遣送回原籍，甚至将其中一部分人关押或者强行送进救助站。城管人员以野蛮的方式没收街头摊贩的生存工具，并常常动用暴力。2005年07月20日，经营蔬菜的、56岁江苏农妇林红英被城管人员打死。
中国没有透明的财政，纳税人完全无法监督400多亿美元奥运投资的使用，贪污和受贿现象相当严重和普遍。
曾被《时代》周刊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2007年“雷蒙•麦格塞塞奖” 获得者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因揭露计划生育中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滥用酷刑，被判入狱四年零三个月。政府拒绝亲友把收音机和盲文书带给他，而这个双目失明的人，前不久在山东临沂的一座监狱里遭到殴打。
2007年作家张建虹（力虹）因在网络发表文章而被判刑6年。作家清水君（黄金秋）因同样理由而被判刑12年。记者、诗人师涛因向海外网站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而被判刑10年。牛津大学博士徐泽荣因为研究朝鲜战争而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刑13年。中国被关押的记者和作家居世界之首，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以后累计就有数百名之多，仍在狱中的中国记者和作家目前至少有60多人，90%以上是在2001年7月申奥成功以后被逮捕或审判的。
每年数以千计的网站被关闭，数不清的外国网站被屏蔽，含有敏感词汇的任何文章均被过滤。在大陆，无法收看CNN或BBC，私自安装卫星设备收看电视是非法的。
中国政府今年1月虽然为迎接奥运宣布暂时放宽外国记者相关采访限制，但实际上仍有种种限制。许多中国公民被告知要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必须经过政府部门的许可。据北京“驻中国外国记者协会”（ＦＣＣ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8月1日公布的一项意见调查结果显示，有95%受访的外国记者表示“中国采访环境未达国际标准”，另有40%回答“自今年1月以来采访时感受到某种干涉”。更为严重的是，被采访的中国公民可能处在危险之中。2006年6月，傅先财因接受德国媒体采访而被打成颈部以下瘫痪。2007年3月，郑大靖因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而被殴打关押。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停止宗教信徒的压迫。北京基督教牧师蔡卓华，因为印刷圣经在2005年被判刑3年。2007年4月至6月期间，中国共驱逐了100多名来自美国、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涉嫌传教活动的外国人士，其中包括在华达十五年以上的英语教师、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这次代号为“台风五号”的大规模驱逐外籍基督信徒的运动，目的在于打击海外基督教组织藉奥运会之机传福音的行动。
中国仍然保留着劳动教养制度。这意味着完全不经过法院审判，警察机构就可以剥夺一个公民人身自由，最长可达四年。此外还有收容教育制度，完全凭警察意志就可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六个月到两年。当局为了简化手续和混淆视听，有时会把异议人士或维权人士送到劳教所、收容教育所甚至精神病院。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国与列国处在同一个世界，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分享着同一个梦想：人权、自由、民主、和平，这些全世界所有人普世的恒久梦想。但中国政府显然不允许中国公民分享这个全球共同的梦想北京的行动预示着2008奥运会成了政府限制自由、压制人权的借口！
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奥运举办权，曾承诺在2008年奥运会前改善人权。北京奥申委副主席刘敬民曾信誓旦旦地对外界保证：“由北京举办奥运会将有助于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展。” 但是，中国政府显然没有信守当初申办奥运时的“改善人权”的承诺。国际特赦组织公开表示：除了在改革死刑制度方面有所进步，其它关键领域上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却在恶化。“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对记者和互联网用户进行新一轮打压，使政府‘全面新闻自由’的保证成为一句空话。现在的情况与‘奥运精神’和‘维护人类尊严’的实际宗旨背道而驰。”
中共统治者正在精明地拨弄着民族主义的算盘珠，等待收取举办北京奥运会的丰厚红利，而根本无意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民主改革。因此，韩国等非民主国家在奥运会的压力下加速民主化的先例没有可能在中国复制。对此，人们应该持有清醒的认识，并应通过不懈地启蒙戳破浮泛在中国大地上的民族主义泡沫，促进中国走向文明进步，实现民主宪政。
2007年8月
引注：
[1] 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载罗荣渠 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8—9页。
[2] 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夫妇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一书中写道：“许多高科技社会的人们很难理解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动机。他们狂热的爱国主义激情使人费解。”上海三联1997年版19页。
[3] 陈勤 李刚 齐佩芳：《中国现代化史纲——无法告别的革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20页。
[4]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142页。
[5] 参见林佳龙 郑永年主编《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哈佛大学东西方学者的对话》，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4月出版。
[6] 林秉贤：《社会心理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335页。
[7] 曾建徽：《融冰 . 架桥 . 突围——曾建徽论对外宣传》（上），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160页。
[8]“愤青”原指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正义感和有责任心的年轻人。有正义和责任在心，才会对社会不公不义的现象产生愤怒的情感。事实上，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不同程度上是“愤青”。而如今，“愤青”已被写作“粪青”，表达了人们对那些盲目、愚昧、没有理性、不负责任的言行的不满。参见张闳：《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2007年7月26日《南都周刊》
[9] 宋强 张藏藏 乔边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出版社1996年5月版41页。
[10] 房宁 王小东 宋强等：《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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