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君主制拥护者仇恨孙中山，是因为孙中山推翻了帝制。一些党主制拥护者如冯胜平把孙中山当成中国大陆一党制的罪魁祸首，是不公平的。因为苏联似一党制渗入中国，是许多中国人的选择，不能全怪孙中山。在孙中山之前，陈炯明就放纵了苏联的渗透。
一，陈炯明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思想
陈炯明（1878-1933）于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原名捷，1906年7月考入了广东法政学堂后，采字“竞存”，显然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影响；1908年7月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后参加同盟会并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
1917年陈炯明参加护法运动，希望能掌握一部分军权，因此游说孙中山。于是孙中山命胡汉民、汪兆铭去找实力派。陆荣廷同意国民党的要求，把陈炳Yj所接收的省长亲军20营拨交陈炯明。11月21日莫荣新继任广东督军，为保存桂系实力，遂派遣陈炯明率兵征闽。
到1918年11月下旬，援闽粤军扩编为两个军，陈炯明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占领福建南部以漳州为中心的26个县，号称“闽南护法区”。援闽粤军在漳州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政治方面，陈炯明“强调还政于民，恢复宪法”，实行“共和政体”，提出了“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的口号，实行民主制度，整饬吏治。在公园的门口，竖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别篆刻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8个大字，反映了他的理想和诉求。
在文化事业方面：陈炯明在农村设立现代学堂，做到一乡一校；他禁绝了私塾，设立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还设立了夜校90余所；1920年又增办了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陈炯明还大力延揽全国人才并在筹办大学。他派遣留法、留美、留英、留日男女学生83名；其中派往日本者有彭湃（后来共惨农民军领袖）、彭泽、李谷珍等人。
陈炯明于1919年12月1日创办《闽星》半周刊，他在发刊词里倡言的“全人类社会主义”，推进新文化运动。《闽星》报曾以“红年大熟”为题，祝贺苏联十月政变的成功。1920年1月1日，又创办了《闽星日报》，鼓吹进化论。陈炯明写道：而进化的极点，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陈炯明加强了社会治理，漳州面貌焕然一新，俨然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林森、胡汉民、汪精卫、居正、吴稚晖等名流都先后造访。一份德国报纸甚至声称，“东方一颗明星，正在放出光芒”……1920年5月1日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刊载文称漳州为“闽南的俄罗斯”，陈炯明在漳州所实行的措施“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
1920年4月下旬，列宁密派波特波夫将军赴漳州访问。陈炯明同朱执信、廖仲恺商量后，表示欢迎。在谈话中，波氏希望陈炯明注意发动群众，多做农民运动；并承诺，如果漳州需要，可以将储存海参威的军械提供粤军使用。是时，炯明认为应自力更生，乃婉谢之。在1920年5月8日给列宁的覆信中，陈炯明指出：“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只有消灭国界，我们才能制止世界战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考虑实现人类的平等。”这就是“大同”共产主义思想所致。这封信由朱执信起英文稿，廖仲恺打字，曾于1921年3月刊载于苏俄的《外交部公报》。编者按语中称陈炯明为“一受过良好军事教育之中国最杰出军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在波氏访问前，英美两国的情报里，对炯明已常有“布尔什维克将军”之称。美国驻厦门领事曾报告说，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不属于“最激烈派”。报告中并附有翻译刘师复等在漳州散发无政府主义的传单。“无政府主义”以“三无”、“二各”为特征，即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际间以互助与合作为纽带，没有战争、掠夺、压迫和剥削，四海恍若一家。它是类似《礼记。大同书》的美好人间……
二，陈炯明纵容陈独秀传播马列社会主义
炯明在漳州时，拟聘请陈独秀到漳充任教育局长。当时陈独秀是北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1919年初，陈独秀跟他的北大男生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妓女，于是不顾自己大学教授的斯文，竟然与自己的学生争风吃醋，结果抓伤了那位妓女的阴部。事情发生后，“北大教授陈独秀抓伤妓女下部”新闻全国风传。陈独秀曾加入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一些教授要求惩戒陈独秀，蔡只好同意。4月8日，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北大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学长制。
陈独秀文科学长职务被废除后，便一头埋进书房，每日专做带有火药性的文章。1919 年4月20日，《每周评论》刊登了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陈写道：“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有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1919 年5 月，北京发生了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只有梁漱溟等呼吁法治，强调“打伤人是现行犯”；即使那些政府官员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成立时，仍不可被“侵犯、施暴”。但梁的呼声完全被陈独秀的革命口号压倒。
1919 年6月8日，陈与李大钊商量后，写了《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邓初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由市民掌权；呼吁民众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号召在法律体制之外的暴民运动；也就是什么手段都可采取。陈独秀当场被捕入狱，引起举国震惊，青年毛泽东在湖南高声喊出“陈君万岁”，“我祝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后经蔡元培等后援人士解救，于1919年9月16日获释；陈独秀返回校园，成了英雄。陈遂辞职离开北大，完全投入了苏联人的怀抱，开始了在上海组建共党的活动。
1920年11月陈炯明回到广东，就开始筹划重组军政府，团结西南，建立十二省联省政府的初步计划。1920年12月陈炯明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全局。
1920年12月底，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抵达广州，随即与维经斯基一起面见陈炯明，这是二陈第一次见面。初到广东时，独秀说话还比较谨慎；3个星期后，即开始大谈特谈社会主义，向青年鼓吹：“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这就宣扬马列主义。1921年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这篇演讲后来刊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办的《广东群报》上。
陈独秀在广东开办工人夜校、俄语学校，由苏联特工维经斯基手下的人担任教授，引导学生热爱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4月，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共党立即在广州成立了21个工会，罢工次数增多。随后，发生了陈独秀和区声白的无政府主义论战。区声白说陈独秀是卢布主义！
这时，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演说，批判“三从四德”的传统道德，鼓吹“性器官长在头上，性交不过是点头而已”；性交象“点头”一样地随意。由此引起了粤人驱逐陈“毒兽”（与“独秀”同音）的大风波。
1921年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载文批判陈独秀散布“禽兽学说”：陈独秀“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3月17日《广东群报》一篇文章所言：“现在广东的空气，都充满着反对陈独秀的声音。”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乘机给省长陈炯明呈文道：“陈委员为人，其道德学问已为职教员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
1921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6号“什么话”栏转载了上海《中华新报》的谣言，并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陈炯明将信将疑，在一次宴会上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座的人听了哈哈大笑，也有人睁大眼看着陈独秀没有笑。笑毕，陈炯明说：“高师风波，我和古应芬（财政厅厅长）意见，坚持原议，委员长尽可放心。
反对陈独秀的声浪不久再次高涨。1921年7月27日，旅沪广东同乡组织的上海广肇公所在其电文中说：“上海各报记载广东教育行政委员陈独秀，四处演说鼓吹：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性交不过是点个头而已。陈独秀敢倡此等邪说，留毒社会，贻害青年，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陈独秀惑世诱民，凶于兵祸，独夫不去，四维不张”。
陈炯明覆电说：“上海广肇公所同乡诸君鉴：电悉。陈独秀先生当代教育大家，道德高尚。现在改良粤省教育，倚畀方殷。沪报所载，系属谣传，请勿轻信为盼。”
8月中旬，陈独秀向陈炯明请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此时尚在广西督师，闻讯即刻回电劝阻，希望陈独秀“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延至9月，陈独秀以治胃病名义请假返回上海，结束了他在广东历时9个月的教育改革。
陈独秀在广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在广州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培养了共产革命的后备力量。
三，陈炯明支持“广东农王”
陈炯明于1921年介绍彭湃到海丰任教育局长，并鼓励彭湃在海丰试办农会。
彭湃是海丰人，炯明在漳州时派往日本一批留学生之一人。1921年，彭湃回国后即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回县被任命为教育局长。他上任就组织县城学生高举写有“赤化”的红旗，举行五一劳动节游行。海丰的官绅大感惊骇，县府马上罢了他的职。彭湃不在乎丢官，难过的是贫苦农民并无反应，认为是“洋学生”赶热闹。此后，彭湃下乡，于1923年初在海丰组织起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县总农会，并担任会长。同年，他加入中共，还担任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被公认为“广东农王”。
1923年3、4月，炯明下野后，隐居香港之时，彭湃来访，商议减田租的事。据陈演生的回忆：“先生（指炯明）主张减为三成（即减去十分之七）；（钟）秀南，（陈）演生主张初次减为六成，二年后再减为三成。先生嫌太缓，仍主一次减为三成。彭满意而归，即根据先生主张，在海丰开始作减租运动”。
1923年8月间，海丰农会因减租问题与田主发生冲突，王县长以农会会员黄、杨等人“聚众扰乱治安”，予以拘留，并解散会所。时炯明在老隆，彭湃奔往谒晤，请示办法。同时王县长亦电炯明报告经过情形。炯明即电覆王县长，饬立即释放会员，并令组织“农租公判会”，以解决田租争执问题。电文录下：“此次风灾，农民失收，要求减租，势所使然。虽旧例业佃可以分割，但事实上多难做到之处。体念灾民，业佃双方均应酌得其中。该农会不分丰歉，定三成一律还租，殊属卤莽。转滋争端，现应由该县组设农租公判会，谕业佃各出代表三人，由县请公正乡绅一人为会长，布告业佃周知，遇有收租争执事宜，应投告该会，请其公判。业主不得苛勒，佃户不得藉灾图免。均照实地情形，期于两得其平。”
从陈炯明的电文看，他无疑是一个有梭伦似中道理念的人。然而，中国社会是逆淘汰，坏人总是战胜好人。彭湃利用农会，1927年组织农民暴动，成立苏维埃政府。为此，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海陆丰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在这种政策下，显然会伤害不少无辜之人。因此，海陆丰的家族之间仇恨余韵延续至今，暗中还有潜流在涌动着。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8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