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华叔和林昭寰意见的分歧以及我的见解(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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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香港出席文革40周年座谈会集锦

文革座谈会如期于14号下午二时在香港教师工会会议室举行。主讲人是司徒华先生、澳门大学教授程惕洁和我。

程惕洁教授发言的轴线以他和高树华先生合著的《内蒙文革风云》展开。其中心内容是以大量历史事实来证明文革造反派绝不是中共当局几十年来抹黑的那样。造反派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固然不是没有做过错事。在那个大动荡的时期里,谁都不可能完全正确、一直正确。但是,就他们内蒙造反派而言,则一直是以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姿态出现。即使是在内蒙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滕海清大搞清“内人党”时,内蒙造反派都是消极应付乃至抵制。但是,后来有人却把迫害“内人党”的罪孽移植到内蒙造反派的头上。

程惕洁教授还讲了一个很具典型性的事例。他说全国第一个被打死的平民造反派红卫兵是他们内蒙师大的韩侗。1967年2月某日韩侗对造反派集会队伍作演讲。演讲内容是叫集会队伍要注意政策和战略,切不可一时冲动冲击军事机关。这时共产党军官柳青从背后开枪把韩峒打死。据后来得到的消息是,内蒙军区就是想以打死韩峒,刺激造反派冲击军区。军区大院内已架好机关枪,准备造反派一冲进军区大院就予以扫射屠杀。1967年5月韩峒被周恩来定为烈士,发给烈士证书。铆青被捕判刑。1976年十月政变后,韩峒被褫夺烈士称号,坟墓被平毁。而柳青则平反出狱,恢复党籍官职。程惕洁教授沉痛地说,这就是血的历史。但它已被中共政权颠倒了黑白。

司徒华先生的发言主要涉及文革期间的香港暴动。司徒华先生认为在大陆造反浪潮的影响下,香港中资机构的负责人为防止员工造他们的反而先发制人,动员其员工去造港英当局的反,从而引发一场社会动乱。司徒华先生还指出这种做法其实在共产党最高层内都是不获认可的。周恩来批评了这个做法。

林昭寰的发言赞同司徒华先生分析,但作了个重要的补充。就是在暴动中有“人民文革”的成分。

由于时间有限,我的发言直接切入主题。我指出文革中到底有没有民众的反抗运动(人民文革),这首先是一个事实判断。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再来作价值判断。对于事实,我作了这样的陈述。

作为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其第一波是批判“资反线”.刘少奇、邓小平在1966年6-7月主导了第二次反右。把各单位出身“不好”、有政历问题的人、与领导关系紧张的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尽管毛对这些人遭政治迫害是毫不痛惜的,(这从稍后毛默许、纵容“红色恐怖运动”,和于1969年主导与刘、邓第二次反右类似的“清理阶级队伍”得到印证)但是那次毛却不允许刘、邓所为。因为毛发动文革是要清洗党内高层的异己势力。刘、邓搞矛头向下的第二次反右完全偏离了毛的政治意图。故此毛把刘、邓的第二次反右定名为“资反线”,并允许群众起来批判之。

切莫以为毛的一句话、民众就可以大行其道。批判“资反线”其实是经过了一段过程才得以推展的。因为各地党委还在一段期间里掌控着局面。如果说某些省市级的高官会由于被毛中央点名而失势,那么,各单位的领导则大不不同。他们大多在本单位里有得力的保皇派拱卫着。故此群众起来冲击他们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行。实际上在许多单位里,尤其是大型国营工厂企业里,保皇势力一直占有优势。

批“资反线”的热潮是文革时期群众乘机而起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第一波。这一波并不只限制在批判各地各单位领导执行刘邓“资反线”把群众打成右派,而且对领导平时各种欺压群众、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河南、四川的造反民众揭发了省委领导在1960年倒行逆施,致使数百万农民沦为饿殍的罪行。有些地方还提出要为在“四清”运动中被整的人平反,甚至提出五七年反右也是刘邓的“资反线”.当然这些政治诉求都被毛共压制下去。

在批判“资反线”致使共产党统治秩序部分崩塌的情况下,1966年12月一场纯粹发自工人群众自身的维权运动拔地而起,瞬时席卷全国。这就是被毛共中央斥之为“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轩然大潮。工人群众提出过去许多隐忍不敢提出的正当要求。工厂领导克扣加班费、保健费、工种补贴,合同工、临时工长期不予转正,削减乃至剥夺他们劳保福利被的行为都被造反民众揭露出来,予以批判,并要求经济补偿。毛共中央起初还假惺惺对工人表示同情,后来觉得不对其味道,立即转向予以压制和镇压。“全国红色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团”的头头们都被逮捕并判以重刑。

1967年2-3月,各地军方大搞“镇反运动”。其中最血腥的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开枪打死打伤三百二十多名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其中许多是十几岁的女中学生)。造反派面临瓦解。

此时毛的政治清洗尚未完成。毛还需要造反派群众为之火中取栗。于是批评了军方的做法。各地造反派乘机而起,要求军区释放被其逮捕的民众,要求军方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和个人平反。

亦是切莫以为此系轻而易举的事情;切莫以为有了毛对军方的批评民众就可以通行无阻。军方不是毛的清洗对象。毛对军方的批评相当温和。军方的威势是省市地方干部无可望其项背的。何况军方与保皇派结成了联盟。从前保省市党委的共产党保皇势力现在转而投靠军方、与造反派为敌,并在军方的支持下对造反派发动暴力袭击。造反派民众在要求并迫使军方不得不释放被捕民众、和在抗击保皇派发动的暴力袭击中取得了胜利。这里面除了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因素而至外,造反派民众的斗争反抗精神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上这三波“人民文革”是全局性的。除极少数地方(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除此之外,各地还有许多地区性的反政治歧视、维护争取应有权益的斗争。如在广州就发生“持证工人”和原技校学生要求返回广州居住工作的维权斗争。

從六二年到六五年由于工業萎縮、經濟不振,城市就業不足,中共遂辦了許多農場,把一些城市的失學失業青少年安排到那裏做農場工人。農場大多種植經濟作物,農場勞動者吃商品糧,領固定工資,故以工人論(但已屬農村戶口)。當時為便于動員城市青年前往,廣州地方官訂了戶口保留規定。即去農場四年后可回城另行安排工作,並發有戶口保留卡,故他們被稱之為持證工人。1967年许多1962、1963年去农场的持证工人都回到广州,提出回城生活工作的要求。

在广州造反派中有一个组织叫“工读600”。这个组织是由广州的一批下乡支农青年组成。他们与其他支农青年的明显区别是,他们在下乡之前不是没有考上高中、中专、中技的初中毕业生和没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抑或其他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而是在校生。他们读的是1964-1965年开办的好几间半工半读的技工学校。毕业后的分配定向为技工。这些学生在初中时学习成绩都比较好,但家庭又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在政治空气已很浓的64、65年,他们出于对自己家庭政治等级的清醒估计都不去投考高中——因为将来绝无“考”入大学的可能——而选择投考最低等的技校,以日后能有一份技工职业为满足。当然还有少数是投考中专因家庭政治原因或分数不够被拨到技校里来的。

文化革命前夕广州市委认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政治质量太差,连留在广州市做技术工人的资格都没有,应该都下乡去做支农青年,于是下令关闭了这些学校。学生全部下乡务农。这批学生的数量有600名左右。

1966年底,在批判“资反线”的高潮中他们大多回到广州。1967年夏求之后他们四处申诉自己所受到的政治歧视和政治迫害,他们要求复学,要求读书的权利和毕业后做工的权利。他们串连起来组织了一个“造反”组织。名称就是“工读600”。尽管并不是当时被赶出校园的600名左右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的名称则是极其鲜明地表明了他们的构成和诉求。

象这类地区性的“人民文革”其实各地都有发生,只是时间不象那三波“人民文革”那样具有高度的同时性。

在作了这样的事实陈述后,我继而对“人民文革”作出价值判断。我指出“人民文革”是属于在没有突破共产党政治框架的、具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初级层次的民主斗争。它和当今的维权斗争的相似之处是都没有突破共产党的政治框架,和都以集会、游行示威、绝食等非暴力的形式进行。两者的区别是当今维权斗争是纯属民众自发,而“人民文革”是藉着共产党的内斗乘机发生。

司徒华先生说,即使文革中有民众的乘机反抗运动,但也远不是文革的主流。我的看法是;如果按中共的文革十年论,“人民文革”当然不是主流。但是,如果考察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8月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人民文革”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就是主流。而在广州这种较特殊的地区,“人民文革”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是从1966年11月到1968年7月。广州造反派的体制外性(原省市委的领导干部没有一个支持造反派,而且其大多数都支持保皇派)、被迫害性、坚持反抗性,使之一年另八个月的历史成为一部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主斗争史诗。

至于在1968年8月以后造反派或被屠杀镇压;或被取缔强令解散,“人民文革”岂止不是主流,而且是彻底完结。那么主流是什么?是对造反派民众连续三年的反复清算。(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一打三反”、1971年“清查五一六”)和后来六年里共产党文革窜升派和老官僚集团的争权夺利。

在这段发言中我还反驳了造反派“反贪官、不反皇帝”论:“依靠毛的支持反政治迫害无正义论”.我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当今中国民众的维权运动也没有提出终结中共一党专政的诉求,你能说它没有进步意义吗?如果不能,又如何能以“人民文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否定它?把“人民文革”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比较,其参照物应是保皇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总比什么都不反要好!更比保皇派保贪官、保皇帝要好得多。至于要求军方释放被逮捕的民众;要求军方承认前阶段镇压的错误,并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这无论如何都是正义的。如果认为这是靠了毛的恩准就无正义性,那么要问,什么是正义?难道军方的镇压屠杀是正义的?难道让被打成反革命的民众继续关在监狱里、牛栏里,才是正义?民众利用了毛的“恩准”是斗争的策略性。这个策略性绝不否定它的正义性。

我在“人民文革”价值判断中着重反驳了,“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较好的干部。”的荒谬推断。

我指出,毛把他的这场政治清洗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那只是给他的政治清洗穿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而已。文革前共产党内哪有什么高干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行修正主义?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是比毛泽东的人民公社要务实,但那也不是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别忘了刘少奇、邓小平不但是1957年第一次反右的极力主张者,还是1966年6、7月第二次反右的主导者。毛死后,邓小平实行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但在政治上却坚决复旧,坚决强化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不要说已皈依宪政民主的伯恩斯坦老修正主义,即使是跟还在共产党框架里面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相比,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也差得太远。而且1989年,他们整体上都主张血腥镇压,就说明了他们从来不是修正主义者。至于说到赵紫阳,他当然是修正主义者。但他是八十年代才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很可能,他之所以成为修正主义者,正是由于他深刻认识了文革中的群众反抗运动。

文革期间的群众造反运动根本没有首先去区分哪个官是走社会主义的官,哪个官是走资本主义的官,再考虑冲击与否。除非毛中央直接插手说明,否则造反群众是一律予以冲击的。那种认为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好官,这首先是误以为文革前共产党里真有这样的好官。接着是凭空臆想造反群众会甑别出这样的好官再特别加以冲击。

实际上在民众造反运动中受冲击较多的正是共产党里的坏官。那些平时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官造到更多的冲击。1960年河南吴芝圃、四川李井泉倒行逆施造成数百万农民沦为饿殍的坏官在批“资反线”时期就因其此项罪孽遭到造反民众的揭发、批斗。故此那种认为“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较好的干部。”的观点,纯属以文字为依据的主观臆想。

“人民文革”论在我1979年结识的青年朋友中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这样才有了林昭寰在华叔发言之后,提出不同的看法。林昭寰认为不能全盘否定香港六七暴动,他指出里面有“人民文革”的成分。即有民众因不满港英当局的殖民统治漠视底层民众的疾苦,乘机起来冲击之的成分。不能把这一成分与中资“左仔”的反英行动绑在一起予以否定。我完全赞成林昭寰的看法。

作者文集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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