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日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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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2006年8月6日早上8点半,朝阳怒放,令晦暗如洞穴的厨房亮堂起来。一阵阵圣歌飘入,还伴随着隐隐约约的鸟叫,霎时就冲淡了笼罩住我们的悲剧氛围。一位大嫂泡上了方便面,我们匆匆吃罢,就跟着双拳捶腰的张牧师出门,融入到瓦顶重叠的山村。牛铃噹噹,马蹄哒哒,人畜在同一条践踏如泥的鸡肠道上遭遇多次,即使是德高望重的张牧师,也只能侧身紧靠庄稼地边的篱笆,两掌朝外,让圆滚滚的可爱牲口先行。我反手从背包挖相机,要抓拍点东西,不料一条马尾巴凌空而起,呼的甩了个圈儿,我急忙扭头,正好挨了火辣辣的一嘴巴,只好掩面扶眼镜,放弃非份之想。而脚底也险象丛生,人蹄得一下接一下垫起,避开重心不太稳的畜蹄。最可恶的是粪便,前头拉后面踩,搞得热火朝天,我的裤腿以下都一塌糊涂。

几分钟的路,我们走了十几分钟。赶马或赶牛的汉子们,在扬鞭的同时,还不忘向张牧师点头致敬。在一个稍微宽敞的岔道口,我刹步整理鞋面,刚擦两三下,让鞋鼻子从稀屎里绽露,老张就回头催促。还以农民特有的方式安慰道:“一会儿就晒干了,干的好整,跺两脚就干干净净。”

我闻之一愣,舌尖突然涌起一股甜滋滋的回味。眼前的场景像过期彩色胶片一样缓缓褪色,我中年人的躯体也缩小成儿童,而我去世的父亲在胶片里刚巧是我这把年纪。全家人跟他下放到一个叫“柏梓”的农村中学,校园与四周的村庄混淆一体,篮球场在农忙季节就变为打谷或晒麦场,教室在寒暑假也可以是猪圈或牛圈。大人们正经历文化大革命,学校的走资派、保皇狗、反动学术权威(也包括我父亲)隔三差五挨斗,有时也将他们与农村的地主、富农弄一块,浩浩荡荡十几二十个“土洋结合”的牛鬼蛇神,游校、游田坎、开大会,都显得极有声势。学校几百人,贫下中农上千人,夹杂着搞运动,时间眨眼就过去好多天。所以那阵儿最流行的口号是:“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份子难受之时。”

父亲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天天认罪,已喘不过气了,还在晚上给我补课。我对牛屎,还有其它牲口的屎印象深刻,不仅源于儿时的社会环境,而且源于一篇课文。其大意是面对一泡刚出炉的鲜牛屎,下乡知识青年四处寻铲子,可没料到一位贫下中农女孩二话不说,弓下腰,双手捧起稀屎就往集体粪坑里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知识青年通过狠挖资产阶级思想根源,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见着地上的粪便也用手了。”学校的高音喇叭广播了这篇范文,还点评道,“到底是粪便臭,还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臭?到底谁的内心美,谁的内心丑?相信同志们从一堆牛粪中,能得出答案。”

记忆深处的破喇叭回荡了几秒钟,还是被当下的圣歌一点点屏蔽了。白得耀眼的教堂就在我们头顶,嘎嘎电流贯穿在歌声里。我想,仅从喇叭的质量看,这几十年似乎没进步多少。但肩负着社会改造重任的牛屎却归朴返真,与多种粪便一道,成为这个彝族村庄人人都看见、人人却看不见的日常风景。

眨眼间,太阳又上窜一大截。水汽在蒸发,蝉子叫也刚猛起来。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进了昨晚有些魔幻的黄泥大院,浪漫的外壳一下子剥掉了,眼前一派熙熙攘攘的世俗图景。我拿出相机,镜头内全是人,男女老少,每个角落都是衣衫褴褛的人,都是被信仰点燃的笑。我有意将镜头抬高,使之越过短墙或屋檐,可天空透白,已经布满了太阳的钢刺。

张牧师的白发闪烁了几下,就消失在正屋里。我晓得他作为方圆数百里的撒营盘教区的唯一牧师,要把圣餐分发给来自几十个村子的支堂长老和执事,可得忙一阵子。老张陪我留在露天院坝里,我问他为啥不跟张牧师进屋?他压低声音回答:“我还不够格。”我不以为然道:“不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话尚未落音,老张就将指头横在嘴唇间。

真像演戏,松弛的肌肉一下子又绷紧了。台阶上下的人们停止了走动和交谈,全都支起耳朵,聆听房子内部的声音。又是彝语,与我年轻的时候听诗人艾略特的英语朗诵差不多,一句不懂,只能凭鼻子去嗅那语义之外的气味,那被肢解的血肉浸润舌根的气味,还有一波接一波的弹音。

持续时间不太长,房子里外的人就一道“阿门”了。生活又恢复了它熙熙攘攘的原貌。老张大声笑道:“等我们的事情一完,我也可以回村子领圣餐。”

我疑惑道:“你不能在这儿领吗?”
老张解释道:“长老和执事在总堂牧师手里领,再回去发给支堂的一般基督徒。月月如此,不会乱的。”

由于语言交流的障碍,我只能拎着相机在人堆里晃悠,遇感兴趣的人脸,就喀嚓一下。靠院门的两面墙根,垃圾与杂物混合堆放,猪圈和鸡圈也没有分界,而人类挤在中间,臭味虽不相投,色彩上倒还和谐。我拍了4个老太太冲着阳光排排坐,其中一个,刚才下台阶颤巍巍的,我抓拍了她紧张的脸部。密布的沟壑里,两只眼球浑浊如泥,却相当锐利。

接近正午了,苍蝇越来越密。记忆中,我是第一次遭遇如此多如此勇猛的苍蝇,人稍微一站,就没头没脸地扑上来。我周围都是基督徒,修养好,根本不把这种下贱的军团当回事,他们或立或坐,每人身体上起码有几十只,甚至一个加强连队。他们谈话、笑、拉手、拍肩,苍蝇们也随之起落、盘旋,似乎也属于他们情绪的一部分。除非某几只苍蝇高度近视,在谈兴正浓之际向口鼻眼俯冲,他们才漫不经心地抬手,抹一把面孔,或者在脸前扇两下。我亲眼见有人在两三分钟内,从鼻孔、嘴角,还有舌头上,抠出些活物来,然后遗憾地捻两捻,扔地下。

我是一个外来人,是整个村子唯一赶苍蝇的傻子。我老是站不住,到后来,拍照也有困难了。因为稍微停顿,手背和秃瓢就成了苍蝇的停机坪,这些裸露的地方咋会这么敏感,那么细的蝇腿、蝇须一碰,就痒得不行。没办法,我揣了相机,在人堆里穿插着兜圈子,将苍蝇逗得恼怒又兴奋,嗡嗡地跟着撵,我往上瞅了一眼,在波纹般眨动的光线里,至少有一个飞行大队。

张牧师从正屋门槛冲我招手,我进门,室内气温要低些,苍蝇相对就少些。张牧师给我挨个介绍各村的长老和执事们,他们的汉话不利落,却一直点头微笑,并将昨晚就塞过的糖果与瓜子再塞我一遍,仿佛我是个天生嘴馋的顽童。我一一认清他们被至高的火种所点燃的面容,跟云贵高原遍布的红泥真没区别,除此之外,我能了解他们多少?

转眼间,院坝里摆开4张红饭桌,这让我又一次重温了旧梦。自小到大,我在四川乡下吃过不少各种名目(以婚丧为主)的筵席,可在圣餐会期间,与如此众多的乡村基督徒一道共进午宴,却是初次。除了云南人习惯矮桌矮凳,四川人习惯高桌高凳,一开始,我的确没觉得两省乡间的风俗有何不同,从古至今,中国各省都保留了逢年过节杀猪宰羊、大盘大碗的老传统。

厨师和房东大嫂进屋多次,点头哈腰,请张牧师及众贵宾入席。大伙起立又落座,落座又起立,反复谦让,“请啰,请啰”不绝于耳。我这个既要混饭又疏于礼仪的文人,跟着谦谦君子们起落了两次,就极不自然地僵在原地,无所适从。幸而张牧师及时牵住我的手腕,主角亮相一般出门槛,下台阶,于是大家才依次坐下。我扫了一眼,4张大红桌都满了,按每桌8至10人算,也该有38位吃客。另外还有数量相当的两轮吃客在院墙周围候着。

上菜了,猪羊鸡鸭、豆腐花生,照炒炖烧凉拌等样式登场,至少有10来种,一下子就把桌面布满了。日已登顶,饥焰如焚,不料苍蝇比人类更没耐性,亡命徒一般成群降落,争夺起我们的口中食。若在往日,我早就赶在苍蝇发起轮番冲锋之前,运力执箸,冲最厚实的那块去了。可今天当着张牧师和满桌长老,我暗暗发誓,绝不先动筷子。眼瞅着那只翘出汤面的鸡腿刹那间粘上了10余只苍蝇,我心潮难平地垂下头。

区别于所有世俗筵席的时刻终于来临,全场突然之间静默了。本来应该是碗碟交错、你请我请的大热闹,却反而很深地静默了。只剩下苍蝇军团的嗡嗡,由含混到清晰,终于连成了一大片。我情不自禁地仰头,屋檐之上是山峰,山峰之上是日神,遥不可及。而在日神和我们中间,是苍蝇的活动屏障,它们还在飞过来,降落;飞过来,降落。

张牧师从矮桌边起立,眺望远方,开始祈祷。由于我们坐得低,他就显得特别高。此时的日神,笔直笔直的,用它那光线的细脚,踩住他那银白如雪的头发。所以我相信,他的祈祷能够震颤阳光,直达天庭。

老实说,我依然一句不懂,可又觉得每一句都那样美丽。我听过不少彝族的民谣,前不久,我在云南大理的酒吧里碰见一个法国人,他刚从四川大凉山过来,用他那非常精良的录音设备,采集了两三个光碟的彝族古歌。其中有闹的,类似火把节的集体狂欢;也有静的,游魂一般,极其孤寂。后来这种孤寂进入我当夜的梦里,周围都是黑黝黝、光秃秃的环形山,那单线条的歌声就在里面回荡,每个音符都滴着蚯蚓般滑腻腻的泪。

醒来时我的双脚冰凉。这就是我对彝族下意识的了解,他们都是从阴暗、潮湿的山里来,从站不稳人的陡坡上来,半神半鬼半人。可在此时此刻,一个彝族牧师的投影罩住我的头顶,他的声音浑厚,在天地间都引起了共鸣。这种祷告的音节,令我想到的不是传统,也不是现在的信主的彝族,而是黑人、印第安人或大西洋岛国的土著人敬神的旋律。

连苍蝇都感动了,神圣了。张牧师的祈祷分三段,上一段与下一段中间,约有十来秒的间隙。而令人厌恶之极的蝇群,此时如个头最小的唱诗班的孩子,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遍布苍穹的孩子,紧追在张牧师波澜壮阔的赞颂后面。当主祷的声音一停,蝇群的嗡嗡立即起来,波涛般越涌越高,形成天籁的混声合唱,填满了世间的每一个空隙。

张牧师还在祈祷。
苍蝇还在嗡嗡。
我抬眼直视日神,苍蝇笼罩下来。不知有多少只歇在我的眼皮、鼻翼和嘴唇上,透过睫毛,我触及到它们的腿与翅膀。天空是一个反扣着的蚁穴,刺满了嗡嗡的针孔,赞美造物主的针孔。我不禁吟道:

你们这群天堂的蚂蚁,
从粪便里脱胎换骨,
一波又一波,嗡嗡嗡,
引导我们向至高的地方迁徙……

当张牧师道完“阿门”坐下,集体的圣歌就唱响了。这次是人类与苍蝇,与鸟,与其它益虫及害虫的合唱,我也跟着哼哼。然后悄无声息地用餐。为了向上帝祷告,汤里牺牲了几十只苍蝇,大伙动筷子将它们打捞上岸,便吃起来。

不断有热菜添上桌,但我没吃多少就饱了。旁边的张牧师和邻桌的老张都边吃边张大嘴巴,笑得挺开心。我想,他们与周围的彝族兄弟一样,已习惯了信主的长久快乐,而我呢,是否只配享有怀疑论者转瞬即逝的快乐?

下午1点多钟,我们离开这个乡村伊甸园,去另外一个更老的伊甸园——位于撒老乌的西南神学院旧址。

沿途很顺,两点过就拢撒营盘镇,然后从一条岔道上规模比德嘎稍大的撒老乌村。车子在村中的水泥路穿插了一截,遭遇了好几辆黑烟弥漫的手扶式拖拉机,最终停靠在一畜粪遍地的空坝里。

接下来是贴着红土墙根七拐八拐,被我赞美过的猪、狗、苍蝇无处不在,其一如既往的超常热情令我们不断跳跃,不断小跑,终于一溜烟扎入郁郁葱葱的苞谷地。于地坎边刹步,孤岛般的西南神学院在对面浮现了。在两座深绿色浅丘的正中缺口,散落了两三幢寻常房屋,灰瓦白墙,跟川西平原的朴素农舍并无二致,却与云南乡村普遍的红泥石墙对比鲜明。

回顾第一次路过撒营盘,曾沿着孙医生的食指恋恋不舍地眺望,几十年前就埋骨于此的澳大利亚传教士张尔昌夫妻,还有张长老、张牧师等系列脸谱就走马灯一般转动在眼前。心跳加快,本来可以绕个半圆,从同一水平面的正规小路散步过去,我却率先直下直上,自此端达彼端,经历一巨大锅底。老张连连呐喊无效,只得与我一样气喘吁吁地撵路。

我到底走进基督教在中国西南的一个重要的早期发祥地,不仅外观,它的内部也没任何堂皇的结构与装饰。学院正门和一般民居的门差不多,作为主要建筑的“撒老乌福音圣堂”连个牌匾也没有,那几个字嵌入半个黄太阳图案,一并涂画在二楼眼睛般分布的窗户正中。不断有信徒自小小的门洞进去,我们也加入了。圣堂内倒十分宽敞,砖木结构,有特别大的窗户、黑板、红十字架,还有讲坛与一排排漆成草绿色的长板凳。如果不是头顶的楼板太灰暗老旧,这儿就是能容纳几百人的大课教室了。

稀稀拉拉的村民,犹如提前进教室的勤奋学生,安静地等候着。我却张大眼睛寻找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南神学院的痕迹。我拎着相机屋前屋后、满院子转,甚至还爬上了依山而建的红泥后墙,也没寻出它的创始人张尔昌夫妻的墓或碑。有几块砖也好啊,可是没有。什么也没有。

每一个房间都进入或窥视过了,灰尘、蜘蛛、苍蝇、粪便,还有一只用铁链子拴住的凶猛黑狗。二楼的木板早就朽了,我小心翼翼地往前探了五六步,就听山崩地裂一声响。老张吼了声:“快回头!”下面院坝已出现一滩看热闹的信徒。

在另一间较小的空教室,我为在黑板和十字架旁剃头的一对信徒拍了照。可怜的老张尾巴一般紧随,担心还闯出什么祸来。直到我惘然若失地蹲在石阶边,盯着一串串从四周村子赶来的乡民发愣。

在过去的西南神学院,如今的撒老乌村福音堂周围,我拦住好几个人问:“你知道张尔昌吗?你知道西南神学院吗?”

这些虔诚的基督徒,有的点头,并指指脚底:“这就是啰。”有的却摇头,听不懂一个外乡人在嘀咕什么。

首发民主中国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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