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写在世纪之交——个人经验与思考的陈述(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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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

145、停课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学校发出通知:全校师生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

这个消息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我知道,早在五八年大跃进时,大中学校的学生就曾经停课参加教育革命。在一年前开始的、至今尚未全部结束的“四清”运动中,很多大学生也放下学业,编入工作组或工作队,直接投身“四清”。高中三年来,每一年我们都要参加一个月左右的生产劳动,或下厂或下乡。总而言之,停止文化课的学习对我们已不算什么新鲜事。它已经成为正常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一般人都以为停课只会持续几个月。然后,该上课的还要上课,该考试的还要考试,不过,当党发出革命的号召,我们立即全身心地投入运动,而把学习和温课迎考之事统统地丢在一边。毕竟,“革命”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太重要了。

多年以来,党不断地教导我们说:“为革命工作”,“为革命学习”,“为革命种田”,“为革命打球”,“为革命唱歌跳舞”。举凡生活中的一切,无一不是为革命。正如同许多“为革命而艺术”的艺术家到头来常常不艺术只革命一样,既然我们所从事的其它一切活动,其目的都是为革命,那么,当革命本身来临时,放下其余的一切而参加到直接的革命行动中去,就显得顺理成章且天经地义。我曾经是那样地热爱学习,一直梦想着当科学家。可是,当我投身文化革命而放下书本时,我几乎没有感觉过惋惜。

从上小学起,我们就被教导要“端正学习目的”。起初,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我们不是为老师学习,不是为家长学习,我们是为自己学习,为自己能学到真本领。后来,“端正学习目的”改变了含义。它要求我们不是为个人学习而是为革命学习。按照我的理解,这个要求意味着,你的学习目的越端正,也就是说你越“一心为革命”,你就越会发奋学习,你的学习成绩也就会越好。因此,我是把“学习好”当做自己“革命性强”的一个证据的。然而,报纸上关于红与专的关系、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的大辩论却告诉我们:所谓“红”要落实到“专”上、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的口号是修正主义的口号。这就让我困惑莫解了。特别是对于我这样的人,“专”非但不足以证明“红”,反而倒有“白”的嫌疑。于是,我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愿望,急切地希望通过什么事情来证明自己的“红”。文化革命的号角吹响,那无异于为我提供了一个努力显示和证明自己革命性的大好机会,所以,我便怀着巨大的热情,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

146、批判《海瑞罢官》

其实,中学生投入“文革”并非自停课始。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参加了批判“三家村”、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活动。

如今,历史学家公认,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不过在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一般人的格外注意。对于这篇刊登在《文汇报》上的大块文章,许多同学连读也不曾去读。记得在该文发表大约一个月之后,报上的争论批判已经忙得不亦乐乎,班上还有一位同学问起:“喂,是不是有出什么戏叫《海端摆官》的?”这位同学把“瑞”和“罢”两个字都给记错了。可见这场批判在不少人眼里还显得很不相干。

从高一起,我养成了天天读报的习惯。除了国际新闻外,我对副刊上的各种争论文章也比较关注。文史哲虽非我的志向,但一直是我的兴趣。教科书上尽是老生常谈,乏味之至。那些争论文字既然提出了某些新观点新问题,多多少少总有些刺激性。过去我阅读此类批判文章,有些观点容易接受,有些观点难以接受。大体上讲,那和先入为主的心理有相当的关联。譬如批判《早春二月》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接受起来就没有多少困难。因为此前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从来没有正面肯定过所谓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然而,象戚本禹批判李秀成,把忠王定为叛徒,我心里就很有几分别扭。因为以前的历史书一直把李秀成誉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优秀的领袖。这当然不是说,党先前教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无条件地相信什么;并以此作为判断新问题新观点的全部依据。我只是强调先入为主在人心中的巨大作用。无怪乎共产党搞运动常常要发动外行批判内行、发动无知少知者批判有知多知者,发动青少年批判中老年。因为正是对前一种人,共产党才最容易灌入自己的观点。

我在当天就认真阅读了姚文元文章。读毕,心中颇不以为然。我一向认为海瑞是历史上少有的清官、好官。我对剧作者吴晗也甚有好感。我读过他主编的历史小丛书,手头还有一本他的《灯下集》,因为熟悉而生出几分亲切。姚文元把海瑞连同吴晗一概打成反动,我当然不能接受。和以前的批判文章不同,以前的批判文章好歹还就事论事,其锋芒还只是指向作品本身体现的观点倾向。如果姚文元仅仅指责吴晗美化了封建时代的清官,甚而指责吴晗站在了地主阶级一边,那或许还不难理解。然而,姚文元却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是影射现实,剧中的“退田”情节实际上是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党的路线。这如何能让人心服?

二十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我注意到《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强调这场争论的学术性质。不久,报上又登出吴晗的自我批评。读了这篇自我批评,我感到有些沮丧。因为那等于说我自己原来的观点也错了。后来我明白,吴晗这样做是委屈求全。千千万万的人在同样的处境下都作出了同样的反应。对于每个单独的当事者而言,委屈求全或许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千千万万的这种明智相加,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大愚蠢。

147、真是含沙射影、借古讽今吗

意味深长的是,关于《海瑞罢官》是影射现实的指控,在一开始显得极其武断牵强,越到后来反而越有说服力。

六六年四、五月间,批吴晗的调门急剧升高。戚本禹和关锋、林杰相继发表文章,指出《海瑞罢官》是借古讽今,为一小撮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鸣冤叫屈。报上公布了吴晗的若干档案材料,证明吴晗在“解放前”就如何追随胡适、“一贯反党反人民”。从吴晗开刀,又展开了对“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至此,人人都意识到,这决不是一场学术讨论,而是一场政治斗争。党中央已经作出明确的判决,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黑帮。那时候,我们都把党中央视为真理的化身。关于党中央也可能犯错误的念头,对当时的我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想象。一旦我们自以为认清了“三家村”的反动本质,再回头去审查他们的言论,看上去就有问题的话且不必说;乍一看去没什么问题的话,套上“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公式反过来一读,自然也句句都“反动透顶”。事实上,“三家村”的有些文字,的确让人猜想其别有用心,譬如挖苦“伟大的空话”,抨击“健忘症”。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篇讲明朝忠臣于谦受谤罢官、负冤身死的故事,在介绍到于谦的官职兵部尚书时,作者特地注明“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果然令人联想起彭德怀,尤其是在“影射”之说不绝于耳的情境下。

现在我们都知道,吴晗的剧本之所以被选为发动“文革”的突破口,主要目的是通过批吴晗而打倒北京市委。那么,吴晗本人是不是真的对毛泽东持有异议、是不是真的在那里“借古讽今”呢?国内的出版物至今仍强调批《海瑞罢官》是件大冤案,强调吴晗对毛泽东忠心不二。有些西方著作则相反。例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写者就认定吴晗确系“借古讽今”,认为姚文元对剧本的诠释并不很牵强。我更倾向于前一种意见。第一,吴晗动手写海瑞的文章,是在毛泽东讲话提倡海瑞精神之后,其时尚在庐山会议之前。第二,《海瑞罢官》剧本是吴晗应京剧界朋友之约而写成的,剧名中“罢官”二字是吴晗的一位朋友代加的。姚文元指责剧中“退田”一段是鼓吹“单干风”,然而依我之见,在当年党内开明人士中,对人民公社或有烦言(搞早了,搞糟了),但对于农业集体化的大方向应无异议。从过去的经历看,吴晗属于紧跟党的那类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都“站稳了”“阶级立场”,并无犯右派或右倾的“错误”记录;即使在后来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看法,恐怕还不会坚决到“破门而出”,敢于向最高领袖进行危险挑战的程度。考虑到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包括在策略运用上的权宜性,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凡是被挑选出来作重点攻击对象的人必定就都是最坚定的异议份子。

148、“三家村”主将邓拓

在“三家村”中最重要的人物无疑是邓拓。报纸上连续摘登出“三家村扎记”和“燕山夜话”的大量文字。其中,邓拓的言论格外引人注目。他那纵论上下古今的渊博学识,不能不让人暗生敬佩。他在被免去总编之职后赠与《人民日报》同仁的诗中写道:“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不怨尤、不屈馁,别有一种在逆境中才有的豪情与潇洒。他录下明代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还有他吟咏东林党人的诗句:“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均令人过目难忘。我和几位同学私下交谈,发现彼此都对邓拓的文章观点很有兴趣。然而,奇怪的是,那似乎并不妨碍我们赞成党对邓拓的批判和定性。多年的思想教育思想改造,已经在我们心中建立起双重思想:我们可以一方面对一种东西暗中欣赏,同时另一方面又对之表示坚决否定。我们并非觉察不出其间的矛盾。相反,正因为我们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这种矛盾,我们才归结到文化革命的伟大和思想改造的必要。

众所周知,把“反面材料”直接交给群众,这是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常用的一种方法。毛泽东称之为打预防针。我们预先得到明确的警告,“三家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这就诱导我们在阅读所谓反面材料时,从一开始就沿着党提示的方向去思考。它造成了两重效果。第一,我们在观察之前便带入了成见,疑人偷斧,越看越象;更何况党提供的材料事先经过精心的挑选。第二,既然我们接受了党的警告,接受了党规定的价值原则,那么,以后我们的分析思考就只不过是该原则的逻辑演绎。我们并不再反过来去分析和思考那个原则本身。我们只是在想:某某言论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我们不去思考为什么毛主席就反对不得。在批评“三家村”的运动中,我们分明感觉到对方思想的某种魅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这种感觉向前推进。我们在那里就停住了。“反面材料”果然起到了疫苗的作用。不过也不尽然。多年以后,当我们的批判意识开始萌醒,支持我们独立思考的最早的思想资源之一就是当年的那批“反面材料”。

149、当大批判变成群众运动后

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很快地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报纸上、广播里,天天是“广大工农兵群众愤怒声讨‘三家村’反党黑帮”的发言和文章。别以为这里的“工农兵群众”只是共产党的夸大其词和虚张声势。事实上,这场批判运动的动员程度之广泛,到此为止已然是史无前例。

“工农兵群众”的参战,使批判彻底简单化。以前的批判,不管如何强词夺理,总还要论证一番。那多多少少还会刺激人心去思考。如今,批判变成了重复地喊口号和倾泄情感。它已经和理性、和思想脱离关系。其结果便是,人们参加的批判越多,人们进行的思考越少。在批判“三家村”的初期,我曾经有过疑惑、有过郁闷。到后来,这些疑惑和郁闷都淡化掉了。部分地因为自觉的改变,部分地因为刻意的压制,但更多的,恐怕只是因为无心的遗忘。不是我们想通了,而是我们不想了。

伴随着批判内容的越益简化,是批判语言的越益粗暴。以前的批判文章,结尾通常是几顶大帽子,其威胁性毕竟还是间接的。如今的批判却充满着直接的心理恫吓。不错,到现在为止,大概还没有出现什么“砸烂狗头”一类词句,也还没有出现多少暴力行为,但是,它已经为日后的残暴作好了全部铺垫。

群众性的大批判一起来,一种特殊的讲话方式便开始流行。每一个人讲话写文章,都不大用“我认为”、“我反对”一类单数第一人称,也不是在委婉或笼统的意义上用“我们”这种复数第一人称。最流行的方式是复数第一人称加同位语:“我们贫下中农”(或“我们工人阶级”、“我们革命师生”)如何如何。我们既没有得到过集体授权也没有进行民意调查。我们从没有问过自己:你无非有一个或工人或农民或学生的身份,凭什么你就代表了整个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或革命师生发言?凭什么你认为你的声音就是那个整体的声音?凭什么你认为他们就只有一个同样的声音?当然,我们没有听到什么不同的声音,所以我们意识不到这种僭越的非法性。问题并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这种讲话方式中,我不再以我的名义讲话。我以我自以为归属的那个集体的名义讲话。注意:我并不是把我自己的声音假想为我所属的那个集体的声音,相反,我是把我假想的我所属的那个集体的声音当作是我自己的声音。不用说,那个集体的声音是党发出来的,我们只是党云亦云、鹦鹉学舌而已。但在当时,我们对此并不自知。通过这种讲话方式的流行,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交出了自己、交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判断。单单是这种讲话方式本身,便足以使任何一个暗中怀有异议者为自己的异议感到恐惧:如果我不这样想这样说,我岂不就不再是“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或革命师生)了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这样讲话,于是,我们一步又一步地失去自己。

150、罕见的清醒

后来,我读到遇罗克当年写的一则日记:

“(1966)五月十三日

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城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文元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

和许多同代人相比,我也许算得上有几分先知先觉。我的确体验过作为先知先觉者的孤寂和悲凉。可是,遇罗克们呢?我几乎无法想象,一个头脑如此清澈的人,在那愚蠢而疯狂的年代该有着何等的痛苦和哀愤。在这一点上,我甚至要为自己的鲁钝感到侥幸。

我还要讲一讲群众运动。严格地说,这里所讲的群众运动并非真正的群众运动。它是掌握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充分利用其长期统治的积累,借助于巧妙的权力运作而造成的一种把全体民众卷入其中的政治活动。有人把它称作运动群众,那确有几分传神。

毛泽东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地发起“群众运动”?这个问题也可以从群众自身的角度加以考虑。“群众运动”会对群众自己产生莫大的效力。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人民群众”、“工农兵群众”都是神圣的字眼。对我们来说,“群众”这个词具有双重的威力。它既代表着不可战胜的力量,又代表着不容争辩的真理。作为单独的个人,不论我们对一件事有着什么看法,只要别人摆出了“工农兵群众”的浩大阵势,我们就会扔下自己的种种看法,赶快站到“群众”一边去。岂止是“赶快站到群众一边去”,我们还力图在其中表现得更积极、更出色。从发表姚文元文章的六五年十一月到全民投入批判“三家村”的六六年四、五月这半年之中,我自己的思想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实,我并不喜欢报上那些“工农兵发言”。我嫌它们太粗糙,我更喜欢那些带理论性的大块文章。我仍然在努力思考。但是我思考的方向变了。我越来越顺着运动的调子思考。原先我还要想“‘三家村’是反革命吗”,现在我想的是:“还有谁是‘三家村’”?

151、战火蔓延

批判“三家村”的战火在蔓延。报上号召要揪出所有大大小小的“三家村”。有些文章已经暗示,在“三家村”这批“大人物”(邓拓、吴晗、廖沫沙分别是北京市市委书记、副市长和市委委员)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不过那时便心领神会者想必还极少。多数人仍把搜寻的目光集中在中央高层领导之外的一班文化人身上。

在四川,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和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黎群成为运动中的第一批祭品。两位都是党内不多有的知识分子干部。我在《人民文学》上读过马识途的一篇讽刺小说,但他那部连载于《四川日报》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却不曾拜读。张黎群的经历和邓拓颇类似。他在五十年代出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后因犯右倾错误贬到地方。在“困难时期”写过不少“燕山夜话”式的杂文。十四年后我和张黎群在北京大学的北招待所不期而遇。那时候(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北大正热火朝天地搞竞选,中央一些部门分别派人进驻北大观察。张黎群是团中央派出的(看来他属于胡耀邦的团派)。我作为主要竞选者之一应约相见。这是一位比实际年龄略显年轻的风度儒雅的长者。我真想问问他那些年的遭遇,因觉生份而未便启口。他对我们几位学生讲起,在老干部中他已经算思想很解放的了,但他的子女仍嫌他保守。如我所料,后来张黎群在向中央汇报时,对北大竞选采取了积极肯定的态度,和出自国家教委的汇报针锋相对。“老右倾”又犯了一次右倾——这都是后话了。

另一位被全省点名批判的人物是乐山教育局的李伏伽。他写过不少反映中小学教师生活的小说,因提倡“抱鸡婆精神”——比喻老师对学生的关怀体贴——而被斥为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随着运动的升级,“影射”理论的盛行,李伏伽的罪名又添加一等。在一部小说中,那位“抱鸡婆”式的老师在忙乱中穿错了鞋子,右脚穿的是棉鞋(当时是冬天),左脚却误踏入一只布鞋,经同学提醒自己才发现,笑着说:“怪不得左脚冷嗖嗖的呢。”这段描写起先也就放过了。如今套入“影射”的公式:左代表左派、代表革命。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影射”理论一确立,其作用非同小可。大批判成了穿凿附会的猜谜游戏。我们常常听到各种惊人发现:有人说人民币纸钞上的花纹中暗藏着一幅法西斯(或国民党)的党徽;有人宣称报纸上登了一条反动标语——如果你透过光把那张报正反两面的几个字连起来读的话;就连红极一时的小说《殴阳海之歌》,据说封面画也大有问题:那匹受惊扬蹄的马其实是一幅中国地图,而欧阳海紧拉缰绳的拳头则直插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是可忍孰不可忍”?

高中学生并不大相信这套奇思怪想,不过谁也不好公开表示反感和进行抵制:人家的阶级斗争警惕性高总是好事嘛。

152、大批判的诱惑

我自然对上述一类捕风捉影的做法不感兴趣。不过,我也不满足于仅仅跟着报纸重复别人的批判。我也想独立地挖出什么“大毒草”来。找来找去,找到一篇发表于“困难时期”的剧本《虬髯客》。其中关于皇帝昏庸、奸臣当道、民不聊生的词句,很可以扣上“以古讽今”的帽子。只是该剧的作者孟超因为写鬼戏早就受到批判。我的“发现”其实毫无新意。

若说文化革命的大批判使人们变得不知思考,那只说到了问题的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大批判也曾经一度刺激了我们的思考。以前我们对书上报上发表的文字、对公演的电影戏剧一概照单全收。以前我们也写批判文章,但那都是党宣布“毒草”于先,我们随后再依样画葫芦地填进批判的词句而已。如今,党号召我们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去分析一切、批判一切。目标、原则固然是事先就规定好了的,但具体的靶子总还要自己去搜寻。要搜寻就必须要思考。只要有思考就会有思考带来的兴奋、紧张和愉悦。党十分鼓励我们这种被定向的积极思考。报上常常登出“小人物”的有“新鲜”见地的批判文章,刺激得众人都跃跃欲试——不要忘记,我们那时只有唯一的一种“舆论”和唯一的一套价值标准。这是一种可怕的诱惑。在许多时候,我们如此热衷地去深挖毒草,既非出于对作者的私怨公愤,也非出于对作品观点理念的深恶痛绝,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急于显示自己在政治上的积极和认识上的高明。

另外一点也需提及,在运动初期,共产党还十分注意在猛烈的思想批判和直接的人身迫害之间拉开一段距离。到此为止,大批判还只是纸上谈兵。我们还没有直接感受它的血腥。我们还意识不到或者说很少意识到我们所参与的行为将要带来的或帮助促成的全部残酷后果。这就延缓了我们及时的反躬自省。

153、郭沫若的自我批评

六六年四月,《人民日报》登出郭沫若一篇文章。文章高度赞扬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作者以《欧阳海之歌》为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标本,进而指出以往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四九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都存在着思想意识上的严重缺陷。这一宣布无疑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在此时,关于“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和“十七年文艺黑线”的严厉判决尚未公布。迄今为止的大批判虽然已经把一大批早先公认的香花打成危险的毒草,不过在一般人心目中,对以往的革命文艺、无产阶级文艺整体肯定的态度还没有来得及改变。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作出了沉痛的自我批评。他说他自己以前写的那些作品都是要不得的,统统烧掉才好。

尽管郭沫若文名赫赫、地位显要,但很多人对他似乎并不那么敬重。我们承认他多方面的才华和多方面的成就,然而对其人品却评价不高。那时中国的言论界固然是高度一元化的,不过某种流传于私下的非官方的议论还是存在的。郭沫若在政坛上文坛上都红得发紫,尤其是和毛泽东的关系非比寻常,所以没有人会怀疑到他是什么反党份子或黑帮人物。可是仍有不少人对之表示不满,攻击他在私生活上的风流成性,攻击他在政治上的投机取巧(比如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等到革命胜利后又回到党内并身居高位)。有趣的是,这种私下的、非官方的攻击,常常是采用了公开的、官方的那套标准。乍一看去,这种批评比正统还正统,比官方还更苛刻。然而若是深究批评者的真实心理,多半倒是十足的异端。也就是说在这种比左还左的背后很可能倒是右,或曰形左实右,这一奇特的现象在“文革”高潮期发挥得淋漓尽致。眼下先按下不表。

让我们再回到郭沫若的那篇自我批评上来。那篇文章的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如果象郭沫若这样的人都要痛悔前非、重新学起,那么别人呢?那是否意味着在这场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是这个名字)中,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每一个知识分子,也都必须要经历一番脱胎换骨、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彻底改造呢?不错,许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讲思想改造、讲脱胎换骨;几个月来的大批判,已经使我们醒悟到自己原先的思想竟然有着那么多非无产阶级的毒素;不过我们终究还没有把自己否定到如此彻底的程度。当时,我不大明白郭老何以要把话说得那么重。但那番话确实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54、“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初中三年级的语文课,我们学习过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这篇课文按规定是要背诵的。我至今仍能记住其中的若干段落。

文化革命无疑是一场暴风雨——虽然我们对于这场暴风雨的褒贬已经与前截然相反,而我那时的心情,颇有几分类似于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后来我重读《海燕》,理解略有不同。我不再认为高尔基是在无条件地歌颂革命。事实上,高尔基对俄国革命也确有不满。这是连《列宁在十月》一类电影都不曾否认的。简言之,海燕对暴风雨的态度是:要来的就让它一齐来罢。毕竟,暴风雨不是海燕自己呼唤出来的。暴风雨是自己来的,海燕只是下决心迎上前去而已。在这里,首先是一种直面人生的勇气。其次,是对沉闷压抑的现状的强烈不满;其间又有搏击风雨、一展雄姿的壮丽抱负;海燕未尝不知道暴风雨的无情,未尝没想到过它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但是海燕不屑于畏缩躲避,它宁可冲进暴风雨之中;它希望在暴风雨中把自己变得更坚强、更有力;它要在这种奋争中摆脱平庸,创造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在那时,我心中种种错综纠结的愿望和冲动,兴奋、紧张、期待、乃至疑惧,都是用时下流行的革命词句包装起来的。思考的语言限制了语言的思考。也就是说,我心绪的复杂超出了我理性把握的范围。不管怎么说,我想,我必须积极地参加文化革命。□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4年9月号(总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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