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lando Figes, 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xxxviii+739pp.
余敏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4 期（民国98 年6 月），145-154
作者Orlando Figes 在出版本书之前，即因细腻地描述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和文化史而闻名于西方学界。他的著作有一特色，就是以重要的政治事件如革命和内战为主干，精彩地描绘出大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氛围；并以同理心阐析平常百姓如何回应动荡时代的重大事件和政策。1本书也不例外，作者再度发挥他长于叙事的能力，将斯大林(Joseph V. Stalin, 1879-1953)统治下的受害者以及受害者成为加害者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
这是英文著作之中，第一本时间跨度最大、涵盖面广，及有系统谈论苏联私领域的研究。本书的主旨在于探讨斯大林的高压统治，人民如何生活在恐惧之中，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恐惧被捕、被流放，恐惧隐瞒的身分被揭露等等。百姓在恐惧之余，不敢高声谈论国事、身边事，只能透过窃窃私语，向家人或值得信任的人表达个人的想法，或传递有别于官方的俄国传统价值，或透过耳语向有关当局告密，藉以自保或得到其它好处，诸如升迁、免于开除学籍、加入共青团等。由书的副标题可知，本书强调斯大林时期老百姓的私人生活，以及古拉格(Gulag)集中营犯人的心理及其经历如何影响他们日后的生活态度和思维。全书共有九章，按时间顺序排列，从1917 年一直写到2006年。
全书的重点在处理人民如何响应斯大林的恐怖政策，研究的对象以受害者为主，这与作者使用的数据来源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档案馆的相关文献对百姓私生活的记载不多，Figes 特别仰赖回忆录、日记、人民的申诉信、私人书信和口述访问，其中尤以口述访问为本书资料的主要来源。作者激活了一个十分庞大的采访计划，雇用非政府组织的纪念协会(Memorial Society)成员，在圣彼得堡、莫斯科、皮尔姆(Perm)组成研究团队，由作者提供问卷内容，访问斯大林政策下的幸存者。这个研究团队前后多次用电话采访千人以上，作者由其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其标准是：(1)能够代表某一社会阶层；(2)有些个人家庭资料者。这两个标准运用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问题不大，在皮尔姆却遭遇困难，因为这个地区绝大多数的居民是富农或其它罪名的受害者，他们是被迫移居到皮尔姆，在匆乱离家之际，往往没有带走任何私人文件，许多人甚至连自己父母的照片都没有。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八十岁，在作者完成书稿之前，已有27 人过世（占受访者的6%）。大多数口述访问及其相关文献均可从http://www.orlandofiges.com 网站取得。
除了少数社会菁英（高干、工程师等专业人士）之外，书中人物以富农、教士、小资产阶级落后分子等苏联当局急欲去之而后快的社会群体为主。这些人大量遭到逮捕和流放，他们的子女或被送到其它家庭，或流浪街头。秘密警察更乐于将这些人的子女安顿在孤儿院，同一家庭的子女多半被分送到不同的孤儿院。如果年纪还很小的儿童，还会被更改姓氏，让他们忘掉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苏联当局的政策，因为这样既可以打散「人民之敌」的家庭，也有利于塑造新的认同和新的价值观。
作者对于斯大林政权如何塑造苏维埃新人，着墨颇多。苏维埃新人的主要言行就是以党国利益为最大考虑和原则，必要时应该牺牲小我。斯大林曾说过：「我们共产党员是使用特殊的材料做成的。」十月革命后成长的这一代人，对革命的「英雄时期」有高度浪漫的想法，容易受到官方宣传的影响。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自己的意志，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障碍；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而且要能够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他们被灌输要崇拜斗争，执行斗争是他们的使命，没有斗争就无法成就任何事业。对于儿童和少年，官方宣传最力的苏维埃新人典型是帕夫利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 1918-1932)。此人生长于西伯利亚西部一个偏远贫穷的农村格拉西莫夫卡(Gerasimovka)，距离乌拉尔山大城斯维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350公里，四周为劳改营和「特别居留地」（比劳改营更为艰苦的集中营）所围绕。1931 年秋末，苏联大力推展农业集体化之际，14 岁的帕夫利克向秘密警察揭发父亲是「富农」，罪行是向被流放于「特别居留地」的富农贩卖伪造的证件，结果他父亲被逮捕、流放，未几枪决。次年初秋，帕夫利克的尸体被发现弃置于村外的森林，根据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这起谋杀案乃是他的祖父和叔叔等亲人所为。作家高尔基(Maksim Gorky, 1868-1936)获悉帕夫利克的作为后，极力赞扬他是大义灭亲，并呼吁为这个年轻的殉道者建立纪念碑；帕夫利克顿时成为全国宣传的苏维埃新人典型，藉此鼓励子女揭发父母的「政治不正确」言行。事实上，帕夫利克原是当地的一个小混混，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父亲在外另有女人，弃家而去，留下精神异常的母亲让他照料。他并非如官方宣传所言是少先队队员，但很显然十分渴望成为其中一员（页122-124）。必须一提的是，1935 年苏联当局重新提倡家长权威的时候，官方也重新诠释对帕夫利克的崇拜：对他的揭发行为低调以对，转而强调他工作努力，在校守规矩等新的美德。
全书深度分析为何告密文化盛行；作者走入告密者的内心世界，试图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和有关当局合作。在1920-1930 年代揭发别人是官方称许的一种美德，而不被当作自私的行为。每个布尔什维克的第一责任就是保持高度警觉；凡是忠诚的苏联公民都应该向警察报告他们所偷听到的谈话。作者将告密者分为志愿和非志愿者两大类。志愿者多出于物质奖励、政治信仰、对受害者有敌意之故；非志愿者则是因为受到威胁恐吓、或「出身不好」为了生存而告密，受害者也成了加害者。有些揭发之举则是受到父母的鼓励，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因此融入苏联社会；也有些人藉此断绝与家人的关系，以表示进步。帕夫利克的宣传对生长在一般正常家庭的儿童的影响不大，因为他们的父母会传授子女传统道德。不过，对许多生长于不幸家庭的儿童来说，帕夫利克典型正好提供他们逃离家庭黑暗的一个管道；因此可以发展倾向于官方所诠释的「正确」政治意识，积极参与党所号召的活动，并视少先队为更高形式的家庭。所以帕夫利克对孤儿特别具有吸引力。
作者的研究显示，共产党在革命后意欲透过各种手段摧毁家庭，或如人道主义等的传统价值，期望人人效忠于党国。但是人的基本价值观与伦理观却经常是透过家人传承下来的。许多为祖父母所救和抚养的儿童，其旧价值观就是透过祖辈留传下来。同样地，也是家庭的牵绊支撑了许许多多在集中营的人，使他们不至于倒地不起。对许多劫后余生的人而言，家庭代表他们唯一可以信任的关系，让他们有归属感。他们的经历不是弱化，而是强化家庭的价值以及对家庭的依赖。再者，即使在整肃的高峰期，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仍有善心人士如同学及其家长、邻居或朋友等，对受政治迫害者的子女伸出援手，其中，老师是所有行业中救助儿童最多的人，特别是任教于高干子弟学校的老师。他们有许多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拥有传统的人道主义价值观（页296）。
这样看来，应该如何评估苏联当局塑造苏维埃新人的成效？作者的回答是：如果家里有另一套价值系统（如革命前的旧知识分子或贵族），可与苏联价值系统相抗衡者，那么他们就比较不容易被苏联的宣传牵着鼻子走；但是对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工农、或被放在孤儿院的知识分子后代而言，他们就很容易受到苏联宣传的影响。
本书有意反驳Jochen Hellbeck 关于苏联价值如何被人民内化的论述。Hellbeck 透过1930 年代许多日记的研究，坚信当时许多人迫切地想改造自己，迎合或认同新的苏联理念和价值。2反观Figes 则较重视价值外铄的问题，认为苏联价值是透过宣传或惩罚性手段，强加于人。许多旧的信仰和价值仍留在人们心中，但受到压抑；他们想「成为苏维埃人」，不是出于内心的渴望，而是出于畏惧，不得不在表面上迎合。对于许多富农的子女而言，融入苏联体制是他们仅有的自保或求生之道；信仰苏联体制及理想，和苏联当局合作，可以合理化他们所受的苦难，如果没有这个崇高的目的，他们会难以承受所有不公的处罚而感到绝望。正因为外在环境的强大压力，使得许多人过着两面生活：表面上和苏联的价值与理想联成一气，将真实的自我秘密隐藏在私领域。在1930年代的大整肃时期，秘密和欺骗几乎成了每个苏联人生存的重担，结果产生一种新的人格和新社会。特别是「出身不好」的子女处于恐惧、消极、退缩、羞耻之中，而且低人一等，使同一个人一方面秘密地憎恨苏联政权，一方面却又想克服这些情绪，并献身于苏联政权标榜的理想。人民常在这种双重性中失落了自己。不过，如果多数人民都过着双重生活，一旦共产党政权崩溃，外在的束缚解除了，人们应该会痛恨过去斯大林所宣传的苏联价值才对。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中老年人还是缅怀苏联价值，可见有些人已经将官方宣传的价值内化了。
此外，Figes 以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 1915-1979)为例，进而说明这些新菁英分子为什么要支持斯大林的政权。西蒙诺夫的母亲出身贵族世家，他却急欲弃绝其母秉持的革命前旧有的道德价值，认同苏联当局提倡的新价值，致使他家中的新旧价值常起冲突。西蒙诺夫在大整肃时期，做了不少有悖于道德的事。更引人非议的是，他在二次大战后苏联的反犹太人运动中，充当官方在文艺界的打手。当时他在文坛上已经享有盛名，本可以选择无所作为，保持沉默，纵然有可能会因此失去特权和作家协会的领导地位，但并不会导致被捕或流放。结果他选择了遵循党的路线发言，攻击犹太裔作家。作者认为他是个悲剧人物，将公德、纪律、责任和臣服于党的路线混在一起；他迷恋斯大林及其权力，使自己迷失在斯大林体制中，成为其中的一员（页503）。不过，晚年的西蒙诺夫对自己在斯大林时期的许多作为感到羞愧不已，后悔自己在大整肃时期与大多数沉默的苏联民众默许那些暴力，变得习惯于邪恶；不但斯大林不可原谅，他自己更不可原谅。3西蒙诺夫的回忆录完成于布利兹涅夫(Leonid Brezhnev, 1906-1982)当政时期，他的忏悔和勇于认错，也显现出俄国知识分子高贵情操的一面，令人钦佩。
本书在一开始述及一对结褵多年、居住在列宁格勒的夫妻，居然可以隐瞒各自的出身长达二十余年。一些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人，听到这样的案例，直呼这在中国不可能发生！这也令人联想到本书提及的斯大林统治，在许多方面可与毛泽东的统治作一比较，特别是关于家庭出身以及党国体制的社会控制。
苏联内战时期的政治清洗以社会出身为目标，受清洗的社会群体是「落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如果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除非有特别的罪名，一般可免于受清洗。到了1920 年代中后期，则日渐重视私人行为或个人「不正确」信念的清洗（页34）。若以政治迫害之深、牵连人数之广而论， 苏联的大整肃堪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 而苏联的文化革命(1928-1931)重视出身论，主要表现在教育。4大整肃时期更重视的是政治忠诚度，出身相对地成为次要因素。例如，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的工农出身技术人员，也是因为政治理念或行为、或因莫须有罪名而被流放（页214-226）。而在中国大陆，工农阶级若犯了政治错误，被处罚的机率相对地要少得多。
不过，即使在斯大林恐怖统治的顶峰期，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仍然可以透过用功读书、努力工作，尽管有时需要隐瞒身分与伪造证件，从而重新得到社会的接受和认可。许多富农子女若想要被苏联政府接受，成为社会有价值的一员，与政治或个人认同的关系较小，与工作或学业上的努力和勤奋更有关系。（页145-147、647）。例如，安托妮娜‧戈洛维纳(Antonina Golovina,1923-2006)是富农家庭出身，农业集体化时，全家被流放西伯利亚，从此身上贴着「阶级敌人」的标签。她不能进中学，也找不到工作，容易受到迫害。尽管受到歧视，但学业成绩好，逐渐给她信心，甚至在1939 年加入共青团。团领导对她的出身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们看重她的能力才干和旺盛的精力。她在18 岁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伪造证件以便进入列宁格勒医学院就读。这样的案例很多，俄国第一位民选总统叶尔辛(Boris N. El’tsin, 1931-2007)的经历，亦是一例。他的祖父和父亲均曾因为「富农」的罪名而被捕与流放；但是他初次填写干部表格，社会出身那一栏填的是「农民」，5没人追究，他也顺利进入大学就读。
其次，苏联当局对人民的控制要比沙皇时期严密许多。不过，直到1930年代初，苏联人民仍然常可藉由逃往异地，隐瞒出身，重新生活。人们常常透过贿赂或购买伪造的证件，取得新身分，几乎在每个城市的市场都可买到假证件。有时甚至根本无须用钱购买，许多人干脆扔掉旧证件，向不同的单位申请新证件，就有新的身分。反观中国大陆，姑且不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将个人出身深化成血统论，加上许多内查外调的活动，让人民几乎无所遁形；即便在1950 年代，倘若想要隐瞒出身，立足于城市，又谈何容易！中共建国初期，透过镇反运动建立的政治审查与档案管理制度，加上1953 年建立以户口制为中心，单位、街道、派出所一体的综合治安保卫制度，党在城市里的基层结构全面确立，6这使得有出身问题或历史问题的人无法逃出绵密的政治档案蜘蛛网。像本书提到的许多俄国人，改名换姓逃到另一城市，或伪造家庭背景而能上大学，在中国几乎难以想象。
再者，即使在大整肃时期，苏联共青团的权威也不是铁板一块。例如，曾有共青团员胆敢在公开场合表达与党的政策完全相反的意见，这位团员不但没有因此被开除团籍，反而得到其它团员的支持，辅导员也改变初衷（页347）。又如，在列宁格勒一个聪明的中学老校长以斯大林的话：「儿子不需要为父亲负责」，7救了一个15 岁「出身不好」的学生，使她没有因为拒绝揭发已经成为「人民之敌」的母亲，而被开除共青团团籍。这在中国，恐怕连抗议者或护航者都会受到处罚。
苏联在大整肃时期，因为莫须有罪名而被逮捕、流放、枪杀者难以统计，可谓斯大林恐怖统治的高峰。到处都是告密者，几句不小心的话都会使人消失；大人告诫小孩，在公共场所绝不能提任何人的名字，只有醉汉才会在公共场所表达自己的意见。人们怕说话致罪，但出于孤单、愁闷、恐惧，他们从书写日记得到抒发感情的管道，日记遂成为个人脱离谎言的一个私领域避难所。例如，作家米哈伊尔‧普里什文(Mikhail Prishvin, 1873-1954)将他所有的恐惧都写在日记上；后来成为俄国中古史学者的阿尔卡迪‧曼科夫(Arkadii G.Man’kov, 1913-2006)在当时出于孤独，而将写有反苏思想的日记给一个鲜有往来的同学看。反观中国在反右之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绝大多数有写日记习惯的人，不但停止写日记，更不敢将日记随便给陌生人看，甚至还得将已写的日记烧毁。8换言之，相对于中国的文革时期，苏联人民即使在大整肃时期，仍可保有一点点私领域。
读完全书，令人最感疑惑的是代表性的问题。本书处理的主要对象与数据来源是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所揭露的人民私生活也是以受害者为最大宗。至今关于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数字，仍然众说纷纭；受害者的定义不同，产生的数字也会有所差异。不过，有份来自秘密警察档案的数字可以作为参考。根据他们不完全的统计，在1937-1938 年的大整肃高峰期间，秘密警察以「反苏活动」的罪名，一共逮捕了1,548,366 人，其中有681,692 人被处决。9两年之间，平均每天有1,000 人被杀；当时全苏联的人口约一亿六千万左右，10等于全国有将近百分之一的人口被捕。这还是指直接被捕或被杀的受害者，尚不包括受害者家属所受的牵连与迫害，也不包括农业集体化的牺牲者和二次大战之后的另一波整肃人数，否则数字会更高。然而，即使如此，以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来代表所有老百姓私领域，似嫌偏颇。作者并未提及非受害者（不包括受害者成为加害者）的私人生活，他们是否为自己的言行感到兴高采烈，或是也有一点心理不安等等。作家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 1918-2008)曾谓，一直要到多年之后，人们方才了解到大整肃时期的密集逮捕、监狱中的酷刑和折磨等种种肮脏龌龊的事。他回忆1938 年秋天，自己正是大三学生，也是共青团员。他写道：「我们从哪里知道这些逮捕？我们又为什么要想这些？听闻省里的领导全都换了人，我们根本不在乎。两、三位教授被捕下狱，也无所谓；毕竟他们不是我们的舞伴，说不定这样会让我们的考试比较容易通过。我们，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与十月革命同龄的人，正大步向前迈进，光明的未来正在等待我们。」11索忍尼辛写出了当时一些非受害者的生活和想法，也提供了思考受害者是否为共相的角度。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对家里有亲友被捕或失踪者来说，他们的个人境遇会在一夜之间天地逆转；官方档案当然不会有太多文件叙述这些人的境遇，必须藉助私人日记、书信和大量口述采访等，而这也正是本书的主要贡献之一。
其次，作者以西蒙诺夫为例，利用大量篇幅说明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如何积极求表现，认同苏联当局的主流价值，最后成为一个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12然而，西蒙诺夫毕竟是苏联社会中的顶尖菁英分子，他的经历能够有多大的代表性，令人怀疑。
不过，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不应视为缺陷；因为一本书的篇幅本来就不可能涵盖所有人民的私领域。作者能够运用生花妙笔，引人入胜地描绘受害者的私领域，已经十分值得喝采。并且本书对于关心中国现代史发展的人而言，又多了一个重要性，那就是提供一个和中共革命与建国以来发展的参照视野。今年适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甲子，细读和对照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会发现书中确有许多可以为研究中共历史者借鉴之处。例如，在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亲友邻居之间的告密和揭发文化同样盛行。不同的是，斯大林政权主要透过秘密警察的机制来运作，毛泽东则比较依赖一波波动员群众的斗争大会来进行。又如，毛泽东时代强调阶级出身、要红不要专，私人领域被压缩的程度（特别是文革初期），远远超过斯大林政权。同样实践马列主义的中国和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又为什么能够实现这样的差异？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中共党史者进一步思考。
注释：
1、Orlando Figes, Peasant Russia, Civil War: The Volg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 1917-1921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 1989); A Peopl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New York: Viking, 1997);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2). 相对而言，Natasha’s Dance 比其它的著作更着眼于菁英分子的文化生活。
2、Jochen Hellbeck,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Константин М. Симонов(西蒙诺夫), Глазами человека моего поколения—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И. В.Сталине（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Москва: Книга, 1990), с. 55。这本回忆录首次面世于1988 年。
4、虽然苏联的文化革命也迫害出身资产阶级的专家和工厂经理等，但是受迫害的人数和规模远远低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苏两国文革的歧异之处甚多，详见Maurice Meisner, “Iconocla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Russia,” in Abbott Gleason, Peter Kenez, and Richard Stites, eds.,Bolshevik Cul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79-293.
5、叶尔辛的第一本传记Исповедь на заданную тему （指定议题的自白）(Москва: Огонек-Вариант,1990)出版时，叶尔辛的母亲并没有告诉访问她的人关于其夫被捕的事，直到第二本传记Запис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总统笔记）(Москва: Огонек-Вариант, 1994)才披露。这两本书均可在叶尔辛基金会的网站http://www.yeltsin.ru/yeltsin/books 上找到。目前笔者见到的叶尔辛的英俄文传记中，只有Aron 的书触及他隐瞒出身的问题。见Leon Aron, Yeltsin: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2000), p. 11.
6、高华，《身分和差异：1949-1965 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04），页25。7、1935 年12 月在一个大会上，一位年轻的联合收割机手说，他会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虽然他是富农之子。斯大林当场回答：「儿子不需要为父亲负责。」“Я буду бороться за построение социализма,”（我将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共青团真理报），1935年12 月2 日，第2 版。
8、王友琴，〈摧毁日记的革命〉，《黄花岗杂志》（网络杂志），2006 年第3 期（总第18 期），页63-85。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18/index_big5.htm (2009/5/5）
9、转引自Р. Г. Пихоя（皮合亚）,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苏联：权力的历史，1945-1991）(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2000), сc. 123-124.
10、Alec Nove, “How Many Victims in the 1930s?” Soviet Studies 42:2 (April 1990), pp. 371-372.
11、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索忍尼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古拉格群岛》(Москва: Новыймир,1990), том 1, с. 155.
12、作者熟识西蒙诺夫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儿子阿列克谢(Aleksei)，因而知道阿列克谢母亲家庭的事，也得以利用俄国国家文学档案馆的西蒙诺夫私人档案。遗憾的是，也因本书的关系，使得西蒙诺夫与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女儿凯佳(Katia)在2005 年10 月决定，要到2025 年，他父亲的私人资料才能再度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