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3）
五四工读互助运动之兴亡
1919年底～1920年春，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京沪等城一度出现「工读互助」运动。从思想酝酿到正式筹款成立，前后近半年。打头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仅仅维持两个多月便告解体。1920年上半年，该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熄火。这一原本很有意蕴的「共产」预演，不仅当时未能引起知识界警觉，近百年来亦未得史学界开掘总结，未能对乌托邦的社会改造方案拉响警报。如今回首这一运动，可看出「大锅饭」之所以烧不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原因。
运动初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勤工俭学风行全国，一些无力远赴法国的贫家学子，或不愿去国的中产子弟，仿习欧美，在京沪津宁汉穗等城办起「工读互助团」，浙江、湖南平江等地亦有回应。1919年12月4日，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提出组建工读互助团。「不到二、三日便有数十位同志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一星期后，外省亦有许多同志来信讨论此事。」[1]
王光祈（1892～1936），川籍学子，1912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1914年赴京，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兼职清史馆，先后担任《四川群报》驻京记者、《京华日报》编辑。1918年与李大钊、曾琦等七人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最多、影响最大的五四社团，即后青年党之基础），1919年7月1日成立大会，王光祈被推执行部主任。「少年中国」学会社员108人，知名者毛泽东、邓中夏、左舜生、张闻天、恽代英、高君宇、李达、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许德珩等。
王光祈发愿宏大，工读互助团有明确理论：「人类分为三个阶级——知识阶级、劳动阶级、资产阶级。理想的无阶级社会该是知识阶级同时便是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同时便是资产阶级。」而达到这一胜境的途径只有：知识阶级中有觉悟的青年到农村与工厂去，将知识传授给劳动阶级，有创造力的华侨应兴实业办教育。如此这般，可消弭阶级。1919年底，王光祈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建议组织「男女生活互助社」，帮助青年脱离顽固的家庭压迫。[2]
该团旨在帮助青年半工半读，维持生活与学业，成功离开「旧家庭」，达到教育与从业相结合——「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王光祈的宣言是「平和的经济革命」，一种「城市中的新生活」；每天做工六小时，读书三小时，其余时间娱乐及自修。[3]上海工助团也为挣扎于底层的青年寻找出路：「替一般埋没于旧社会恶制度底下的青年，另造一种新组织新生活。」[4]
1919年底，王光祈奔走一月，得到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张申府、高一涵、陶孟和、罗家伦等16位社会名流赞助，募款一千，在京创建第一个工读互助团。该团主要规定为四：一、团员每天须做工四小时；二、团员衣食住宿，均由团体供给；三、团员所需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书籍报刊为团体公用；四、工作所得收入归团体公有。
1919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撰文拥护「新村运动」——
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渐多。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敬老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区。[5]
青年毛泽东对新村运动的这番描绘，被认为是毛泽东1958年发起公社化运动的思想先导。
1920年3月，湘籍学子彭潢、毛泽东在上海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申报》刊载〈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上海团的章程略有差别：一、团员每天作工六小时，若生活费尚不足支持，由团员公议增加作工钟点；二、共有四项工作：平民饭店、洗衣店、石印、贩卖商品及书报，所得均归团体；三、会计等事务员每月选举一次；四、凡怠工并经三次集体劝告无改进者，即请其出团。[6]
运动初兴，震动全国，各地来函数百封，报名者犹如过江之鲫。好奇、冲动、喜好尝试……乃青年普遍特点。运动发起人（主要为王光祈）对入选「团员」有一番相当审慎的选择。[7]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沪津宁汉穗及长沙、杭州、扬州等城也陆续成立各种名称的工读互助团。1920年5月，北京大学校刊上有人呼吁将此运动推广到中学生。[8]
然仅仅半年，声势浩大的工读互助运动便无声无息消亡了。1920年，王光祈赴德留学。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施存统……纷纷热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思潮来源
克鲁特泡特金的互助理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和人道主义，乃工读互助运动的思想滥觞。这一思潮希望通过协作互助、平等劳动改变现实，进而对社会实现和平的渐进式改造，建立一种全新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的社会组织——「新村」。
中国工读互助团运动的直接源头为日本的「新村运动」。1918年12月，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在他主办的《新村》杂志上发表一首诗，对中国有人认同他的新村主义表示狂喜。是年，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九州开展新村实践活动，周作人极为关注，1919年7月赴日实地参观，将其引入中国，促成新村主义于五四前后在中国风行一时。
1918～1919年，周作人撰写多篇文章介绍新村主义，如〈日本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等。
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各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9]
周作人对新村的热情并非一时之兴。一战后，时局动荡、社会迷茫、思潮丛生，周作人担忧暴力变革将带来乱象，但又希望能找寻到解决时弊的新式改造道路。新村主义构建的个人与集体、独立与互助、脑力与体力、物质与精神、肉与灵的融合模式，周作人认为「顺了必然的潮流」、又可避免「将来的革命」，恰好契合他的需求。1920年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登载启事：
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本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支部」，即新村中国支部，所在地即周氏兄弟居住的北京八道湾胡同十一号。
1920年，在周作人介绍下，北大学生游日团、北京高师工学会成员，访日期间参观新村东京支部，极大鼓励了日本新村运动者。1920年，留日生王拱璧（1886～1976）在河南老家（西华县孝武营）建立「青年村」，开展新村运动。王光祈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即分娩于这一时代氛围之下，也可以说日本新村运动在中国的「着床」。
「团员」施存统认为「工读互助」乃推动社会改革途径：
对于工读互助团抱有莫大底希望，希望将来底社会都变成工读互助团！就是成为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
终极目标是改造社会，实现世界革命。首先在「团」里实行：一、脱离家庭；二、脱离婚姻；三、脱离学校；四、绝对共产；五、男女共同生活；六、暂时重工轻读。胡适称这些宗旨为「武断地解决问题」。[10]
北京团
北京工读团成立后分四小组。第一组北京大学附近，骑河楼斗鸡坑七号；第二组北京专门工业学校、高等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西城翠花街狗尾巴胡同五号；第三组女高师附近东城北河沿，团员全是妇女，称「女子工读互助团」；第四组在景山街东松公府夹道八号。[11]
1919年秋，浙江第一师范二年级生施存统撰文〈非孝〉，提出打倒「不合理的孝和行不通的孝」，引发轩然大波。受到打压的施存统与三名同学从杭州赶赴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
第一组成员施存统理解的工读互助运动：
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的团体。我们以为要做人，就要入工读互助团。……一边劳力，一边劳心；终生工作，终生读书……
施存统反复强调，这是个「终身以之」的团体，「我即是团、团即是我」（无限将来都从这两句话里表见）；「团的利害，就是个人的利害」。玄庐的赞美诗：
1920年前/额汗眼泪化余钱/1920年后/富贵功名不如狗……工即是学，学即是工。[12]
富家子俞秀松（父亲秀才）离家出走，抵达北京后，即入第一组，1920年3月4日致函父母：
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13]
与家庭决裂的快感，个体理想的书写，工读互助团员们青春热情，气血贲张，满怀激情地投入陌生清新的生活。第一组的团员洗衣服、制作信纸信封，尽管「收入都很少」，他们还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很快，第一组的「俭洁食堂」也开张了，他们骄傲地贴上对联：「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
第一组十三名青年的集体生活，起初异常融洽，相互视为同志，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讨论工读互助运动的未来。傅彬然回忆：
曾经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都可以自由捡来穿。这是我们对所憧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尝试……
他们告诫自己：献身、实践、改良、创造，要成为这个「万恶社会的保险团体」，成为未来「少年中国的模范团体」。他们告别过去，兢兢业业充当起伙计、跑堂、业余教师、手工匠人乃至洗衣工、洗碗工，忘记自己曾是少爷、洋学生、中产子弟。
他们经过三番五次讨论，拟定宏大计划与具体步骤——
第一步巩固团体底基础……第二步扩张我们底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14]
第二组的内容有五：平民消费公社、平民实习学校、平民洗衣局、平民工厂（小型作坊式）、食堂。1920年2月15日在《晨报》上宣布：
精神方面非常团结，财产物饰之类均不分彼此，团内亦无繁琐规则，行动以不碍良心及人格为准绳，此皆可为吾人效法也。[15]
当时各地生活费、学费差异较大。广州大学生一年需要八九百元，上海四五百元，北京二三百元。专科生毕业修学四年，大学本科毕业六年，以最低的北京计算，也要1500～2000元。[16]中学生每年学费亦在六七十元。[17]北京组织「工读互助团」成本最低，按说成功概率甚高。「工读互助团」最初预算每人每月10元：房租1．5元、伙食3元、学费2元、衣服1元、书籍1元、医药费1．5元。后北大特准免费旁听、图书馆亦对团员免费开放，每月人均七元即可。[18]
共产分歧
许多参与工读互助运动的青年，纯粹凑热闹。以第一组为例。1920年1月20日，《新青年》刊载十五位成员名单，章铁民、张树荣、吴名世、（何）孟雄、焕业、施存统、（俞）秀松、党家斌、俞鸿、周方、彬然、百棣、张伯根、仰煦、周昌炽。仅仅两天，《晨报》又一则新闻，「家斌、周方二人，现已出团，故不列入……」
第二组团员十一人：王恕、郭会楷、张衡沛、张纯、刘晦、刘豪、罗汉、李实、匡侩、欧逊、訾久。[19]
1920年2月4日，第四组租定东城松公夹府道八号，先成立消费社随即筹备织袜厂，不日即可开工，并蒙蔡元培允许入北大旁听。这一组团员原十人，[20]因一人赴法，是为九人：张俊杰、赖庆祝、杜大学、李深荫、赵鸿恩、张遂能、刘鑫、蒲照魂、吴时英。[21]
矛盾很快来临，频频引发冲突。《工读互助团简章》明文规定「收入归公」，团员最初对此并无分歧。但组团之后，一些成员不时收到家里汇款，这部分收入该不该归公？要他们缴公，这几人不太愿意。但不归公，工读互助意义何在？几名团员兜有余资，大部分团员节衣缩食，口袋空空，贫富不均，有失平衡，「互助团」如何维持下去？几笔家长汇款，引发小组关于「共产」的争论。
争论结果：一、大部分成员决议共产，认为家中汇款应缴公；二、五位主张不合者要求退团。五人退团前夕，「团体非常紧张，差不多要破裂的样子」。王光祈非常着急，「跑到我们团里来，向我们几个主张激烈点的人疏通……主张不要太趋极端。」[22] 施存统等人认为，「共产」关乎工读互助理想之根本，万难迁就。
脱离家庭
「共产」风波后，接踵而至的是「脱离家庭」。
坚持不散的工读互助团成员认为：为什么会发生「共产」之争？根子在于老朽腐烂的旧家庭制度，不脱离旧家庭，团体将时刻笼罩在它的阴影下。不破坏旧家庭制度，美好的工读互助社会就难于产生。施存统认定：「家庭制度是万恶之源，非打破不可，脱离是打破之先声。」由此引发一场旷日持久、「极伤感情」的争论。争论尚未结束，又一人退团。全体决议脱离家庭后，又两人退团。
八名成员退团前后，另有六名青年先后加入第一组。这样，第一组仍有十名成员，观点上「全体一致」。第一组中有后来声名赫赫的中共党员施存统、俞秀松、何孟雄、缪伯英（何孟雄妻）。
接着讨论婚约，认为「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讨论学校问题，「凡是从前在学校里的都退出来改为旁听生」；男女共同生活问题，女团员缪伯英的态度比大多数男青年还要激进。施存统回忆：
这几个问题解决之后，精神上很有几天愉快。我们那时以为我们底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23]
经济危机
一两个月后，经济问题成为工读互助团的普遍危机。施存统留下了一份饶有意味的账单，折射出工读互助团的必然命运。
第一组「勤工」营生为五：放电影、洗衣报、印信封、办食堂、英算专修馆。电影股四人，1月20日领取130元开办费，在各大高校轮流放映。这份营生颇让团员兴奋。电影符合青年性情，而且很轻松，「不过只管收票卖票的事情」。最初生意兴隆，「在女子高等师范演了三次，承他们同学的好意，高兴来看，每次卖了二百左右张票。」此后，生意时好时坏。寒假前夕，「一连好几天生意冷落」。一个多月后结帐，除收回130元成本，盈余仅30元。这还主要靠女高师的连映三场，靠女生捧场。此后，生意清冷，连连赔本，于是匆促开会，议定电影股解散。
接着被停掉的是印刷业务。分信纸信封两种，「做的人一个二个不一定」，利润微薄，不时滞销；一个多月「大概赚三元」、还不够饭钱，只得「办理结束」。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洗衣股。洗衣股投资40元，四个人，每天作工五小时，最初只能洗自己的衣服，三四天收了「还不到二十件衣服」。无奈，施存统只好去找学生宿舍的斋夫（门房），让斋夫们帮忙代收。斋夫帮洗衣局收衣服，每件得2%报酬，工读团加至3%，「我们以为这样一定可以有衣服洗了，那知仍旧不然！」斋夫转身以工读团的3%向洗衣局要价，「他一定向洗衣局要求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施存统去斋夫房收衣服，竟和洗衣局收衣的狭路相逢，既难过又郁闷。洗衣股办了两周，收入仅七十几枚铜子，而且，「夺平民的生计，究非我们底本心。平民是我们很亲爱的朋友，断无损害亲爱的朋友底道理。」工读团的住地也不适合洗衣，没有晾晒场所。七七八八一来，洗衣股「理所当然」地停办歇业。
更大的危机是食堂股也办不下去了。食堂在北大沙滩附近，以北大师生为主要客源。一开始，三间房、五张桌的「俭洁」食堂生意兴隆。两个多月后，扩大规模「另租两间房子，增添五张桌子」。可增添桌子后，「生意既不发达，开销又比以前大」。十几天后，食堂工作的八个人，「连这八个人底饭都没得吃！」「平均每天十二个团员在食堂里吃饭，都要拿出大洋一元五角。」即每天亏垫1．5元。
施存统：「食堂无异是我们底根据地」，「差不多我们这回失败，形式上都是它的缘故。」[24]直到此时，施存统还没有发现食堂失败的真正原因。食堂大部分收入来自学生的「包饭」，进店顾客很少，扩大店堂规模，徒增开支，无助生意。王光祈很诧异：
据一月以前我在北京的观察，食堂营业万无折本之理，此次亏折，实出意外。[25]
五种营生中最赚钱的竟是仅两名团员的英算专修馆，每月二三十名学生，收入四五十元。但两名从业团员的感受：「究非我们所愿做的工作呵！」
第二组的「平民消费公社」，以非赢利为宗旨：「欲使一般平民之正当消费不受贪鄙无厌之资本家所垄断」，绝不售卖妨碍健康的烟酒药物，凡消费两元以上者可电话通知，送货上门。饶是如此，仍无法扩大营业。
无奈散伙
1920年3月23日，因无法维持生活，「团体已不能一日存在！……万难支持」，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了。施存统：
这个时候，差不多大家都对于这个团体都没有十分感情，除出一二人以外，都不愿去维持它。三月二十三日开一个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底主张，从根本上推翻！[26]
不到三月的工读互助团宣告失败，3月26日俞秀松回沪。[27]
第一组的解散，再次震动全国。4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五期，王光祈、陈独秀分别发表文章，探讨第一组失败根源。在〈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的标题下，王光祈的副标题——是人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
王光祈列举了种种问题，人浮于事、浪费较多、经营不善、感情不洽、「互相怀疑」、精神涣散、一些人「不肯努力作工」、一些人不了解工读互助团「深厚远大的意思」……他反思自己的责任：虽经审慎挑选，但知行合一的团员「实不多见」、「今日演出此种现象，完全是我当日急于组织成功的罪恶！」[28]
1920年5月正式成立的上海团，主要团员彭潢、毛泽东、罗亦农、袁达实、张文亮等，租居上海民厚里几间房，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6月，彭潢、毛泽东回长沙，该团终止。[29]
易群先事件
最令施存统耿耿于怀的，乃是他一语未及便令第一组「感情大坏」的易群先事件。易群先乃国会议员易夔龙之女，反对父亲安排婚姻，出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她漂亮、活泼、大胆，「差不多每个团员都喜欢她」。一天，易群先告诉施存统，她与何孟雄自由恋爱了。这句话引起轩然大波。
施存统后来说，他对此「又惊又喜」。几天后，几名团员连夜开会，以妒怒交加的态度逼迫何孟雄承认错误。这对情侣不服，易群先避走天津。几名团员决议驱逐何孟雄、施存统、陈公培。
王光祈认为这是「人的问题」的明证。1920年3月28日，陈独秀也撰文认为是「人的问题」，他转引第一组一位成员来信：
北京第一组的失败，千万不要使旁的工读互助团说什么办不得；老实说，实在是人的问题，只可说第一组的人失败了，并不是工读互助团不能办。[30]
分析败因
从表面看，原因很简单：依靠募捐发起，失去财力散伙，工读互助团无法依靠自身运作维持，失去经济支撑，只能解散。但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麻烦的以共产为核心的价值观。理想化的设计势必碰撞多棱面的人性，「共产」未能通过实践检验。但绝大多数运动参与者、赞助者归败因于人事。王光祈总结：
这次失败，就是不善经营、不善计算、不善办理，别无他故。所以我认为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人的问题。[31]
检讨局限于团员个人的主观因素，未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挖掘出「共产」设计这一核心败因。
工读互助团发起不久，胡适就持怀疑态度。一次演讲中，胡适批评工读互助运动「名实不符」。他说，十七名发起人中——
有几个人的目的并不注重工读，他们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组织」上。因此只做了一个「工」的计划，不曾做「读」的计划……
胡适的批评对象是王光祈、陈独秀。胡适认为，这是计划的「根本大错」。因为「工作的时间太多……没有做学问的机会」，工读变成「挨役」、「只有做工的苦趣，没有工读的乐趣」；「但他们对于家庭、婚姻、男女、财产等等绝大问题，都早已有了武断的解决，都早已定为成文的戒约了」。
胡适说美国至少有几万人过着工读生活，极平常极现实：
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
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
胡适还分析：
米可以合买，房可以合租，厨子可以合雇。但共产尽可以不必。为什么呢？因为我也许愿意用我自己挣来的钱去买一部鲍生葵的美学史，但是你们诸位也许多用不着这部，我还是买呢？还是不买呢？最好是许团员私有财产。[32]
王光祈、陈独秀、胡适等还在工读互助团范围内探讨败因。施存统则认为败在「感情不洽」，俞秀松再添三因：「工作不尽力、不肯协力商量办法、消费的办法」。[33]陈独秀认为失败在于：「我相信他们这回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34]
但戴季陶、施存统则认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乃是社会黑暗，无法容忍青年的改良式尝试，将社会改革推向更宏大的范围。1920年4月1日，这位深研马克思主义、翻译《资本论解说》的国民党理论人物，于《新青年》发表〈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以「剩余价值」为基础解析工读互助团的败因。
戴季陶认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制、资本家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压迫着大多数人群，工读互助团成员生活困难；作工时间不断增加，四小时到六小时、八小时，乃至十小时，只「工」难「读」；不仅不能以「工读互助」作为改造社会的方式，也不能达到「半工半读」之目的。戴季陶还认为在现实中，「独善其身、独善其家、独善其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戴季陶号召有志青年「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厂去！」因为——
时间问题、工银问题、幼年保护问题、妇女保护问题、社会的保险、劳动者住宅、教育、娱乐、慰安，这些问题的各个解决，都是只有靠劳动者的团结与奋斗才可以解决得来的。[35]
即只有依靠工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共仇为国民党「极右」的戴季陶，左得如此可爱呢！
22岁的施存统发表了万字〈「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施存统的这篇文章后被反复转载、不断引用。施存统认为「散伙」的直接原因是「群先离团、外面攻击、适之演说，于是感情大坏、精神愈散，团体已不能一日存在。」和戴季陶一样，施存统将失败归因于社会——
现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组织，一般平民都做资本家的奴隶；
凡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都要直接间接受经济的压迫。
施存统甚至说赚了一些钱的电影股，承蒙「女师」姑娘们的好意，但「她们的钱是哪里来的？」英算专修馆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还不是替资本家作工！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活在这个社会、这种秩序里，都参与乃至赞助着资本主义的运转！
他的归结是：
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我们最敬爱的朋友，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失败，就去怀疑神圣的主义！
我们如果有能力把资本家所掠夺去的资本收得回来，那才不至于受经济的压迫。
从这一次的工读互助团的试验，我们可以得着二个很大的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36]
施存统致函马哲民：
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在社会未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来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的不可能的。……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之改造。[37]
俞秀松回沪后宣称：
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俞秀松在陈独秀的安排下，先入《星期评论》杂志，一周后，为「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改名换服到虹口厚生铁厂，一面做工一面教学，宣传赤色思想，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38]
「点滴」的失败，提炼出必须全面推进社会改革。社会改造当然得从点滴开始，明明应寻找「点滴」失败的客观原因，挖掘不符合人性人情的悖谬，先找找自身问题，反而「枪口对外」，责怪社会不配合自己，倒过来从社会客观方面寻因。逻辑能力如此谬弱，思维层次如此低下，当然说明五四一代学人的不成熟，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大不幸。
仅须摘选一段五四言论，便可窥知当年左士思想层次之低、立论之偏：
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39]
指教育「造就流氓」，指做工「造就奴隶」，如此歪斜偏激的视点，能够走向正确么？能够得到正确结论么？
罗亦农等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沪滨工读互助团的解散宣言〉：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搞「新村」是改良主义的幻想，如不推翻剥削阶级的制度，永远达不到世界大同的境界。1920年8月22日，陈独秀约集俞秀松、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八人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六号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40]
一场小范围的共产尝试失败，竟成为必须进行更大范围红色革命的论据，如此不成逻辑的「逻辑」，极左思潮就这样从思想文化渐渐放射发酵，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推耸赤潮涌动掀腾。
历史证明胡适是正确的，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实乃「宗旨」之误。「互助」固然不错，也可行，然「共产」违悖人性人情，现实尚不具备均产的可能性。人心趋利，公产势必形成「短板效应」——向最低凹处看齐，压抑各种积极性。人性本私，大多数社会成员不可能「高尚奉献」、不愿因「共产」而失去种种自由。同时，个人素质、能力不均等个体差异亦不可能支援终端的「共产」。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已找寻到一条更高明更合理的发展通道，既产生效率又兼顾公平：通过累进税制、遗产税、慈善义捐，既鼓励强者积极创造财富，又兼顾弱者分享社会发展均值。
共产制只是一种原始幼稚的设计方案，既肤浅又无实际操作的客观可能性，还大幅降低生产效率，连带着破坏原本相对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么一点点认识，这么一小步，中国思想界竟走了近百年，相当一部分左士至今尚未走出来哩。
尾声
1920年12月，周作人不得不失望承认「新村不易普及」。1921年后，周作人与日本《新村》的联络日渐减少。1924年，《新村》杂志虽仍列入北京支部，但周作人已心灰意冷，表示新村主义不过是个「蔷薇色的梦」。施存统勤工俭学去了法国。王拱璧河南家乡的青年村，坚持六年后于1926年宣告失败。
1925年夏，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举行年会，已分裂成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两派。与会者方东美记述：
双方争到激烈，拳不停挥，口沫四溅，各以杀头相威胁。当时若手枪在手，恐已血流成河矣。[41]
临分手，邓中夏对左舜生说：「我们以后疆场上相见吧。」南京年会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葬礼」。工读互助团不少成员加入中共，施存统还是PY（共青团）创建人、中共旅法支部创始人之一。少年中国学会大部分成员都选择了中间道路，也有一些人成为中共要角——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王光祈则坚持努力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希望国民精神与物质上都得到满足，最后走上音乐救国的道路。[42]
五四运动前后，北大出现三份大型学生刊物，分别代表左中右三派。左翼《新潮》、右翼《国故》、中派《国民》。「这些刊物都是由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筹款印刷、自己发行，面向全国，影响全国。」[43]三份刊物标志性地代表一代青年的思想分裂，理想目标不一、图纸红白各异、标准差异太大，思想很快演变为行动，文斗最终转化为武斗，国共分裂实为「历史必然」。
1927年武汉「七·一五」，时任武汉中央军政学校政治部主任的施存统，在武汉各报发表〈悲痛中的自白〉，声明脱「共」入「国」，教书、翻译为生，1945年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1949年后一度出任中共政府劳动部副部长。
1920年4月1日，王光祈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及北京《晨报》特约通讯员身分远赴德国，开始研究经济学，1922年改学音乐，考入柏林大学音乐系，1934年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戏剧〉。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突发脑溢血骤逝波恩。南京追悼会上，徐悲鸿画像，蔡元培致悼词。1938年，骨灰辗转回到成都。1941年冬，李劼人葬王光祈骨灰于成都东郊沙河堡菱角堰侧。1983年10月，王光祈墓碑迁入四川音乐学院，建立碑亭。[44]
（与2011级硕士生厉彦美合作）
2013-1～3 于沪·三湘
[1]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北京）第1卷第7期（1920-1-15），页42。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2册，1985年6月编印，页116～123。亦可参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2] 郑学稼：《中共兴亡史》，中华杂志出版社，页490。转引自王章陵：〈匪区学校工读制度之研究〉，《匪情月报》（台北）第14卷第1期（1971-2-28），页63。
[3]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北京）第1卷第7期（1920-1-15），页42。
[4]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出版1995年3月第2版，页678。
[5]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1919-12）。
[6] 〈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原《申报》（上海）1920-3-7。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页676～678。一说原《星期评论》第40期（1920-3-7），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二），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2册，1985年6月编印，页124。
[7] 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5号（1920-4-1），页14。
[8] 郑年：〈提倡「工读互助」在中学里面实行的办法〉，《北京大学日刊》1920-5-6。参见《北京大学日刊》（第五册），人民出版社（北京）1981年（影印本）。
[9] 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北京）第6卷第3号，页266～278。
[10]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上海）劳动纪念号，1920年4月，页1。
[11]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二组之进行〉，《晨报》（北京）第415号，1920-2-15。
[12] 玄庐：〈工读互助团〉，《星期评论》（上海）1920-2-8，页4。
[13] 俞秀松：〈寄给家人照片后面的附言〉（1920-3-4，北京），《红旗飘飘》第3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0年，页233。
[14]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上海），1920年4月，页1。
[15]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二组之进行〉，《晨报》（北京）1920-2-15。
[16] 陈东原：〈顾孟余氏工读互助论〉，《晨报》（北京）1922-11-27。
[17] 郑年：〈提倡「工读互助」在中学里面实行的办法〉，《北京大学日刊》1920-5-6。
[18] 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5号（1920-4-1），页14。
[19]〈北京工读团消息〉，《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3号，1920-2-1。
[20] 〈工读互助团将设第四组〉，《晨报》（北京）第394号，1920-1-24。
[21] 〈工读互助团第四组报告书〉，《晨报》（北京）第418号，1920-2-18。
[22]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上海）劳动纪念号，1920年4月，页3。
[23]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上海）劳动纪念号，1920年4月，页3。
[24]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上海）劳动纪念号，1920年4月，页1～3。
[25] 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5号，1920-4-1，页15。
[26]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上海）劳动纪念号，1920年4月，页3。
[27] 俞秀松：〈给骆致襄〉（1920-4-4），《红旗飘飘》第31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0年，页236～237。
[28] 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原《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5期（1920-4-1）。选入《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2册，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85年6月编印，页127～128。
[29]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2版，页678。
[30] 独秀：〈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那里？〉，《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5号，1920-4-1，附录〈工读互助问题〉，页17。
[31] 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新青年》（北京）第七卷第五号（1920-4-1），页15。
[32] 胡适：〈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新青年》（北京）第七卷第五号（1920-4-1）。参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559～563。
[33]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上海）劳动纪念号，1920年4月，页4。
[34] 独秀：〈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那里？〉，《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5号，1920-4-1，附录〈工读互助问题〉，页16。
[35] 季陶：〈工读互助与资本家的生产制〉，《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5号，1920-4-1，附录〈工读互助问题〉，页8～11。
[36]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上海）劳动纪念号，1920年4月，页1～4。
[37] 〈存统复哲民〉，《民国日报》（上海）1920-4-11，「觉悟」副刊。
[38] 俞秀松：〈给骆致襄〉（1920-4-4），《红旗飘飘》第31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0年，页234～237。
[39] 〈介绍上海工读互助团·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事〉，《星期评论》（上海）1920-3-7。
[40] 李文宜：〈亦农，怀念你闪光的26个春秋〉；邵水荣等：〈不愿跪着生，宁愿站着死的叶天底〉；《红旗飘飘》第3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0年，页133、123。
[41] 周宝三编：《左舜生先生纪念册》，台湾文海出版社（台北）1981年，页45。
[42] 任鲁萍：〈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及其历史启示〉，《中共党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4期，页18。
[43]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北京）1989年第2版，页333。
[44] 张阳普：〈毛泽东惦记中的王光祈〉，《党史文苑》（南昌）2008年第23期，页37。
原载：《世纪》（上海）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