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项要求与三项原则
我在第一次提审时就提出了六项要求，包括看通缉令、说明收容审查的法律依据，说明妻子王之虹目前的处境，提供广播报纸，解决借阅图书问题，提供充足的文具纸张等。如果专案组不满足我的全部要求，我就不开口说话，给他们来一个“零口供”。这个对策击中了专案组的要害，他们为了让我说话，同意了我的全部要求。
看通缉令、说明收容审查的依据，这两条比较好办到，从专案组的答复中，我得知“收容审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一条本来是用于收容不肯说出自己身份地址的“盲流人员”的，现在用来对付从鲍彤、戴晴、于浩成到我们这些人了。
提供广播报纸，借阅图书，这两条也是好办的，因为这是秦城羁押者的一般待遇。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信息就如同生命一样宝贵，是至关重要的。
了解王之虹的处境是为了改变她的处境。当时，关在秦城203楼的女性只有戴晴和王之虹两个人，而武警则没有女性。之虹24小时处于男武警的窥视之下，在洗手间还有一个直径十公分的大监视孔，心情是非常恶劣的。她后来写道：“有一件事令我很气愤，就是哨兵每隔三五分钟就要往屋里张望，无论你是在上厕所，还是在擦洗身体。特别是在上厕所的时候，哨兵从一个比较大的窥视孔往里看，突然看到一个白眼仁黑眼珠的大眼睛，我总是会被吓一大跳。因此，我就把厕所的窥视孔给堵了起来。有一次，我在擦洗时躲到了房间角落里，哨兵在探望孔中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于是就把管理员叫来了。管理员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说：我是一个女人，这些年轻的男哨兵老是这样看来看去的，是对妇女人格的不尊重。”我知道之虹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无法忍受单独监禁的寂寞，因此，我坚决要求给她转移一个羁押场所。专案组答应了我的要求，于12月20日将之虹转移到半步桥看守所去了。那里的伙食比秦城差得多了，而且还要劳动，但是一个牢房关许多人，有人说话，有人作伴，比较适合之虹的性格。
比较难办到的一条是无限制地供应稿纸。我的隔壁是吴稼祥，他在秦城住了好几年，一直得不到稿纸，只能把要写的书稿尽可能地写在卫生纸上和记在自己的脑子里。我作为“二进宫”，当然知道要为专案组满足我的要求铺设必要的台阶。我声称要给江泽民写信，按照监狱的规定，写材料是可以提供纸张的，于是便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稿纸。我这封“信”一写就是几十万字，变成了一本书。后来统计了一下，仅在秦城，我就用了两千页的稿纸。
在提出六项要求的同时，我还宣布了审讯中的三项原则：第一，凡是你们不了解的情况，我一概不讲；第二，凡是我通过亲自查看他人证言证实你们已经掌握的情况，如果有利于解脱其他人的，我可以讲，如果不利于解脱其他人的，仍然不讲；第三，凡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系统的人，如果你们认为他们负有什么责任的话，这些责任可以由我来承担。由于我的态度非常鲜明，专案组与我交手几个回合后，就不再琢磨如何用一些雕虫小技来对付我了，他们基本上能够尊重我的原则。
仅有一次，一个别人的预审员来找我核实问题，他按照惯例，一上来就吹胡子瞪眼的，想给我一个下马威。我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不要在这里来这一套，你凶我比你还凶，你拍一下桌子，我就要拍十下，咱们就在这儿拍桌子玩吧。预审员主动把态度缓和下来，但是也没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口供。有了这一次教训，后来再没有其他人的预审员来找过我，因为他们知道肯定是徒劳无功的。
关于第二个原则，这里有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实例。下面是1991年2月12日我写给法庭的一份要求质证的材料：
我注意到法庭宣读的不利于我的XXX的证言是90年12月22日做出的。我在这里向法庭提供一个背景材料。从90.7.14起，我的预审员曾多次告诉我，XXX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有关该同志的意见是准备解脱他，问题仅仅在我身上，与我有关的问题一澄清就可以解脱了。90年12月11日，预审员又对我说，由于你的缘故，XXX到现在还没有解脱，人家本人都会对你有意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不愿意被置于这种境地，让人家怨恨我，你们要我说什么吧，要什么给什么，而且我在临分手时再次强调这个意思。如果当天的笔录对此记载不详细的话，我相信预审员老张和书记员小庞的人格，他们会向法庭如实陈述的。此外，XXX的预审员另一位老张同志仅在90年6月1日与我会见一次，由于他对我不尊重，我和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是我到秦城后从未发生过的。事后有关同志对我说，这样做对你没有什么好处。看来这句话是完全应验了。因此，我不能不怀疑XXX90年12月22日证言的全部有效性。我要求法庭对此进行独立调查。在没有压力、诱惑和可能欺骗、激怒下了解事实真相，如果XXX现在仍然坚持90.12.22的说法，我将要求与他对质。
我的第三条原则，专案组当然乐于接受，但是到了最后，竟然没怎么用上这一条，可能是他们始料所不及。“六四”之后，当局在全国通缉、收容、拘留、逮捕了数以万计的公民，最后判刑的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人。在所有被起诉和判刑的人中，只有我和王军涛、刘刚、陈小平四人是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起诉（最后只有我和王军涛、刘刚三人是以该项罪名被判刑，陈小平是自首，因此没有被判刑）。上述四人均为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成员，我是所长，王军涛和陈小平是所务委员，刘刚是工作人员。据了解，专案组的想法是要把我们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把我和王军涛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由于“阴谋颠覆政府罪”、“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三罪并罚，至少要判无期徒刑（吉林长春市的八九民运参加者唐元隽仅后两项罪就判刑20年），当局觉得无法向国际舆论交代，在最后关头取消了“组织反革命集团”这一指控，从四人“共案”改为各自“另案”处理。因此，虽然我自己表示愿意为其他人承担责任，但是在判决书中却没有明确表述要我为其他人的案情负责。相反，包遵信并不是我们所的人，在我的判决书中却列入了由他和严家其发起而我并没有签名的《五一七声明》的内容。这大概是在取消“组织反革命集团”指控后，不能再把其他人的事情算作我的“罪证”，而与我本人有关的直接证据又过于单薄，所以才把我在场时包遵信宣读《五一七声明》作为我的一条“罪状”，临时添加到起诉书里充数的。
中国人权双周刊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