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卡农”与“坯分子”
我一看到赵本山戴的那顶帽低压而走样的帽子，就想起村上的培天经（潘培根）。
这个干瘦的老汉常年头戴这种式样的帽子，只是黄颜色的帽布带些乌黑。背上背的油纸伞用布袋套上的，手里提着一串铁皮做的卦片，听到卦片的叮当声，就知道是培天经来了。
他很喜欢逢场作戏，翻些陈古八年的旧闻，说什么七军打八军的故事，说他是老红军，有时唱几句红军歌，有时讲参加地方自卫队打日本的事；有时也报导一些地方上下发生的美丑新闻。总是天经地经，嘴巴不停地唱着喊着和唠叨着，这就外号培天经的由来。
培天经壮年时能在队上做点篾工，捞点工分。不过他的手艺水平只能算半个篾匠，不能做市主吃百家饭。晚年就提着这一串铁皮打起卦来，进门喊几句伏羲，就把卦片摔在厅室上。卦片上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钩沉们各据一方。判起卦来总是青龙合了头，白虎最有情，前朱雀后玄武，钩沉靠了边，盘盘是好卦。谁也不看好卦孬卦，给他几毛钱或半升米就打发他出门了。
地方都知道他的诨名叫培天经，可他的另外两个外号就不那么有知名度了。前文已写了“反革命也是外号”，培天经也有个成分外号叫“坯分子”。五类分子中排行第四的是坏分子，为何又喊出个“坯分子”？
据说培天经在土改时划了成分是“坏分子”（不过我们开五类分子集训会时，从来没有他的名字。不知是后来取了帽，还是土改时没有正式“录取”入册，总之他以前是穿过“棕背褡”（绳子捆）挨过批斗的）。据说治保主任把写上“坯分子潘培根”的牌子挂在他胸前，并头一个点名叫 “坯分子”。从此，“坯分子”这个外号就传开了。有时他也自嘲他是做瓦坯砖坯的，打土坯的坯分子。
知道“坯分子”外号的人不多，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卡农”。据说有个工作队批评他不要“打卦送财神”，要到队上出工。问他什么成分时，他自报“卡农”成分。查阅“中国阶级成分大全”，也查不到卡农这个奇古八怪的成分。原来他做篾工是半工半农，搞农业又称不得全劳力。工不工农不农，上不上下不下，只得自号“卡农”了。
坯与坏的错写是笔误还是真正别写呢？当然是识字水平问题。由此又想起把文盲说成流盲这个笑话，到底是口误还是不懂文盲与流氓的含义呢！有个牛高马大的治保主任，一次在会上宣布：“现在不是搞跃进了，动作太慢，大家都要来搞飞跃。”而在坐的有个名叫“飞跃”的姑娘，于是满堂大笑，指着飞跃说要死了。该主任正色批评：“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我虽然比不上你们读了书，认得字，我只是个流氓……”又是哄堂大笑……
余华的《活着》已改编成电视剧《福贵》与观众见面多年了。剧中有个着单装套红袖章的治保主任，老是说话霸蛮粗俗，甚至乱套道不合情理，这是文革中典型的治保主任形象。这个历史时期的不少治保主任，不论文化素质和政治水平都很低。在疯狂的文革中，他们是盲目的急先锋，也是政治笑话的创造者。
以前有几次听到有人翻起治保主任的旧布袋，说有个素质很低的某治保主任在四类分子改造会上训话：
各位四类分子同志们！我们现在来学条语录。最高指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我听他介绍这个训话，真是一个啼笑皆非的政治笑话。细究起来，按照他们那套话来说，这番话“犯的政治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一、治保主任是专管四类分子的。口称四类分子为同志是敌我不分，以敌为友。
二、被专政的四类分子是不能发红宝书的，没有喊最高指示学语录的政治资格。
三、世界本是我们的，南征北战打出的江山怎能说是你们的呢？！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永远是我们的。这个以搞阶级斗争为主要任务的治保主任，显然忘记了与会者是阶级敌人。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这些政治笑话现在还在地方流传。说明在这畸形的历史时期里或有其事，或有其人。
213、露天电影
1949年前，我喜欢去看做道场，看道场中的“送食”、“串方步”和“结界”等热闹场面。灵堂里挤满了男女老幼，总是有人说“三天没戏看道场也好”。别说道场，连敬夜神、上锁等民间迷信活动也有很多人去看。不管是否有什么意义，都是看热闹。看人头攒动，看交头接耳，看拍手打呵嗬！
至于皮影戏，是殷实人家还菩萨的愿。因为以前祈求什么许了菩萨的戏愿是不能拖了不还愿的，所以有时也能看到皮影戏。老人看正本，妇女看登场耍戏。这个是比较难得的，有时要几年才能看到，附近村子的人都来赶热闹。
南普寺唱大戏（湘剧）是逢关老爷生日才唱，也不是年年生日开场唱戏。我只随祖父去过两次，看不懂什么人物，听不懂什么唱词。算是老鼠看筒车，感到无味。只好去看炸油食的摊贩，去看琳琅满目的玩具。
土改时，办丧事禁止做道场，也禁止各种迷信活动，也没有人唱影戏还老爷愿了。可是有了农村剧团唱花鼓戏，跳秧歌舞，打金钱棍。“谁养活谁”、“翻身不忘阶级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等歌曲唱翻了天，充满了热情洋溢的气氛，很有一股子新文化文艺复兴的势头。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从群言堂到一言堂，从破四旧到文化大革命，文学艺术领域就唱了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悲剧。老百姓不能领会这社会舞台唱戏的真谛是什么。一翻文攻武斗之后，又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这时有电影队下乡巡回放映，但不是百花齐放，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势，清一色的样板戏。李玉和杨子荣、沙奶奶等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座山雕、刁德一、胡传魁的丑恶形象也深入人心。好像“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和杨白劳一样，唱的阶级鲜明，看的爱憎分明。
看电影的消息不贴海报，不发文件通知。一般是生产队长在下午出工时宣布：“吃了打，打了吃，今天这些工夫一定要做完，好早点收工洗澡，好晚上到楼底屋坪看电影”。另一个消息是有人看到邻村（大队）的四类分子送来了电影担子，证明消息确切。等到接近傍晚时分，晒场里挂上白色幕布，明眼的过路人也把消息传开了。
本队的勤快人，还要再电影开始前挤时间摸黑种菜，硬要听到脚踩的发电机响了，才匆忙赶来，随便挤在那里看一下；然后提早回家煮猪潲，洗衣服等家务，生怕明天出工迟到扣工分。
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他们最早背看椅子，扛着长板凳选在离银幕最近的较高的地方坐下。一边在招呼别的孩子，一边嚼着带来的土旱茶（炒货）。我家的老三老四带着老五喜欢扛着两条长板凳坐在在保管室的墙根下。说这地方站在凳子上不遮别人，背靠墙壁也很安全。老二牵着老祖宗（老阿婆）坐在躺椅上，我和妻子总是挨到最后才来，一是准备点炒玉米、豆子等给孩子；二是要捡场锁门。虽然没什么可偷，但还是要保住这半升米家当。
当银幕上亮了字幕后，大队干部就在喇叭里宣布当前的生产任务，必须如期完成什么任务，迎接什么节日，接着警示社员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坚决打击……。
当银幕出现“剧终”字样，人群向四面八方移动时，治保主任就宣布某某分子把电影担子送到××地方！
每当这时我很紧张，怕安排我去送担子，因为我已预约了明天做衣的市主。干这个义务工，一般是三个人，两人担放影机等东西，一人用土车子推发电机。我送过好几次，记得最清楚的是送到耙头岭下的鹰嘴洞，一夜要送出十来公里远。
祖母说她民国二十几年在浏阳看过电影，是黑白的无声的电影。只看见嘴巴动，听不到讲什么话。现在是红红绿绿，说话唱歌，开枪打炮像真的一样。飞机好像从脑壳上飞过丢炸弹，吓死人。
露天电影场并不宁静，喇叭筒吞云吐雾，青年们调情逗俏，孩子们大喊大叫，老年人喜欢打闲讲，有的因互相遮住视线而发生吵架纠纷。真正认真看戏的人非常恼火这种乱水蛤蟆。
看电影不像唱大戏唱影欢那样由主家点戏。只能唱什么看什么。那时只有样板戏，随你赶到哪里去看，除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和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革命传统戏之外，就不能看到别的剧目了。不过后后来为了迎合“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两句诗，加强激化阶级斗争，就把西游记中的“三打白骨精”搬上了银幕。这样“万众欢呼孙大圣”了。红卫兵也出现“孙大圣”组织了。可是孙大圣的本事是真正齐天的，也只能在唸紧箍咒的人的意旨下奋起千钧棒。
后来有人把紧箍咒改成紧箍帽，并演化成被专政对象头上的帽子。有个治保主任对分子们训话：“现在你们的紧箍帽可紧可松，谁不老实，就唸咒箍死谁。取了紧箍不要高兴，可随时套上！”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到发展，村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电视机、VCD、DVD的基本普及，都坐在自己家里看戏看新闻。戏种戏目也有百花齐放的趋势，文艺将朝真正复兴的方向前进！
从露天到室内、从样板到多样、从封闭到开放，随着社会的变革，意识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楼底屋场的晒场上，那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的场景只能留在老一辈的记忆中了。
214、孝堂和灵堂
我第一次看见灵堂是在橙桔峰下的烟竹坦，也是前文“沈载得”的老家所在地。那里住着几户姓沈的人家，我代替祖父跟着其他大人去那里当房族大陪东。我祖母说，你阿公不在家，跟着去吃烂肉也好！既然发“闻”（哀贴）请了，我们占一房人家，去了也不失去一个名目。
除看看做道场的热闹，听了半夜的夜歌外，我对于这个灵堂的布置，印象很深。它是用白棉布吊在竹牌坊上面，留着中间放灵柩，左右空间为通道。打文奠绕棺时，吊宾东进西出。横幅上面没有文字，只有纸扎的大白花。除灵柩前的灵联外，厅堂两边还有竖写的长副陪联，宾房也有门联，大门联虽不知道，一定是“哀扶桐杖，泪洒麻衣”的通用联，因为亡者是王氏阿婆。
听大人说，这种用白布装饰的牌坊叫孝堂。孝堂要保留三年才拆除，因为“守服三年容易过，思亲一刻不能忘”。孝服孝杖也一样等过了三年才与香灵屋（奉祀灵牌的纸屋）一起焚化。不过只有家庭殷实的孝家才扎孝堂，所以我那时仅看到过一次孝堂。
第二次看到孝堂是1949年，在龙伏春口田的沈邵山家。沈邵三当时是湖南省政府幕僚，其母周氏实施的治丧规模是属于官绅一类的大场面，那时我在南普寺读高小。能认识几个字，就很关心那些輓联祭轴了，对那黑白装饰的灵堂并不感兴趣。记忆犹新的是省长程潜和仇鳌等高官的祭轴文字是“母仪千古”、“阃范长存”。听说解放后沈邵三任湖南省建设厅长，后划为右派，死于狱中。
这时我知道了孝堂就是大灵堂。孝家在灵堂里贴挂的对联叫哀联。吊客送的对联叫輓联，吊宾送的祭轴俗称祭幛。我以为这种只写四个字的才叫祭幛，可现在的祭輓形式就很复杂了。除对联外，还有写诗词的，有的人还搞文字游戏，写上像谜语一样的各种回文诗。我很讨厌这种非正宗的悼念文字。有的母家用“借题发挥”和“敲柱头惊磉礅”或“只打鼓边不敲鼓皮”等文字来发泄对孝家的不满。这种非正面评判的挖苦文字也引起纠纷，甚至斗殴事件。
正当文革期间，治保主任的祖母死了，场面本很简单，不准做道场，只有两个原来农村剧团的几个老班子吹吹打打一下。最后一晚是要听个追悼会的。照样宣读语录，“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村里的人死了，要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
不过这回就不同其他人家的治丧，治保主任安排我和滋结子两个人在前一天晚上布置灵堂。在煤气灯（大队的）的照耀下，像白昼一样。另外几个人根据我安排的尺寸，用竹竿架成一个牌坊架子，中间留的门洞能看到瓦棺的屋脊形棺盖。瓦棺前的方桌上有点燃的香烛和斋供，两边也留着拱形的门洞，然后把麦子粉煮成的浆糊刮满所有竹竿竹片，就完成了下手工夫。
滋结巴负责把废纸贴上打好底子后，要等稍微干固才能由我来做上手工夫，所以各自卷着喇叭筒休息一会。我心里很想主任能各发一包火炬牌香烟。不过没得到烟，还是各喝了几口“毒杂风”（金刚刺蔸酒）。
不过主任很细心，检查了报纸上没有主席头像和最高指示的红头字，其实滋结巴特别注意这一点，决不颠倒文字，有头像和语录的地方都已剪下，避免麻烦，深知自己是个摘帽右派。
我在牌坊正上方用白纸书写“寄托哀思”四个大字就占去了很大面积。灵联是“破旧立新办丧事，移风易俗寄哀思。”大门联是“哀哀祖妣，谢谢来宾”。门楣竖写“追悼会”，是半吊着可飘动的，不需动什么脑筋就边拟边写完成了这些粗俗的文字任务。剩下的空白地方，我就用兰、黑、黄三色相间、画些边角图案，点缀些花花草草就大功告成。这是我第一次接这样俗（速）成布置和装饰。不过在座的人夸奖我又快又好。我心里倒觉得这与挖土撬石头是一样，大脚大手大“写意”（简单的写意画）。
主任说这也是“多快好省”，一个夜工就扎好了孝堂。我们几个四类分子稍坐一会，吃了碗土面，喝了点“毒杀风”，就一边卷着喇叭筒各自回家了。灵堂里一片寂静，那盏菜油灯仍在瓦棺盖上微微摇曳着。只等待明夜宣读那条语录的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
1976年，丙辰岁。丙属火，排在南方赤帝的离卦上；辰属龙。一条赤色的火龙，即是朱雀抬头了。在周朱两开国功臣相继去世之后的9月9日（农历8月16日），主席在举国三呼万岁声中溘然去逝，走完了八十三个春秋。并没有万寿无疆，只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六字遗嘱，离他最最最亲密的战友命丧朔漠的1971年9月13日，整整五年的时光。真是永远健康不永远，万寿无疆不万寿。
9月18日（农历8月25），举国哀悼，浏阳县80多万人，汇集到262个会场参加追悼活动，我所住的江美大队在对门屋场的正厅里（前文土改中设法庭打屁股的地方）设立灵堂，举行追悼大会。
这年，农历7月28日，我拆除大地坪老屋准备起屋；在8月25日（农历9月18）这天，我家建房工匠都停工去参加追悼活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工地上劳作，一直到29日。这五天没有一个匠工进门了，社员们都沉浸在悼念活动中。
自大地坪老屋拆掉，到毛去世，已有二十四天了，主要工作是把木材和旧砖块运到地基上，以及整理新压的土砖，还要平整屋基。一切都在准备开工砌墙了。为了9月18日的追悼会，大队指令我在前两天和滋结巴到对门屋场正厅里去布置灵堂。
灵堂全用黑色布装点，贴上白色的文字和白色的纸花，整个空间构成肃穆而沉寂的气氛。一切都按上级指示在督导下进行，17日经公社干部验收后，我俩才放下余悸的心回家。
18日，我没资格去参加追悼会，只有两个大女儿去参加了。她俩回家说，满堂黑压压的，都穿黑衣服带黑袖章，低垂的脑壳只见黑发一片。主持人哭着致哀悼词，刘老阿婆也带头哭了，有的人用双手盖着脸皮，不知哭了没有，也看不到眼泪。
以后的几天，都在议论着谁真哭谁假哭，谁翻了身应多哭一些，谁用手遮住面皮低头看不到表情。
拆除灵堂的事，大队没叫我去。我每天都在屋基上劳动，准备起手砌墙了。
215、曾荷民
1973年7月12日，浏阳县召开3100人大会，以批林批孔为纲，号召用大寨精神学大赛，把浏阳建成大赛县。
1974年2月5日，上面部署的批林批孔运动，均被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取代。3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再批克己复礼》发表后，浏阳跟着反击“右倾翻案风”。4月15日，浏阳城区召开万人大会，传达中央[1974]12号文件，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
我在永兴寺就读高小时的一个同学，在浏阳八中任教的曾荷民老师，随中共社港区宣委王坚民，在这个时期一起住进江美大队。主要任务是批林批孔，住在我的堂阿公贫农明老星家里。
这时，我还住在大地坪老屋，老五出生快一年了，妻子进行节育手术也快一年了，我俩早已恢复吃百家饭的游击式手工业劳动。
一日我在堂阿公明老星家里看见了曾老师，他和以前一样随便、直爽，握住我的手问起阿婆还健在吗？还是1950年和几个学生为呈文交保喻民生校长的报告到泮春时，到过我家，还记得我的祖母呵！
他递给我一个超级草烟喇叭筒后，说等几日来我家看望阿婆；又说阶级成分和同学关系是两码事，原来关系很要好，现在还是一个样。
他是这样说，不过我还是不去密切接近他，怕他犯阶级立场不稳、敌我不分的政治错误而丢掉饭碗。
但一天晚上他真的来了，说我夫妻俩靠锄头把和针屁股来养活八口之家真是太艰难、太辛苦了。耐烦过日子，或许政策改变会有出头之日的。妻子早已磨好了糯米粉，就以油炸糯米团招待了他。他说又香又软蛮好吃，特别是这样边炸边吃围着灶堂更有风味，也是和同学边吃边读的难得机会。不然我在八中教书你在农村做衣，是很难相聚，这次来做驻社工作队，偏住在你们生产队，也是难得的机会。
“明晚我带你去买最好的草烟”，出门时他说，“今夜烦情了！明晚一同去找好烟！记住来喊我呀！”他似乎很不嫌弃我这右派同学，和以前一样的老调子。
次晚，购了草烟回来分手时，他说有个任务我要完成，只有我能完成的事，“不要怕，你来明老星家里我交关你就知道了！”
“你大胆做就是，不要你做义务工，人人要靠劳动赚钱吃饭，我叫队上记你同等劳力工分。”他继续说，“先去晒场的大道边上立块大宣传栏，上要遮盖，不能被雨水淋湿。这事由队上派人去做，你先来看看材料，然后准备纸张笔墨颜料，你会写会画，一定能搞得蛮好的。”
我看了一贴文字材料和漫画材料，都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遭批的一个是主席最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一个是历代儒宗万世师表孔仲尼，一个是相武王伐纣摄政佑成王的周公旦。
其中林彪偷三只鸡叛逃国外的事，都是很熟闻的事。而孔老夫子的“克己复礼”和诛少正卯的事，社员就很难读懂这桩历史老案了。至于周公，老人仅记得三字经有“我周公，做周礼”两句，也不知周礼是什么东西。
完成这个任务是容易的，只要照葫芦画瓢，扩画不走样，文字不加不漏就是了，所用颜色特别注意红色的使用。完成后听曾王二位检查验收后就交了差。看来曾王二位也算是下队做了事，“批林批孔”的宣传栏很是醒目，但实际很少人关注这个内容，没有什么评论，收到的宣传效果只是搞些形式、造些空气而已。几场风雨把林彪、孔子和周公都批了个精光，很彻底，剩下一块光木板。后来也没补上的原因，可能是被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浪给取代了。
另一个驻队干部王坚民是我在花桥完小教书时的老熟人，不过那时他没有工作，只帮着兽医站做些管理药材的临时工，常在一起玩，也同情和帮助过他。至于他后来为何发迹当官的就不知道了。他这次来办队，就装作不认识我了，或者是他不是以前的王坚民了，必须严格划清阶级界线，但他也不找我的麻烦，应是个好人了。
一九八三年，我的老二老三在浏阳八中读书时，我去看了曾老师，想请他关照一下孩子的学习和钱米接济的问题。往后获得的消息，继王坚民患肝癌去世之后，曾荷民也得肝癌去世，我不能忘记这位直率有情的老同学，往八中去看望了他的夫人——左“书记”！
216、照驼背树上
据中共浏阳地方史，计划生育措施始于1963年，上环、结扎、人流、引产主要落实在党员干部身上，文化大革命中停顿下来。1980年9月25日中央发出的公开信，1982年的宪法也把计划生育写了入了。
老四（男）出生后，生产队的妇女组长与祖母做计育工作。祖母说是我入继做孙辈的，上几代都是单传，还想再生个男孩，一个去种田，一个去当兵，内外有人。妇女组长说如果再生个女孩呢？祖母说硬是生了女孩，就慢慢来抚养，不过我给孙媳妇接生时看到脐带肠上有个小红色肉球，据以前经验，一定是个男孩。因那时计育工作只提倡不强制，生四至五胎的就很普遍，所以妇女组长也没再多说。
是年农历九月生下老五，是个男孩，祖母就说她斩嘴劲斩中了，如了她的愿。有一个种田的，也有一个当兵的，可她想的虽全面但不现实，她只知道种田是可以的，而不知道当兵是要严格政审的，她的后人是没有当兵资格的。
这时的计育工作已抓紧了，凡多胎的育龄妇女一定要结扎输卵管。我队就有六个妇女响应了号召，都在龙伏卫生院进行了结扎节育手术。妻子在结扎时，老五正哺乳期，并且生病发烧，只好由护理员抱着去就医和喂奶。
正值小阳春的初冬季节，冬修水渠如火如荼，我白天要在洞庭水库上工，只能晚上到龙伏卫生院去看妻子了。祖母带着老三老四留守在家，老大老二已进了江美小学读书。
手术顺利，一个星期就必须出院。我找人用两根竹杠套着躺椅把妻子抬回来，应是安静休养的，可是老大发了严重的肠胃病，疼痛得狂叫，在打针服药也未退下高烧的情况下，我只好找来土单方，用燕窝泥加扬尘拌蛋清调成粑，连续敷在腹部才得平缓疼痛，退下了高烧。这时的妻子要四处找单方，要喂奶洗衣等，根本无法休养。每天站排队购来的五角钱猪肝也只喝点汤水，肝片要分给孩子们吃。
真是命苦八字大，苦命人天照佑，半个月后，妻子身体恢复很快，也没有留下后遗症，她就在家做起手工缝纫来。
按当时规定，结扎对象出院后要休息一个月，误工由生产队补贴300工分，津贴营养费25元，算是很公平优待的。几个手术妇女都很满意，一切都是风平浪静的，这批结扎人数最多，都愿意结扎，积极响应了号召，而且手术顺利，没有出现医疗事故。
我队的几个结扎对象都是生育三胎以上的妇女，都是劳少人多的欠钱户，都说应该扎了，儿多母苦养不起，现在吃了定心丸，斩劲把人混大就是。但到年终结算的时候，队上并没有记补贴工分，也没发下营养费。
原来社员会上没有通过这个补贴规定。因为有几个人不同意，说如果要补贴工分和营养费，他们也必须照驼背树上，同样要生四五胎才去结扎。就因为要照驼背树上的理由，使结扎补贴搁浅了，一直不能发到户。但谁也不敢答应今后的育龄对象可以照驼背树上，可以生四五胎才去结扎。而已实行结扎的妇女也认为自己已积极响应计生号召，高高兴兴去顺利结扎，发点补贴也是政府优待政策的体现，政府硬是不肯发也无可奈何！
曾荷民听说了这件事情，即在社员会上宣布：能响应计生号召去实行节育手术的几位妇女是正确的，按规定搞点补贴也是可以的。以后要照驼背树上，生五胎是绝对不可以的。因此，工分一定要补记，营养费一定要补发。但驼背树绝不能上，政府的政策也不准上。多生多育是过去的事，计划少生优育是现在的事。
驻队干部这样宣布了，队上就照章执行，按规定记了工分，也发了营养费。再以后的育龄妇女就不可能上三胎的驼背树了，因为计生政策立为国策，计生干部定期对育龄妇女进行上环、引产等节育措施。违者可拆屋赶猪，抗拒者可抓人拘留。计生工作不力则一票否决任何政绩和评比。因此驼背树上不成，也很少有人再敢上驼背树做超生钉子户了。
217、上午挨斗争，下午做裁缝
妻子三十岁那年，是戊午岁，因戊己归土，色相属黄，该是一只黄色的躺马。正是大揭阶级斗争盖子，上纲上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那年；也是准备打仗，全面跃进的那年；还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到处抓重点对象组织巡回批斗的那年。
就在那年的农历8月28日，妻子生下老四，一个男孩。因前三个都是孙女，祖母喜得首个曾孙，十分高兴，三寸金莲扭来扭去，忙得不亦乐乎。白天接待了妇女们的恭贺，又在晚上接待了队上的送号恭维（什么是送号，参见本章《社教与文革》的第一节《送号》），队上写号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就为孩子取个“亚檀”。红纸上没有派名别名，正中只有“亚檀”二个大字，前面写着“恭维黄老太君喜获曾孙”一行小楷字，最后落款是长兴组众赠字样。
在鞭炮声中升完号，社员们的恭维之声使祖母笑得合不上嘴。我俩忙于招待，发烟沏茶端早茶，厨房里煮面食。这样的接待虽没有低于一般水平，但遗憾的是没有白酒，酒毕竟可以助兴。
托堂弟益友跑了几处供销点，只搞到一斤白酒，就是被人戏称“毒杀风”的用野生植物酿成的酒。堂阿公明老星说只有一斤酒，就莫用它了，喝个不尴不尬反而不好。打恭贺的散场回家后，只剩下几个生产队的干部还坐着扯谈闲聊。我堂阿公就提着这个酒招待了他们，拜托他们原谅一下，因为物资紧张，实在搞不到酒！
不料等到次年农历3月11日晚上，离前年送号那晚，时光过去227天了，队长成木匠突然送来一个“好消息”，他说“大队决定明天开批斗会，罪名是‘拉拢干部’。因为有人反应你去年送号喝酒，只招待了队上几个人，群众没有喝上酒。不过你也不要怕，反正站在台上听一下就是。安排我也要发言批斗你，这也算是冇办法，只好讲几句。今晚你可去请示两个大队干部，如果同意可以不挨批斗，或者就免了这场灾……”
我于是去请示大队干部沈××，他说你去问问潘××，我是同意可以不批斗你的。潘××硬性回答：“这是根据社员的反映决定的，不好改变……”。
这夜，很难入睡，一直捉摸着明天上台挨斗的事。妻子安慰我说，没犯丢人格的丑事，挨斗也无所谓，只是明天已经预约了去市主陈礼寿家里做衣，现在怎么办。不过估计礼寿也会来看斗争的，我看到他会告诉他改期后天去。另外若是上午斗完了，下午也可再去做衣。
次日早饭后，男女老幼都背着椅子涌向宝乔祠大厅里，妻子也照样去看丈夫上台挨斗的场面，何况也能赚几个工分。祖母蒙在鼓里忙着家务，我在大地坪里徘徊着。孝经阿公背着椅子去开会，问我今天怎么不去做衣？
“不去做衣，要去挨斗争，只等民兵来传我！”我只好这样回答。
“怎得了呀！爸爸要挨斗争！”六岁的大女儿这样叫着奔到身边，我说不要紧，别管大人的事，回家跟老祖母吧，她低着头回去了。
大地坪离宝乔祠会场不到一百米，能清楚听到会场的动静。听到主持人的讲话结束后，一片嘈杂的声音，或许是议论着今天上台的活靶子。
两个基干民兵把我带到宝乔祠的一间小屋子里，五类分子都在那里了，我是最后押来的一个。治保主任说了几句要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揭发和斗争之类的话后，由那两个民兵押着这些“运动员”依次入场，迎来的是震耳欲聋的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团结起来！向阶级敌人做无情的斗争！”
“不老实认罪，就是死路一条！”
“……”
大队书记宣讲了当前阶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情况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以后，治保主任接着宣布上台，挨斗的站在台上前方示众，陪斗的分子一字排开站在台下，只准低头，不准东张西望，要态度老实，唯唯是诺。
我是安排在最后一个被斗的。我站在台上，看到江美小学校陈老师在做记录，扫视台下形形色色的脑袋，没有找到妻子的脸孔，可能她坐在最偏的角落里了。我很认真听着发言人的批斗言词：
功老三：“社员来送号，有酒只给干部喝，是拉拢干部的手段，想把干部拖下水的可耻行为。我们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右派分子服务的；我们要擦亮眼睛，揭穿阶级敌人的恶毒阴谋。只有站稳阶级立场，才不会上你们右派分子的当。只有老实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张士贵：“……你头个婆娘离婚走到湖北的事，还怪我送去的。你坐了牢，她自己要走的……还有，你婆娘生了四个还送号，这是违反计划生育的……群众反映有一次你说‘草鞋冇样边吃边等’，本是‘草鞋冇样边织边像’，你硬要改成‘边吃边等’，这是挖苦大跃进冇饭吃，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
瘸手：“我当副队长时，安排你去养蜂你不去，摆客观原因，还是做你的裁缝。这就是不服从安排，劳力自由支配。等我今年没选上副队长，你就问我今年开展那些副业门路，这不是挖苦我吗？！这就是打击干部……。”
木匠：“那晚送号我也来了，既然只搞到一斤酒，就不该只招待我们几个人，社员当然有意见。螺丝不像厣像，说你拉拢干部也说得上，是辩不脱的。社员都喝了酒就冇事，都冇得喝也冇事，这是你自己惹来的……。”
于是宣布斗争结束，一阵口号声把分子们送出了会场。治保主任训告分子们各自回家，不要乱说乱动。
我离家最近，几分钟就进了门，正在收检裁缝担子。妻子也散会回家，进门就要我心情静下来，不要着急，搞运动是要“运动员”上台的。说散会时正好碰上陈礼寿，要我俩去他家赶中饭，下午也可做半天衣，你能去吗？我说既然约好了，半天时间也要争取，我已收检好行头，就可以出门。
“亚伢（老四）真多难”，妻子叹口气说：“怀上了他，捧着八九个月的大肚子出工，也受气，还要在团山嘴晒谷场换批判，说地主子弟、右派家属有劳不劳。其实我实在累得跑不动了啊！等生下来送个号，又因喝酒害你挨斗争，硬要求菩萨保佑他成人成才啊！”
夫妻俩挑着裁缝担子出门，在路上碰见熟人，问我为何下午才出门；我毫不掩饰回答“上午挨斗争，下午做裁缝。”后来常有人叨着这两句顺口溜，夸我心态好，把世事看得淡！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