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一件小事
再有三天，就要过春节了。今天是以科室为单位，举行春节聚餐会的日子。办公室的聚会就在我们的打字室里进行，因为那一间比较宽敞，而且是向阳的房间。一上班，主任就开始分派上午的“工作”了：留有几个人坚守岗位，其它人都分配了临时任务，两个人负责“采购”，两个人负责“配菜”，……
准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三个放打字机的大工作台，横着拼成了一张大桌子，周围摆放二十几把椅子，呵，椅子挨椅子，排得满满的。你算算，一位主任、三位副主任，再加上十六位工作人员，这就有二十个人了。还有局长、副局长都属于办公室，准备这么些椅子一点都不多。
十一点钟刚过，职工内部食堂通知我们去领东西。还不赖，我们领了两瓶白酒、两瓶红葡萄酒和十瓶啤酒，还有两大瓶可乐、两大瓶雪碧，外加六大盘子热菜，两大盘“冷拼”，就这些如果全摆上桌子，也足够应付我们的聚餐了。大家一定不知道，小苑可是“有名”的做菜能手，她自告奋勇来张罗办公室的“宴席”。李姐从家拿来炒菜的一套家什；小田找来煤气罐、煤气灶；负责采购的可真不简单，不一会儿就办来了一大筐东西：黄瓜、西红柿、盒豆腐、大尖椒、……小苑可忙坏了，先淹酸黄瓜，又整凉拌豆腐丝，拌老虎菜，烹制虎皮尖椒……。
办公室可真不缺“能人”，一大桌丰盛的宴席，很快就全摆放好了。
主任看全办公室的人员都到齐了，心平气和地开始说话了。“今年，经过办公室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我们很好地完成了局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现在，请大家干杯！”主任进行了简单的开场白，首先举起了斟满葡萄酒的玻璃杯，宴会就这样安详平静地开始了。
大伙相互祝福的敬酒刚开始不久，新上任一个多月的局长，带着两位前任老局长进来了。一位是刚调任区“人大”的杨局长，大家都熟悉；另一位是上调国家局的侯局长，算起来，已调走三个多年头了，除了这几年分配来的大学生外，都熟悉地跟老局长们打招呼。主任马上腾出三把椅子，让三位局长坐下。
局长开始讲话了，听说他刚过四十岁，原是个飞行员，先在XX街道办事处任副主任，后调XX街道办事处任主任。一个月前，由区政府任命为我们局局长，他比局里所有的三位副局长都年轻。
一来到局里头，把他的办公室按他本人的意愿，重新进行了安排、布置：办公桌搬进了内屋的小房间，谁要见他都必须经过两个门。“老板台”放在窗子跟前，远离窗户的另一头是一张床，床外边竖一道屏风，屏风把办公桌跟床隔开。
你一走进他的房间，最抢眼的是挂在显要位置的两幅大照片，那是中央领导同志视察街道时，跟局长谈话时拍摄的，每幅照片都有四开报纸大小。给人们强烈的第一印象是，此人可不简单，一定是可以通天的人物。
这大照片可是他来局第一天，就急急忙忙挂上墙的，那仿佛是他交华盖运的起点，也是他的“金字招牌”。这可不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魁”，应该说是为了吓唬人，树大旗吧。
“作为办公室的人，离领导最近，当然觉悟就高。”他一下子切入正题，“办公室的人应该是狗！”这位身高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竟然对着办公室的二十多名干部，当着两位上司的面，口出狂言，一下子把到场的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局长是不是酒喝多了？”我还在为他找借口，心里暗暗地想。他却目中无人地自管说下去：“像狗一样忠诚；是猪，像猪一样老实；是马，去完成领导指派的任务，像马一样行动迅速。”
他一看把人们都镇住了，就肆无忌惮地干脆一口气把威风抖完。
春节宴会原来那安详、平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零度以下，室内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好半天，没有人吭声、接话。似乎都在琢磨自己的“位置”。
盛气凌人的局长，为什么发威？对谁发这么大的火？是不是在前两任局长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魄力”呢？他将了在座的所有的人一军！对前任是自豪地展示和挑战，对主任、副主任们是震慑，对一般工作人员是示威。
看来，这完全是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霸王的脸嘴，像一位没有任何教养的，刚进城的土八路，除了信口开河地泼妇骂街之外，没啥球水平。
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算起，我所接触过的大小干部不下几百名，如果，再扩大一点，从我上中学算起，加上打过交道的副主任以上领导，大概已经超过一千了，这样粗野、放肆的人还没遇到过。我是在鲁南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的，农村支部书记以上，县长以下干部也见过不少，如此没有一点起码修养的人，也没有领教过。
在办公室，脑子最活泛的就属苗副主任了，平常，接人待物，反应敏捷，在新上司面前，在“疾风骤雨”的发难来临时，同样是无所措手足，好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几分钟之后，他总算第一个说话了，“来！大伙儿喝酒，我们还得像狐狸一样狡猾！”在场的所有的人，几乎同时深深地松了一口气，遇到这样一个混头儿，小人物有什么法子，暂且记在心里，全当像阿Q一样，嘟囔他一句：“你自己骂自己去吧！”
我心里一直很不平衡，没有多久就跟一位所长谈起这件事。他听了一点都不吃惊：“噢，我在啥地方，见过这种说法。”哦，却原来这不是局长的“知识产权”，他也趸来的，亏了他没有公开发表，否则，原创者一定会告他侵权的。
几年后，他的继任者也调离这个局的时候，中层干部对“一把手”做出了总结性评价，对他的结论是：能吃会玩、样样精通。看来定论不一定要等到盖棺。
他从调离我们局之后，在紧接着的区长换届中没有当选上副区长，这对他无疑是个挫折。五年后，他终于登上了一个新台阶，不知他还能爬多高！
第二十七章 304病区
1997年10月，国庆节刚过，区工商局组织了一次体检，进行B 超检查的医生检查得很仔细，告诉我：右肾积水，需要到医院作进一步检查。
我吃惊地看着自己的体检表，看着那“右肾厚3.1cm”的结论。我当时不觉得身体有什么不适，一直捱到10月底，才在妻子的再三催促下，到合同医院看了每周仅有两个半天的泌尿外科门诊。
接诊的是个前脑门谢顶的中年医生，他看了体检表，立即开出了照X光片、探查右肾的检查单。
11月7日，我赶到放射科，作了腹腔显影。
几天后片子终于出来了，结论是：右输尿管上段结石1.6X0.5cm，右肾积水，厚4.6CM，右肾盂呈球形。
我拿着X光片的结果，一口气跑上住院部三楼，在304胸泌外科病区医生办公室，找到在门诊部为我初诊的张医生，把照片子的结果给他看。
张医生很有责任心，立刻让人借回了底片，在读片灯那儿，认真地看起来。“在输尿管第一狭窄处，有枣核形结石。”他看了一会儿，口气肯定地说，“来吧，马上住院！”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1992年，浮现上一次，治疗肾结石的前前后后：
那时我的合同医院是厂桥医院，那是一所附属厂桥街道的四级医院。据说，1996年成了北京市先进的社区康复医院，那几年在北京电视台，经常播赞扬它服务周到的稿件。
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家里休息，突然肚子疼起来，痛得跪在床上，头抵着床，也不见缓解。母亲急得没有办法，找来隔壁的洪大娘出出主意，想想办法。
洪大娘说，她肚子痛得厉害时，吃片“颠茄”片，就会好一点。
我吃了两片，疼痛立刻缓解了。
周一，我到厂桥医院看医生，那时外科只有一位四十多岁姓李的男医生，先是让我去作“B超”检查。结果“B超”显影不清。就只好再去拍腹部X光片。好一阵忙活。腹片冲洗出来了，照片子的医生看了片子，得出的结论是：右输尿管结石。
回到外科，李医生开给我一大包金银花排石冲剂，同时他开出十次振动排石的治疗处治单。所谓“振动排石”是：在右肾的后腰部位接两个电极，打开仪器开关，脉冲电流开始有节奏地刺激腰部肌肉，自我感觉腹腔里像有一把铁锤在敲击肾区部位，每次二十分钟，排石振动十次收费七十元。当进行完这个疗程后，又作了B超检查，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再疼过。
不过，现在这次发现结石的部位，就在原来位置的附近，只是偏下了一小点。结石是否是原来的那块，我无法断定。
但是，厂桥医院的李医生处治不当，缺少起码的责任心，那是可以肯定的。
联想到1991年造成我的脑血栓的那次发病，也跟医生的责任心有关。
前因后果是这样的：九月一日上午，我因头昏到厂桥医院内科看病，一位中年女医生一量血压，170/110MM水银柱。她问了我原来的血压情况。
我告诉她：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血压高的迹象，她随即开出了：降压O号，早晚各一片的处方和休息一周的假条，我按着她开的剂量只服了两天药，而且一直在家休息。
九月三日上午八点多钟，我正在大街上散步，不经意间，灾难突然降临在我的身上，右腿不听使唤了，像是变戏法似的，我的右腿一下子变成了一条别人的腿，垂在我身体的下边，嘀哩噹哴的，我的右腿再也无法迈动一步，只好一屁股到马路牙子上。
我这是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刚好有熟人经过，看见我的那副样子，大吃一惊。她马上跑到西四大拐棒胡同，报告了我的工作单位。单位立即派车送我到北大医院急诊室。
CT检查表明，左小脑一块核桃般大小的减压区，“脑栓塞”就是结论。
在急诊观察室我一连呆了三天，与四、五个进行抢救的病危老头，挤在一个大房间里，其中多是老人。有患脑血栓的、也有脑溢血的，几乎都不能自主翻身，连自己嗓子里的痰都吐不出了。
那位老人喉咙里不时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又需要吸痰了。一位年轻的女儿，用吸痰器为神志不清的老人，通过口腔清除痰液，老人的呼吸可以轻松一小会儿，呼噜声也可以缓解一点。
难道每一位病人，都需要经受这样的磨难，去拍打鬼门关，离开人间或者返回人间吗？我又经历了一次走向死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
三天后，病情稳定下来，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我刚发病的时候，母亲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一时没了主意。一天后，她就跟小声地我商量，如何告诉我的远在四川的妻子。
“不忙告诉，那么远，除了着急，能起什么作用。”现在病理清楚了，病情稳定了，是通知妻子的时候了。于是，一封电报飞往四川。
我的右腿的症状也很快缓解了，可以慢慢地走路了，右腿和右脚又是我自己的了。可是右手写字的功能，却经过大约一年的恢复，才由像小学生学写字的样子，逐渐恢复到运笔自如。
“昨天”的小医院的医生，我是领教过了。我这个书呆子，太轻信人别了，这应该是我经常检讨的。
12月6日是星期一，我由妻子陪着，“打的”住进了医院，住进了胸泌外科病房（代号304病区）。高高的柴医生是我的管床医生，他作过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让护士把我安排到15号病床。
“304”的房间是按封闭的环形结构建造的，我被领到南面一排，从东面数的第三间病房，那是一间最多只住三个人的小房间，15号病床是最靠里面的一张。
13号是矮个子的老头儿，四川口音很重，老家在成都附近的乐山，北京公交公司退休司机，他是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下来的转业军人。14号也是个退休职工，北京土话挺重。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三个人全是来“修理”“下水道”毛病的。而且每个人一进医院，都在护士那儿花十元钱买了一个尿壶，那是检查尿量用的。当然，每天晚上小解，也不必跑厕所了。
住院的第一个星期，照例进行一般性检查，胸透、验血、便常规、心电图、腹部B超，右肾厚度为4.5cm.折腾一个溜够。
每天上午医生查房，带队的是一位个头不高的老医生，年龄可能在六十五岁上下，大家都叫他吴主任，据说已经从医院退休，由医院“反聘”的，家就住在医院背后不远的地方。
查房时，经常是各位主管医生，向他介绍病人的医疗进展情况。他随即发表意见，有时他们也讨论几句，还时常提醒病人注意点什么。医院要求病人八点至九点，必须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医生查房。
在这样清静的环境里，刚开始还真有点不适应，一天三顿饭成了我们的重点“节目”。
病房里，除了吃饭之外就是聊天，从个人的病情到治疗方案，从天气到各种趣闻，总之什么都聊。13号金师傅尿频，伴有红、白血球，已经作了膀胱手术，现在住院观察，每周冲洗一次膀胱。14号张师傅尿细，刚进行了膀胱镜检查，发现是外尿道粘连，没有其它毛病。
张师傅作完镜检后，一直嘟囔个没完：“看了几次门诊，谁也没看出来，其实粘连部位，离尿道口就只有一寸多的地方。”
又谈起他病情的发展过程：两个月前，从老家回来就觉得排尿慢慢的变细了，越来越细。老张查清了病因，放下了思想包袱，也算收获很大，心情轻松地出院了。
这所医院原来是一所“公安医院”，后来交给了地方，变成了西城区的区级医院。到现在还有一栋楼，是为监狱犯人看病、住院专用的。传说在“秦城监狱”坐牢的江青、陈希同，就曾来这儿看过病。那栋楼的窗口，都装着铁栏杆，楼门口还一直由武警战士守卫着。
“高干楼”紧挨着医院，本院设有“干部保健科”，是专为他们看病设立的。
“304病房”一共设有31张病床，分在九间里，南边一排有两大间、三小间；北边一排有三小间；中间设有一间“抢救室”。
护士通知我星期五上午进行肾造影，那天我按要求没有吃早饭，跟随柴医生到了放射科，进了一个很清洁的房间，很快，两个主任都到了，两位都姓张，其中一位与我年龄相仿，另一位是在门诊给我看过病的那位。我俯卧在检查床上，医生先按X光片中右肾肾盂对照第二根肋骨的位置，作了记号并在右肾部位进行了仔细的皮肤消毒，面积我感觉约有脸盆大小，凉凉的由中心向外一圈一圈地扩展开来。
开始穿刺了，由那位年轻的主任医生亲手操作。针尖刺破皮肤的一瞬间，稍微有点痛，以后就只感到一根冷冰冰的穿刺针在缓慢地向里行进，我拼命地想体会到针刺进肾壁的感觉，没有，一点也没有。
“他脂肪比较厚，再进深一点。”年龄比较大的张主任在轻声的建议。“已经有八十了（mm）。”这是年轻点的张主任的声音。两个主任替换着忙活了大约半小时，也没成功。
他俩商量了一下，决定由CT定位，来指导进行穿刺。我换到了隔壁的大房间，俯卧在可移动的轨道床上，张医生将穿刺针扎进原定的位置，把身体随轨道床一起移进探查圆环，让肾区位于探查环的中心。医生们都退出了房间，站到了宽大的防护玻璃的另一边。我猜想他们一定在通过CT机查看针与肾的相对位置。
只短短的一两分钟，那个张医生进来，又将穿刺针轻轻地向更深的背部刺进，我感觉到针刺进去了，像轻轻地刺进了一个皮袋。他开始抽水，一次抽出去十毫升积水，注进十毫升显影液，并拍了X光片。一、两分钟后，检查全部结束。
时间已过中午十二点，开饭时间已过，柴医生用推床将我推回病房，他才去吃饭。14床早已为我打好了饭。
12月9日的上午，张主任要在二楼的超声碎石室为我碎石了，先让我躺到检查床上，通过B超进行结石定位，张主任找了一会儿，没找到。
请来了隔壁B超中心的张主任，那是一个年过四十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她右手拿起“B超探查头”，用力地从腹部的下方慢慢地往上推，“你看，在这儿”，她用力的手没有丝毫放松，探头缓慢地扭动着，演示给张主任看。
中心主任回去了。我谈起自己的“体会”：这个主任的劲儿真大，比您的手劲儿都重。
这样，主任顺利地定了位，用圆珠笔在右腹部的皮肤上做了记号。让我由机器右边的床上换到左边较高的床架上，所以称它“床架”，因为人躺在上头，胸部及其以上有支撑，臀部及其以下有支撑，整个腹部悬空在方形空槽上面，“床架”前后左右可以移动，让空槽的几何平面中心跟肚皮上的记号重合。“下面开始碎石，先试三下，适应适应冲击的强度。”主任很注意时刻作病人的思想工作。“有什么不适，随时告诉我。需要连续冲击一千五百次。”他开机试了三下，就像在我身体的深处，有一把大锤在用力的敲击，敲击哪儿，我说不清，我的五腑六脏确实承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震荡。
我对自己身体的耐受力是有信心的。我心里默默地记着数儿。大约两秒冲击一次，超声碎石不紧不慢地进行着。墙壁上电子钟表的分针也是不慌不忙地移动着。
半个小时过去了，“任务”刚完成了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冲击只进行了五百下。超声波的汇聚中心沿身体的方向朝上移动了五毫米，受罪真是没完没了。
又挨了半个小时，中心向下移动了10毫米，接着再来。又过了半个小时，一千五的数好不容易凑够了。
“再增加几次”，好心的张主任终于在一千六百六十六这个很吉利的数字上才停了下来。后来的出院结帐单告诉我：超声碎石一次，收费一千五百元，自己承担三百元。
我遵照主任的医嘱：多喝水，每次尿排在玻璃瓶里。为此我专门买了个红果罐头，因为这种罐头瓶能盛一升“水”，我迅速地解决了里面的“内容”。尿液如发现异常，让医生看过再倒掉。
第一次排尿了，尿液里充满了白色絮状的漂浮物。像含有大量水碱的温开水，又像浮满柳絮的液体。
“这是什么？”我提着瓶子去问柴医生。这是肾内壁的脱落物，他为我作了简练的解答。
随着时间的推移，尿液渐渐地清亮了，第五天，絮状物完全消失了，但是就是不见结石的影子。我真有点心灰意冷，再过一个月报就到春节了，难道我还要在医院过节不成？
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第十四天早晨，奇迹出现了，我发现在昨晚盛尿的瓶底，沉积了一圈均匀的桔黄色细沙。
八点多钟，医生查房的时候，我拿给他们看，“这是打碎的结石。”医生们一致这样认为。
（可能是16日，）柴医生通知我进行膀胱镜检查，要我事先排净大小便，我就走进了隔壁的镜检室。柴医生让我脱光裤子，躺在检查床上。
我一看那“床”怎么跟产床一个样，“我只见过我爱人生老大时上过产床，今天我还是第一次上。”我想调侃地说句玩笑话，只可惜，没有喜剧效果。
我说着迟疑地躺上去，两腿叉开，被分别架在两边的支架上。年轻的张主任比我先进来，在一旁指导着柴医生的一切，此刻正躺在“产床”上的我，是通过天花板上的无影灯镜面的反射来观察的。
柴医生打开消毒包，从中取出一块深黄褐色的粗布盖住我的下身，那布感觉很硬，是中间有一个碗口大洞的手术布，接着他用注射器通过阴茎尿道口注射进五毫升麻醉药，进行完局部麻醉。在“产床”一侧挂上了滴液瓶，把刚开瓶的蒸溜水灌进去三瓶。
准备工作做完了，他离开了检查台，张主任坐上去。取过一根约半米长，小手指般粗细的白亮电镀金属管，通过尿道口缓慢地插入，开始除了稍微感觉发胀之外，下边整个局部是麻木的，等到那“钢管”达根部后，他就抻拉着转了一个直弯，我不自主地抬起臀部，去迎合那“宁折不弯”的钢管。
终于通过了那个要命的“拐弯处”，通过了膀胱口。因为张主任一边操作，一边轻声向在一旁的柴医生叙述着，结合我的生理解剖知识，加上我的比较敏感的神经反应，进展情况，自然体现在我的脑海里。
接着，他弯下身子，不断变换着角度，检查了一遍膀胱内壁，重点是两个输尿管出口周围，“内壁很光滑”主任说，又让位给柴医生看了一遍。第一次镜检，就这样在颇为平静中结束了。
结束时他特别提醒我，必须多喝水，以冲洗擦伤的尿道。
我有点饿了，就着咸菜大口地嚼着小馒头。接着喝了一大杯水。
14号床的老张不是向我提起过，“只是稍微有点疼”吗？我特自信，看来“镜检”一点也没有什么痛苦。
几个小时后，我有了尿感，顺利的排尿了。
预约作了一次B超检查，右肾的厚度降到了3.5厘米，我为此咨询了柴医生：为什么“积水”退得这样慢？医生为我作了一个恰当的比喻：肾好比是一块海绵，当它吸足了水，要想排出它里面的水是不容易的，一般需要一、两个月时间才能排干净。我只好安下心来，哎！熬吧。
在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大约十天之后，医生通知我，第二天在膀胱镜检查室装支架，因为长期输尿管结石，“管子”变形，需要在管子内部支架支撑起来，恢复正常后再取出支架。
这是那天上午进行的第二例，我满怀信心的第二次躺上了“产床”。坐在操作台上的还是年轻的那个张主任，开始的操作跟上次一样，一切顺利，可是当钢制的内窥镜行进到第一个拐弯处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下身像有一把剑刺进去一样，疼得我不由自主地大叫起来，像“渣滓洞”里的革命者受刑一样，又像赤身裸体的那位虔诚的信徒被钉上了“十字架”。开始忙乱的张主任嘟囔着：有个“假道”！后退一点，又在摸索着“正路”，终于通过了膀胱口，他开始对准输尿管的下端，“送支架”，我却疼痛得身体在发抖。“老李，坚持一下，很快就好了。”他一边安慰着我，一边继续通过那个内窥镜向膀胱内的输尿管下端“送支架”。
一阵尿感袭来，“我憋不住了”，我近乎乞求，真想趁机放松一下。
“老李，再坚持一下。”医生想进行最后的努力。我心里很明白：输尿管只有三毫米的内径，何况是通过一个长长的钳子来操作，其难度不下于“用一条粗线纫一根绣花针”，更何况病人是忍着巨大的痛苦，无法一动不动地配合。“我坚持不住了。”
不等他们答应，积满尿液的膀胱一下子失控了，据事后了解：尿液一下子从内窥镜的管子里喷涌出来，专心操作的张主任躲闪不及，顺着他的领口灌了进去。我像是突然释放了闸门，已经顾不得许多了。
他们大约忙活了半个小时，“小柴，通知放射科来拍片子。”主任发话了，我终于长长地出了口气。约十分钟后，可移动的X光机推进来了，随来的医生在我的身下装好底片，我单独待在那儿好几分钟，X光片也拍完了。
我该下场了，柴医生搀扶着我，慢慢地走回病房，还好，我的病床只隔一个房间。
妻子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她一定听到了我刚才“受刑”般的叫喊声，她匆忙帮助柴医生扶我上床。我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了，连早饭也没吃的我，下体的疼痛感大大地超过了身体饥饿的刺激，根本没有任何食欲，在妻子的再三劝说下，只勉强吃了一个小馒头，接着喝了一大杯水。
我躺在床上，默默地体验刚才所遭受的意外痛苦：第一次为什么那么顺利？好像那一次是用的是一种好像叫“欧林帕思”的进口仪器，我听说病房里只有一套，用一次就要高温消毒一次，而今天我是第二个进行的，一定不是进口的，无法在直视下通过那九十度的拐弯处，再加上他们的操作不熟练，大大地伤及了外尿道、内尿道口。
阴茎很快肿胀起来。几个小时后又有了尿感，憋得很厉害，但是尿不出来。一直到晚上终于排出尿来了，虽然尿流很细，而且尿量很大，足足撒了有三、四分钟。可以盛一千毫升的尿壶是盛不下的，权且暂用一下洗脸盆吧，起身一看，是半脸盆殷红的血水。
躺在床上，体会着白天在治疗中我所受的折磨，我不知道死去的革命先辈们，在敌人的监狱里单凭坚强的意志是怎样挺过了所受到的非人折磨。如果他们那时遇到这样的严刑，一定会有人受不住，起码我在这样的“酷刑”面前肯定经受不住，他问什么定会说什么，那一定会当“叛徒”的。
第二天上午，谢主任带队来查病房了，张主任讲，支架没有放置进去，谢主任看了X光片，明白地显现出支架像一条小蛇，卷曲着呆在膀胱里。
来主任马上表示：马上取出来！当时即决定，让冯医生操作。十点刚过，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一次躺上了“产床”。冯医生是年轻的医学院研究生毕业不久的外科医生，按学历说是本病房医生中学历最高的，按表现说，他是本年度技术能手，我充满了信心。开始的疼痛单凭我的意志还能忍耐，可是当“那根金属管子”接近膀胱口的时候，我疼痛得叫了起来，疼痛根本就无法忍受，取支架的努力“无功而返”，第三次上“产床”又归于失败。
第三次虽然没有成功，但也没有加重，这也算不幸中的大幸。我听到了冯医生跟主任的谈话，说内尿道口充血很厉害，建议先消炎，休息几天再进行。
谢天谢地，他们总算没有硬来。但是，我所受的“折磨”何时才有尽头！妻子不忍心看着我再受“煎熬”，她悄悄地找到工商局办公室，向领导诉说了我的“痛苦”。
正好快过年了，区工商局领导分别看望生病住院的工商干部，到304病房来的领导是老杨局长，随行的有办公室的几位同事，我再次向领导叙述了在近几天的治疗过程中，所忍受的“上刑”般的痛苦。同病房的病友也纷纷插话：他那叫声，整个病房，都能听得见。
杨局长知道了这种情况，当即表示，找病区主任谈谈。一会儿他真地去找主任了，十分钟后，他回来了，“我跟主任讲了，老李是我们局很好的老同志，不能让我们的老同志受罪，他们答应给加消炎药，答应研究用最好的治疗方案，减少咱们的痛苦。”
第二天，真的不但增加了口服的药片，还加上了五十元多一瓶的“氧氟沙星”注射液。据一位少见的姓税的陕西老弟偷偷地告诉我：还有一种进口的“氧氟沙星”注射液，每250毫升一瓶的要96元一瓶呐。
每天不到九点，负责注射扎针的护士就拿着对好了的葡萄糖注射液进来了，细心地在我的手背上，扎进输液针头，接着把液滴的速度调到四、五秒一滴。护士告诉我，这种药输快了不行，会影响心率的。
我只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目不转睛地盯那滴管，看着那正在下滴的液滴，慢腾腾地长大，一长到绿豆粒儿那般大小，就再也经受不住重力的吸引，极不情愿地坠落下来，时不时的像一滴油落在液面上，稍停一瞬间，然后再溶合进滴管的药液里。
一天一瓶250毫升，需要输七、八个小时，好不容易滴完了，又接上两大瓶，不过这两瓶输得快多了，两个多小时就输完了。
一连如此输了三天，小便时的阻障感逐渐消退了。一个星期过后，年轻的张主任，用“欧林帕思”同样在膀胱镜室里，把“滞留”在膀胱里的那条“支架”取了出来，这第四次上“产床”的确没有受什么罪。
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过春节了，这在中国人心中，可是像在西方的风俗里，过“圣诞节”一样重要。许多北京人都在忙着采办年货，只是在医院的病房里，游离在这准备过节的气氛之外。
32床住得是一位老军人，是位离休的师级干部，据说患肾癌，因病重住进来的。31床住得是位“老陕”——老家户县的中年人，“氧氟沙星”输了不少，炎症却没有消失，仍然是病情待查。他一天到晚的没事可做，时不时地来看我。他向我叙述了那位老军人的病情。
儿子、女婿及他们的孩子，轮流着来“陪床”，上个星期做肾囊肿切除术，腹腔打开后，发现癌细胞已经大面积转移，医生只好原封不动地缝合上了。
他悄悄地告诉我，“还不是送了红包的”，他介绍了病人的儿子讲述的情况，手术前给了主任XXX元，XX医生XXX元……手术做完后，主任照原数把红包退回了，那是在术前退回怕家属不放心，才暂时收下的。
现在，是手术后刀口渗血不止，刀口处所包扎的纱布很快就被鲜血浸透了。一天要输好几袋血，据说本院血库里的血都拿光了，当然，我说的是跟他血型相同的那一种。
医生特意记录了病人一天的输血量，又同时记录了他的渗血量，发现病人已经处于“血液平衡”状态，说明白点儿，也就是说：输多少，渗多少。病人整天处于昏迷状态，病危通知书已下了三次。
当然，作为病人子女、家属，谁不希望自己的亲人，那怕多活一天，也要努力争取。这都是人之常情，就像只要人还有一口气，就不停止抢救一样，那都是救死扶伤，对病人实行人道主义的精神。
就这样，一个多星期只使用血液一项，就花掉两万多元，那全是从个人的口袋里掏的呀。原来，既使对于离休干部，使用血都是自费的。
鉴于，病人的病症已没有任何好转的希望，家属一致提出停止抢救的要求。床边的所有输血、输液管子统统拔掉了，氧气还继续输着，心脏监护器还照常开着，好像人们都等待着，陪他安安静静地走完最后的人生路，这也算尽最后的人道主义吧。
两天以后，六十好几的已退休的正师级老军人，平静地离开了人间。至于，他最后的日子，是否饱受病痛的折磨，这些唯有他自己知道。因为，那时他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了。说到，他有没有留下什么终生遗憾，这也只有他的亲人们心里一清二楚。
过春节，而且是在医院里。住院病人能回家的都回家了，至少也有二十位病人的304病房，只剩下了两个人，我和另一个人，当然还有我妻子陪着我。
2月7日，也就是春节过后的第三天上午，我被送上十楼手术室。实际上是，当接病人的手推车不到八点，来到病房的时候，护士发现我是能走的，告诉我，准备好了吗，跟我一同上十楼手术室吧，我在护士的“陪同”下，乘着电梯，上了十楼，进了手术室的更衣间。
我从住医院到今天已经两个月有余，右肾积水仍然维持在3.4CM左右，张主任分析是输尿管变形造成输尿管排尿不畅，必须在输尿管里放入支架，把变形撑起来，如果不出意外，六个月后支架可以取出来。
昨天下午，麻醉师、医生已经跟妻子谈过话，妻子在手术单上签过字了。
晚上，值班护士已经在换药室进行了“备皮”——把手术周围的毛发用刮脸刀去除干净，接着进行了“灌肠”——通过“后门”灌几百毫升肥皂水。她告诉我：十分钟后，把肠子里的东西排干净。其实，我原来为进行拍腹片时，曾服过大青叶冲茶喝，过约半点种，就有要大便的感觉，然后就把肠子里的东西一次排干净了。
这一次，不到十分种，就赶紧跑厕所，也是一次就把肚子里的东西排干净了。看来，不管是喝大青叶泡水，还是灌肠，都能迅速解决排便的问题。
在十层楼上靠南边的一排，我看到了接连有好几个手术室，我脱光了全部的衣服，护士让我躺在推床上，为我盖上了一条白床单，然后就把我推进了第三手术室。
那个房间很大、很新，估计有8×6米那么大，我自己躺到了位于房间中间的手术台上。房间很高，可能有3米多吧。
304的张主任跟柴医生很快到了，今天，主任亲自任持。他告诉麻醉师可以开始进行麻醉了。
管麻醉的是个男医生，他让我向外蜷缩起身子，这样脊椎骨缝完全打开了。他又数了数，在第某节处，扎入了一根针，我体会到了那根针刺入脊椎的情形，心里在默默地祈祷，千万别刺伤脊髓，我甚至体察到了那根针轻轻地发出“噗”的一声，刺进“骨膜”的一瞬。因为我先知道了，今天进行的“半麻”是“硬膜外麻醉”。
他问张主任：“注射多少（麻醉药）？”先注射两毫升。“一股冰凉的暗流进入了脊柱，溶入了我的机体。等待了一两分钟之后，主任用针尖刺我的臀部，同时问我：”感觉到痛吗？“我那里已经麻木了，就像厚厚地得涂上了不知什么东西，又像那里的皮肤变厚了，已经没有了什么疼痛感觉。他开始用膀胱镜操作，那里已经完全放松了，轻而易举地通过了那个拐弯处，几乎没有阻力地通过了膀胱口。
下面的操作就好像易如反掌了，没有了那要命的刺痛感和下意识地抵制。只进行了约半小时，就把长20厘米的管子放进去了。
在张主任专心操作的时候，麻醉师不停地跟我小声的“聊天”，这大概是在分散我的注意力吧。
不到十点钟，“手术”全部结束了，我被手术室的护士送回了病房。
2月17日我办完了出院手续，历时七十天，总共用了近八千八百元，总算平安地出院了。
到单位的财务处去结算，个人承担一千一百多元，每月从月工资里扣除一百元，让他们慢慢扣去吧。
第二十八章 堂兄
记得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某年的夏天，昌盛哥从邢台来北京。我在家里见到了他。多年不见，他没有什么变化，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闪现着智慧的光辉。
他这次是出差来北京的，想着他的四婶子，[注：他称我母亲为四婶子]特意来看老人家的。
他仍然很健谈，这一点，完全不像秀姐，“老实”得“话语”都显得挺珍贵。跟他坐在一起，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感情的隔阂，这一点又完全不象他二弟。
记得，上一次见到他，还是在1968年夏天，他从老家返回吉林工业大学。途中路过北京，在我家住过几天。我们那次见过一面。掐算起来，一晃已有二十年了。
那一次，他可真够狼狈的，因为学校里闹“武斗”，离开得很匆忙。不但，工资没有领到，甚至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来得及拿。这不，穿走了我的一条长裤，一件短袖衫，以解燃眉之急，虽然，那时我们家经济上也很紧迫的。
那时候，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可深谈的话题，无非是北京大学里的“天地”两派，社会上的“915”、“916”等等。两天后，他又匆匆地赶回学校了。
这次，日程不紧，他特意到工商局来找我谈天。
“你变得老成多了！”他的话头是这样开始的。
“年过四十，也该到不惑之年了。岁月真不饶人哪！”我不无感受地接着话头。
我们谈到了最时髦的“特异功能”，提到了严新、张洪宝，和那一批自我吹捧，自诩头戴“光环”的人物。那时间可是他们最“风光”的日子。
昌盛哥也曾遇到对“天人感应”有无从解释的困惑。即时讲了下面的故事。
我印象很深的有《心灵相通》和《偏方》两个故事。
《心灵相通》
从前，有一位在城里做事的年轻人。自从过了大年出外之后，已是半年有余，很是想家。
这年的秋天，接到家中一封信，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起了母亲身体有些不适，经常口中叨念儿子云云。他先往家里写了封信，算是打了个招呼，就起身回家了。
开始还与同乡结伴而行，家越离得近了，尽快见到母亲的急切心情难以言表。
这天下午，天要下雨了，别人提议歇一歇，想等雨下过之后再走。他看了看天色，云挺厚，想来等雨过天晴，起码得一天之后。
小伙子想，反正家已经不太远了，顶多再有二十里地，天黑之前可以赶到家了。
没等走出五里地，急雨终于下来了。此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片空旷的庄稼地。情急之中，他躲进了一个废弃的砖窑。他想等雨小些了再走。
炸雷就在头顶上滚过来，滚过去。雨也越下越大，一点没有要停的意思。
他觉得心里很难受，似乎听到了母亲在雨中急切地呼唤声。
不能再躲雨了！赶紧走！
他冲出了那个旧窑，任凭大雨“哗哗”地瓢泼似下着，往家的方向奔去。
就在他刚跑出来的一刹那，又一贼亮的大闪电闪过，象把黑黑的乌云猛地撕裂开一个大口子，紧接着一个劈雷就在头顶上炸开了，身后“噗－通”一声，猛回头借这闪电的亮光，看了一眼，自己刚才躲雨的窑洞垮塌了，心里“怦怦”地跳，暗自庆幸：“谢天谢地，今天可躲过了一劫。”
他再顾不得许多，一步未停地跑回了家。
见他冒着大雨回来了，全家都很高兴。母亲的病也顿时好了大半。
晚饭后，他提起刚才那雷电交加的情形。父亲说：“就是啊！下半晌，云越聚越黑，只见旋风也刮了起来。那么吓人的劈雷，滚过来，滚过去，不住点地打，谁不害怕呀！你母亲一直站在大门口，任凭雨打在脸上，朝你回来的方向，不停地呼喊着你的名子。”
到底是母亲的呼唤救了他？是他“命”不该绝吗？还是他的孝心感动了上天？谁能解释得清楚！
堂哥故事讲完了，好像在自我注解，又像在问我：亲人们之间，他们的心灵是呼应的，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吗？
《偏方》
昌盛哥讲完了心灵感应的示例，停顿了一下，接着就讲了下面的关于“食物”的民间传说，我给它起了个文雅一点儿的名字－－偏方儿。
“早先，咱们那儿在外头做事的人很多。有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在城里病了，为了治好病，进过不少药店，就是不见好转。中医大夫劝他回老家养养看。养好了再回来。”
昌盛哥慢条斯理地开始给我讲“偏方”的故事。
“有个老头也劝他：回去吧，回老家看看也好。兴许碰到个对你病的偏方什么的，也许就好了。
想来也只好如此了。这位老乡收拾了铺盖卷儿，背起就回老家了。
那时候，回趟家自己要走很远的路。这时正当夏天，大片田地里的庄稼，长得密咋咋的，一丝风也没有。此刻很想找口水喝，大野地里头，上哪找去呀。好不容易见到一片坟地，走到跟前，只见那石碑坑里，存了点雨水。大概有好多天了，你不用细看，就见里面长满了黑线虫。
头顶着的是大大的太阳，实在是口渴难当，也顾不得许多了。俯下身子，捧起来就喝，痛快地喝了好几口。
又走了半晌，进了个小村。村里没有饭铺，只好讨口吃的。这家不太富裕，心地还算善良。没有现成的干粮，给他荷包了俩鸡蛋。
他端起碗就吃起来，嗯？这鸡蛋还遇上个双黄儿的。
‘大娘，麻烦你，再要头蒜吃。’
‘墙上挂着呐，你从蒜辫子上自己揪吧。’
他揪了一头小的，剥开一看，呃！是独头的，还挺辣。
歇也歇够了，肚子里也有食儿了，他谢过就告辞了。
这位老乡到家后，病情一天天好了起来。
三个月后，他抗着铺盖卷儿，又进城了。
放下行李，他特意去拜访了那位中医大夫。推门进去他就大声地说起来:‘我的病全好了。我又回来了。’他口气里带着挑战。
那大夫吃惊地抬起头来，端量着他，顿了一顿，说：‘你真有福气啊！先别讲你怎么治的，吃的什么药。要我说，你的病需要连续服下：天水线，双黄蛋，独瓣蒜。我问你，你是不是吃了这三样东西？还一定吃要新鲜的。’
‘你怎么不早说？’
‘在城里，一下子遇不到这些东西，说了也没用。’”
我想起了中学时代，学过的一篇着名的课文，大概是《药》吧。那里讽刺了庸医的药“引子”，什么“蟋蟀一对，要原配。”他大概在日本学过西医，对中医有那么深的成见。也许他的童年为父亲抓中药，自尊心受到过深深的伤害。所以一说起中药来，用词是那么地刻薄。
说老实话，我很崇拜中医、中药。东方的医学在我心目中既崇高又神秘。
在老年间，北平没有医院，大街上有的都是叫这个“堂”、那个“堂”的中药店铺，最大的就是“乐家老药”，是乐家的买卖。我经常想，在繁体字里，“乐”跟“药”就差个草字头而已，乐家就大概是经营草药的世家了。
像西四牌楼这样的繁华地界，从牌楼往北走，路东，几步路，你可以一眼看见三开间、很气派的楼阁式建筑。高高的大屋檐下面，挂着一个金字牌匾，上书很见功底的三个大字－－“怀仁堂”，那也是乐家的。
店堂里头，进深两间，宽敞得很。
左半拉是抓草药的大柜台，靠北墙排满了装草药的“格子”，啊！那是一个一个的比巴掌大些的方抽屉，每个抽屉“前脸儿”贴着几味药的名子。抓药的伙计，看一眼放在柜台上的药方子，按上面要求的付数，在柜台铺好几张包装纸。左手握着带铜盘子的小戥子，很快地打开那要找的抽屉。按重量称好，平均分作几份儿，分别倒在纸上。药抓齐后，由柜台带班的，对照药方核对一遍。需要现捣碎的药，都是当场制作。靠柜台一头的那个铜“臼子”，经常“叮叮当当”地响起来。
右半拉是卖中成药的大柜台，那里边就清闲得多。什么丸、散、膏、丹，饮片、药酒，应有尽有。那蜜丸成药，还都是用蜂蜡密封的。我那时就老琢磨，药丸在里头，怎么封的，还这么圆？不象现在，是两半塑料合起的，再蘸一层石蜡。其工艺简练多了。
膏药一般是红布作底，听说上好的是须用狗皮作底的。膏药买来，须在火旁烤一烤，趁热把合成“半拉”的膏药打开，再趁热贴在患处，温乎乎的，那叫舒服。
从中间往里走，就有坐堂的中医大夫。给病人号脉、看病，开方，拿着方子再到前面柜台上抓药。
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就得过一次“炸腮”，腮帮子底下肿胀起来，还挺疼。
母亲带领我去“怀仁堂”看病。穿白大褂的大夫给我号脉，轻轻地触摸我的腮下，又看了我的舌苔。
“是腮腺炎，先吃三服药。”大夫用和缓的声音，但不容质疑的口吻说。
那时的中药抓得也有讲头。每服中药里头，都附着许多张一寸见方的“小画”，那略微发黄的薄纸上，印着红色的“图解”。别看它不大，用“白描”手法制作得很认真。上面不但有药的名称，还画有药的整体形态。全与你的方子里的中药一一对应，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就特方便你自己仔细查对。
我记得这三服药服完了，又去看了一次，再服了三服，病就全好了。
市面上除了有气派排场的大药堂之外，还有专门“正骨”的“推拿”铺子。
在西四附近，比较有名的是，进西斜街东口，再往里走不远，在宏庙胡同路北就有一间铺面。
上小学那会儿，我在五年级的一次踢皮球时，别人踢得高高的，我争抢着去接。结果，没接住，小皮球砸在我的小指上。当时，小指头就并不拢了，向后、向外翘着，自己想掰也掰不过来，把几个指头攥拢了，放开手，那指头又翘开了。
回到家，母亲见了很着急，立刻拿了两元钱，让我自己到宏庙去找大夫“捏一捏”，如果在平时，我们孩子们看病都要由大人带着，我们孩子是不能单独行动的。那天是我们兄弟三个一路去的，有他们俩给我壮胆，我就硬起头皮去了。
那间正骨铺子门脸儿只有一间，推门进去，发现它的进深足足有三间，有好几个师傅都在忙碌着。治胳膊、腰腿扭伤的，接骨的，还有趴在床上进行按摩的。一个年轻的师傅拉起我的右手，只捏了不几下，让我轻轻地甩几下，我惊奇地发现，小手指活动自如了。
除了上述正规的中医之外，再要找草药就只能上天桥，上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赶庙会了。那里买“大力丸”的，吆喝“狗皮”膏药的，叫喊得吐沫横飞。你别说，还真有碰巧见效的，咱再说句大实话，能治好病的真不多。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