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奥维尔（George Orwell）有一篇名作，题目是“政治与英国语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这篇文章的主题，说的是英国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官方政治语言和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之间的明显距离。据奥维尔说：
“政治语言……的用途是要在谎话之上再加一层看似真理的糖衣，是要让你觉得杀人有理，是要抹杀空话和实话的区别。”
奥维尔的描写恐怕不限于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即使在今日，官方语言和日常用语之间还是有很明显的距离。
我第一次去中国长住是一九七九年的秋天。对我这么一个外国人来说，中国官方语言和日常用语的区别就显得格外明显，特别有趣。报纸上的、广播电台上的、正式会议里头用的语言是一套；张三聊天，李四骂街，王五在市场上买鱼用的语言又完全是另一套。
比如，词汇很不同。毛时代的政治运动把人弄得魂飞魄散、家破人亡，但是官方语言不用这种有血有肉的字眼去描写，说的倒是“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之类的抽象名词。六四的开枪杀人，在官方语言里也叫做“采取断然措施恢复稳定。”这些都很像奥维尔所说的“在上面铺了一层看似真理的糖衣”。
不但词汇很不同，甚至文法也不一样。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发现这个模式是死的，形容词的次序不能变。把“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说成“正确的、光荣的、伟大的”就未免有点欠光荣、欠伟大、欠正确的味道。
口号和套语的固定性有时候带来很明显褒贬的言外之意。“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共产党”有它的潜在的音律节奏：ta-TA-ta，ta-TA-ta，ta-TA-ta，TA TA TA！当时也说“伟大的、敬爱的、英明的毛主席，”用的是完全一样的节奏。这个节奏本身就带来一种“褒”的含义。假如代替了反面的内容，说：“小气的、黑暗的、讨厌的反动派，”念起来就似乎有点不对劲儿的味道，因为字的表面意思是贬的，但潜在的节奏却是褒的。最近美国的总统竞选季节又到了，大大小小的政客也都学会了一些带有褒贬的口号和套话，我在这儿就不一一加以分析了。
我下面想分析的是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官方语言里的一种共同的，可是也很特殊的，甚至极其不准确的表现方法。这个用法跟“国”字有关。一般外交词令里，“国”字的实际内容就是“政府”：中国发言人今天宣称怎么怎么样；美国表示不以为然。实际上这是两个政府，并且是政府里头的少数有权的人在对话，并不是两国的广大老百姓在对话。
但这种官方语言的用法说久了就有一种很不幸的潜移默化的效果。人们开始分不清政府和老百姓的不同。在这个问题上新闻界要负一定的责任。报上和广播上的新闻常说“中国”怎么怎么看，美国如何如何认为，等等。美国认为奥运会不应该在北京举行。中国认为美国正在遏制中国，违堵中国，等等。实际上这是两个政府在说话；老百姓的看法当然不可能那么单一，而且常常离开官方的看法。但是新闻界和外交界的说法用久了很容易产生一种以偏概全的错觉：似乎全中国，全美国，都是一个看法。
政客当然欢迎这种错觉，因为对他们很有用。比如西方国家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中国官方很喜欢站出来说这是“干涉内政，伤害了十二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实际上中国民意远远不是那么单一的，而且说明一般老百姓的感情，又偏偏不是官方代表的所长。
美国政客也会犯这种毛病。一九九零年，方励之从美国使馆释放出来以后，马上开始批评美国总统布什，说布什在人权问题上有双重标准，对待亚洲人和欧洲人不一样。过后美国驻北京的前任大使李洁明先生又发表了文章说“美国不满意方励之这样说。”
李洁明用“美国”两个字有问题。实际上有很多美国人认为布什的外交政策有双重标准的问题。那些美国人听到方励之批评布什就觉得很高兴。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但我不会站出来说“美国”很喜欢方励之的看法。前任美国大使也好，现任美国总统也好，在这种问题上跟普通公民是平权的，不能有哪一位把自己的价值观说成是全国的。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不是某位大使的私产；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某人某党的自留地。两国的老百姓都可以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不一定需要甚么“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代言人。
（《北京之春》1996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