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国执行毛泽东的城市建设方针一直延续到21世纪（注1），我在平反回山东大学之后在八十年代曾公开发表了系列文章，批评这一方针（为了公开发表在这些文章中没有毛泽东）。
毛泽东的“城市方针”及其恶果
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六十年代中期，提出了“城市太大了不好”要“多搞小城镇”。这个方针直到今天，仍被很多人，包括党中央的某些同志，当做正确的指导思想来贯彻执行。最近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十期）分别发表了重要文章论述城市建设方针。人民日报在1981年6月18日发表文章重新论述毛泽东在15年前制定的城市方针，并认为是正确的，认为现在仍应该坚决执行。这些文章都讲了大城市的很多弊病，结论是不应该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城市的道路，在将来也不应该让农村多余的劳动力进入大城市，而应该大力发展五万多个小城镇，使其成为中心，认为只有这个方针才能逐步缩小工农差别，有利自然资源的利用，才能使人口布局合理。
毛泽东的“城市方针”，真是那么完美吗？这个方针在全国推行。其内容包括下放城市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城市人口，下放大城市的工厂，大学科研单位，把它们搬迁到小城镇，搞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在这同时极力压缩大城市的建设，极力减少城市服务行业。毛泽东的“城市方针”实际上就是下放和压缩大中城市的方针，是极力缩小城市规模的方针。是要建立数以万计的包括五小工业（小而全工业）的亦工亦农的小城镇的方针。
毛泽东的“城市方针”提出以后，经过“文化大革命”十余年来给我国社会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恶果。毛泽东去世之后，我们不得不化很大精力落实政策，把很大一批下放干部，下放知识分子再调回城市，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重新安排回城市工作。在经济方面，我们不得不大力调整，关、停、并转建立在小城镇的一大批浪费资源管理不善，效率很低亏损严重的小工厂，包括小钢铁，小化肥，小机械，小卷烟，小酿酒，小纺织等“小而全”的工厂。我们不得不为搬迁到或建设在小城镇山沟里的大工厂为其做各种各样的善后补救工作，他们在搬迁后经济效果一落千丈，现在成了我们的大包袱，弃之不舍留之难办。要把现代化的大工厂搬迁到或建立在闭塞的小城镇，山沟里，这完全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愚蠢行为。另外，我们还不得不化很大精力恢复由于搬迁而造成的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破坏。
当前我们正在吃着毛泽东“城市建设方针”所结成的又苦又涩的恶果，但很多同志还把毛泽东的“城市方针”视为神圣，说明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还有着繁重的拨乱反正任务。
必须首先建立经济观点
在考虑城市建设方针时，放在第一位考虑的问题，必须是经济效果，当然也要适当考虑其它问题。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充分说明建设现代化国家必须发展大城市，这是因为大城市有更高的经济效果。
现在看一下我国最大城市上海的一些数字：
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高出全国市场平均近2倍
一定资产的工业产值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8倍
一定资产的利润税金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倍以上
现在上海每年的积累可以再建一个上海。 （以上数据见光明时报80.11.22）
生产一辆自行车在上海只要66元，在中小城市不搞专业化生产则要144元（光明81.6.13）。大城市有利于发展协作和交流（物质的精神的）有利于专业化生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商品的集散，有利于集中的服务，如水电服务、技术服务、金融服务，有利于运输、通讯、情报、图书信息和生活服务，大城市总是水、陆、空运输的中心，很多大城市是沿河的，有充足的水源，这样就势必使大城市的经济活动有更好的经济效果有更高的竞争力，因而也就必然使大城市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人口集中的地方。
迄今为止所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是发展大城市的过程。在很多人口远少于我国的国家里形成了人口超过上海的大城市．
我国要发展现代化必须要发展竞争，必须发展先进，淘汰落后。要使那些经济效果更好的企业获得得更大的发展，使他们得到更多的资金、设备、场地，和人员的补充。而对那经济效果很差，继续亏损的企业则要实行关、停、并转，这就是淘汰落后。现在就全国来讲，先进的企业经济效果更好的企业多数集中在大城市，要发展这些企业，要扩展其规模，就必须发展大城市，扩展大城市。如果强行按毛泽东的“城市方针”压缩大都市，限制大城市，那只能是压制和束缚大城市中许多先进企业的发展。而去支持小城镇的一些效果差的企业。这必然是打击先进，助长落后，这当然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行为。
我国的现代化是一项极其伟大的事业，必须考虑全人类的经验。这主要包括三方面的经验，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我国自己的经验。从这三方面的经验来看我们当前都必须十分重视大中城市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大城市经济中心的作用。在经济建设中不承认城市是中心，搞无中心发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任何企图瓜分城市，压缩城市，下放城市，限制和削弱城市中心作用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极其有害的。
我们特别重视发展大城市，这也是为发展农村。因为城市经济发展之后会为农村提供更多廉价的资料，也会通过国家提供农业资金，大城市能够为农村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服务，包括科学技术的指导和服务。城市的发展将可能吸收更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可以使农村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数量增加，即使在农业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在农村参加分配的人少了也会增加农民的平均收入。
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的错误
毛泽东缺少近代科学知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对现代大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科学缺少了解和研究。他对农村比较熟悉也有特殊的感情。
毛泽东处于全党和全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在建国后，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他成为一种思潮的代表，这是一种发源于小生产的，“左”的或者说是极左的思潮，表现为急躁狂热，不讲阶段，表现为一种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倾向。这种思潮不能真正认识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他们不能真正认识由于这种特殊情况而需要特别强调向资本主义社会学习借鉴的重要性。小生产的局限性突出的表现在他们能够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很多弊病，但是他们却恰恰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伟大成果。
在中国“左”的思想总希望彻底干净的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经验，而走出一条所谓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实际上这只是幻想。
他们往往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经验，抱着一种极其轻蔑的不屑一顾的，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多少年来他们在人们中造成一种误解，认为只要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只要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只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社会主义。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大城市，看到了在那里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看到广大农民，广大农村的消失过程－这些过程对某些人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他们决定中国将来不走“那种道路”，而要推行“城市太大了不好”要“多搞小城镇”的方针。其实这表现出一种小生产者的盲目性。现代经济建设如果没有一批全国性的经济中心，而要搞五万小城镇做为中心，那只能搞一盘散沙，结果是造成经济的停滞和倒退。
毛泽东城市建设理论的基础是盲目排斥外国，无视自己的和全人类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的错误在于不能摆脱自己在民主革命形成的现在已经过时的思想。
1981年6月（1981年7月1日）
写于劳改支队
注1：在2001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五”计划中仍然规定：“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见2001年3月5日九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单行本第57－58页。
（《狱中上书》，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