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尾生诗歌 太平的边角料 2022-07-07 13:22 发表于上海

我不认识江绪林。我想很多人也不知道江绪林是谁,做过什么,更别说去理解他的挣扎。江绪林原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研究政治哲学,1975年2月出生,2016年2月选择了自杀。江绪林还有一个身份是基督徒。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绳索最终让一个基督徒学者画下了此世生命的句号。

江绪林的遗作《生命的厚度》出版。我拿着书就想去寻求答案。我在别册《非彻底之自我澄清》中看见一个基督徒的忏悔挣扎。这种“澄清”甚至也是介于卢梭和奥古斯丁的忏悔之间。

江绪林在“澄清”里坦诚:“在我的品格中,有着三种致命的疾病,虽然信主后,我便逐渐常常在与之作明晰的搏斗,却只是发现这些疾病不过隐藏得更深了,更隐蔽了,自己仍然没能完全地栖息在基督的平安里,而当疾病肆虐的时候,我便发现一个不愿意承认而又活生生的人格:冷酷无情;绝对自卑与绝对骄傲的混杂;渴慕情欲。”

从以上这些文字我看到早期的江绪林是愿意坦诚自己,把自己的罪错敞露的。江绪林后来大学同事刘擎看到的他却已经内心封闭:“人心深处的小木屋,大部分虽然上了锁,但也有解锁的钥匙,江老师的却有点像死锁,或者连环锁,难以打开。”刘擎也不免畏惧,不敢破门而入。

我在“澄清”里看到的江绪林是渴望敞开,渴望与人建立里亲密关系的。他说自己在教会里似乎找到了一个永恒的家,而且内心想往着朝圣。江绪林坦诚:“在与我的交往中,任何一个女人只要真正触及我的内心世界,就会感受到一种濒于崩溃的分裂而迅速回避。”江绪林的几次恋爱的失败从中我们也就可以找到答案了。他自己挣扎在恩典与自然之间寻不到出路。一方面他渴望圣洁的生活以及对耶稣基督完全的信靠。他明白“这一切的病态唯有上帝才能医治”,但是知道和能够之间还有许多挣扎的鸿沟。江绪林渴望真实地面对自己,渴望一种在造物面前的赤露,然后获得“对人性深处一切的污点、悔恨、超乎理性的邪恶的彼此接纳、怜悯和医治是更为深刻的”恩典。同时,他也很清楚这种敞开是一种巨大的冒险:“一旦遭受轻蔑和粗心的践踏,则可能被抛向羞辱的死亡和冷酷的怨恨。”

他的大学同事崇明在《生命的厚度》序言里谈到江绪林的身世“绪林七十年代中期出生于湖北红安乡村,身世可谓凄苦。他的爷爷因为政治面貌,而被镇压,奶奶带着父亲改嫁到后来他出生的村子。在他还年少时双亲就已经去世。他有四个姐姐,有个姐姐死于自杀,另外一个姐姐也似乎是因为意外去世。他的二姐把他艰辛抚养成人。读大学时,他因为没有钱买火车票,常年不回家。他经常受胃痛之苦,这很可能是早年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造成的顽疾。工作后,他把微薄的收入中相当一部分用来帮助姐姐,并把身后的所有都留给了姐姐。”

江绪林的挣扎里深深地明白什么是责任。他对自己的姐姐心里背负着责任。同时,他认为爱情也意味着责任。他明白自己“尚缺乏现实经济的能力。”江绪林后来在自己的遗嘱里交代的第一第二事项都是将自己借记卡里的钱留给姐姐。

江绪林认为“我既没有完全跟随十字架,也不可能仿佛耶稣的十字架不存在一样。”江绪林明白这种挣扎是无法向世界去诉说的,世界不会理解。他也曾试图向爱慕过的一个姊妹去诉说。那个姊妹显得过于圣洁,而让他觉得有一种冷淡,因为姊妹对他的某种人文情调的东西毫无同情。江绪林在这样的挣扎中选择了哲学,“试图在哲学中寻求某种不彻底的救赎。”

哲学于江绪林而言是“不彻底的救赎”,所以具有某种天职,神圣的意味。这让江绪林2009年香港学成回上海任教后依然摆脱不了学术领域里的挣扎。

他似乎无法容忍学术圈“充斥的是廉价的友好和利益圈、肉乎乎的叫嚣;缺乏的是真正独立的个体,优美而高尚的灵魂,纯粹而惊醒的爱”。这样一个把哲学当“不彻底的救赎”的学者从2009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到他2016年离世,七年,始终还一个讲师。江绪林的同事,也是他的系领导刘擎2013年,甚至想“行使一点小小的特权”对他进行“照顾”,以他曾经的一篇关于关于罗尔斯的论文,评副教授职称,却被他拒绝了。江绪林认为自己原来的论文不代表自己目前的学术水准,而且认为原来论文的结论“过于草率了,也可能是错的。”江绪林无法对耶稣基督的彻底救赎产生依靠,这已经让他深深地自责,他又如何能在学术这“不彻底的救赎”面前再次妥协呢?刘擎也感叹他“对知识的诚实,对学术作为志业的神圣感。”

江绪林为信仰而惊呼“天啦,我竟然遇上了上帝,真的有个上帝!”他进入学术领域后遇到了自己敬佩的学者周保松,以及关于罗尔斯的“正义”。江绪林难掩对周保松的喜爱,致信给他说自己读周保松的《相遇》“爱不释手,甚至颇为激动……,咋就没有注意到你竟如此卓尔不群。”江绪林从周保松也进入了罗尔斯的“正义论”。

江绪林写了几篇关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论文。他对罗尔斯的《正义论》其实是不满意的,试图对罗尔斯进行一些修正。比如,他对罗尔斯关于“差异原则”,就是在平等的自由人后,关于分配中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行倾斜,就有很多讨论,其中有不少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政府在分配中扩权,即便在经济分配上偏向弱势群体,也不一定能获得正义,因为政府无法分配关怀和尊严。从理性角度,江绪林也认为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内在本身就存在冲突。江绪林开始进入更深的阅读和思考。他开始思考《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意识形态?》。我也开始惊讶于他的阅读量和清晰的思想学术梳理。这是一个很有可能在涉猎各个领域后,假以时日,融会贯通,有所建树的人,因为他带着问题,纯粹而真诚。

江绪林认为从罗尔斯那里找不到关于正义的答案。他继续踏上那“不彻底的救赎”的艰辛的历程。他在学术领域曾经惊喜于跟周保松的遇见。他羡慕周保松在大学里可以与学生“对人生的价值和美好生活的反思,对政治的关怀和参与、对大学独立精神和文化的捍卫以及对自由市场霸权的抨击。”江绪林知道自己的处境。他认为周保松是蒙福的宠儿,能乐观地去践行,而自己要寻求的却是拯救。江绪林认为除了自由人的理念,还有爱的理念,而“独立于自由的爱的理念在保松君的著述中尚未曾得到清晰的届说和辩护。”

江绪林在遗嘱第七条写道:“我谱写不出优雅的乐章,也就不能有期望(指点世界),我不知何为爱的拥抱(已无法体察),如何亲吻和祝福你们以作别!”读来让人泪流。江绪林想在基督信仰里获得彻底的救赎,想在哲学学术领域获得“不彻底的救赎”,而他究竟没有获得,因为他并不知道何为爱的拥抱。

遗嘱最后两条:“8、上主啊,愿你开启希望之门。9、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我相信上帝明白你的挣扎,祂曾经在十字架上用爱拥抱这个世界,也拥抱过你,我的弟兄。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