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上午，笔者应友人、河北省知名企业家孙大午先生邀请，在济南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旁听了“大午粮液”与“五粮液”商标纠纷上诉案的审理，见证了上诉案双方在对抗性庭辩中提交给法庭的证据（部分）与理由，此案庭审过程实行网络同步直播，高度透明，对案件本身，要说的话，双方当事人和律师都已经当庭阐明，对庭审过程我不多加评论。这个案件本来就是件普普通通的商业纠纷，最后又以当事双方达成庭外和解结束，称得上案结事了。事情至此，本来应该就算过去了。可是，直到今天，已过去两个多月，我头脑中仍有些疑点未能开释。
最大的疑点就是，为什么一审法院的判决会多处超过原告请求？不仅原告诉状中要求的100万赔偿额，在判决书上“涨”到了300万，而且，原告诉状中根本没有要求大午酒业停止生产“大午粮液”，判决书竟也赫然写在了里面。透过这些超越法官职权的判决，隐约觉得一审法院在刁难和压制大午酒业。
据大午酒业上诉代理律师，北京理工大法学教授，专攻民事诉讼法的专家徐昕先生介绍，他认真研读过一审判决书，没有从中找到法院作出这些远超原告诉求的裁判的理由。我也不可能去山东淄博市请教一审法官，而且即使去了，估计也不可能找到确切答案。所以两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猜。
猜测之一：一审法官接受过原告的利益输送，这是最容易猜到的，也是我作为公民恶猜公权的权利，只是这个猜测大概永远不可能拿到证据来证实。
猜测之二：背地里存在某种政治报复，借这个案件惩诫大午酒业的产权所有人孙大午先生。
这个猜测是有些事实依据的。记得早在“‘五粮液’诉‘大午粮液’”一案发生之前，孙大午独资拥有的包括大午酒业在内的“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就遭遇过两次蹊跷的公共事件，一次是承包桃园的子公司的桃子突然遭到村民哄抢，报案后没得到地方的有效处理，财产损失高达近百万元，至今未获赔偿；另一次是堵路事件，进出大午集团的公路忽然遭到附近村民集体堵塞，致使进出公司的物流在长达两天时间里全面受阻，整个集团的十九家子公司几乎都因此被迫停产，损失极其巨大，集团公司所在地的保定徐水区公安却不出面履行维护地方秩序的法定职责，集团数千职工不得不上路游行示威，抗议堵路的非法行为，抗议地方政府不作为，以争取企业生存环境恢复正常。
之所以说这些侵犯企业正当权益的事件发生得有些蹊跷，是因为大午集团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与周边民众关系一直相当友好，此前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这次则不同，两个月内，事前毫无预兆，大午集团也没有任何非法或过分行为，就被动承受了两起群体侵权事件，连同“五粮液”诉“大午粮液”商标纠纷案，特别是此案一审法院显然违反法理的判决，三起事件短期内突然接踵而至，不能不让人觉得这里面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似乎有某种势力在暗中纵容、组织、操纵，隐隐约约觉得有人在给大午集团脸色看。并且，这个给脸色的对象还有可能就是河北保定的地方政府。
大午集团作为河北省的明星企业，关系近四千人的就业，又是地方纳税大户，照常理说应该是地方政府重点保护对象。为什么不仅得不到法律范围内应有的保护，反而被给脸色看？这就得介绍一下孙大午这个人了。
孙大午，曾经的退伍军人，1985年创立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以一千只鸡与五十头猪起家，在三十年时间内，企业保持产值年均增长25%、职工收入年均增长10－15%的速度持续发展壮大，如今已成为一家年产值达25亿的庞大集团，在一片农田上平地崛起一座大午城，孙大午本人也成长为全国知名的优秀农民企业家，是1980年代创业获得成功并挺立不倒的硕果仅存式人物，被有的媒体称为“中国农民的英雄”，不仅自己成了亿万富翁，而且“批发”了一批百万富翁——带领一方农民共同走向富裕，堪称改革开放后先富并带动后富的典范。
这样一个企业界的符号式人物，照理说应该成为媒体焦点，“党和政府”特别关照爱护的对象，怎么又能怀疑受到当地政府的刻意刁难呢？原因也许是，异常勤奋、自学不缀的孙大午在成长为一个企业家的同时，也成长为一个公众人物，一个对中国农民乃至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的思想者，不仅经常接受邀请到北大等多所大学演讲，而且长期坚持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2003年一度因直言农村有八座“大山”等不为官方所喜的观点，遭遇过一场牢狱之灾，辛苦做起来的企业差点毁于一旦。最近这一年多来，国内发生多起极其敏感的公共事件，在集团公司里已经退居二线的孙大午，践行公民权利，几乎对每一次敏感事件都发表了自己不同于官方的见解，获得不少网民支持，当然，也就难免引起当局注意。不能排除在听惯歌颂之音而听不进逆耳之言的某些官员看来，孙大午发表这些意见是在讲党和政府的坏话。特别是孙大午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不给政府唱赞歌也罢，反而不断唱反调，正所谓“婶可忍也，叔不可忍也”，有些官员因此起心要修理修理这个“吃党饭，砸党锅”的成功人士，不是没有可能的。
当然，这种可能也仅仅只是个人猜测。不过，即使撇开官员反感公民议政不论，无论是从观察者的角度，还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或从朋友的情份出发，我觉得，孙大午目前还是少掺和公共事务，一门心思做好自己的企业才是正道。
首先，孙大午本人虽然能写文章会书法，多才多艺，但论到术业有专攻，还是以做企业为最擅长，把一家企业从一个人发展到近四千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孙大午不仅做到了，而且维持了三十年的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河北省的明星企业，作为企业的创始人和握有最终拍板权的决策者，不能不说，孙大午做企业是有一套的。孙大午做企业的这套功夫，既是他本人的财富，也是大午集团的财富，放弃这一套，他就等于放弃自己的特长，无论再干任何事，都只能是避己所长，用己所短。
其次，孙大午作为一个公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目的肯定是爱国，是热心于公共利益，是促进公平正义，但是，中国当下的民主法治，仍然处于无法完全约束公权的比较脆弱的阶段，公权被滥用的现象屡见不鲜，宪法载明的言论自由权利在某些时候还不能落实，有些官员仍然只容得下顺从，见不得违逆，因言招祸，甚至因言获罪的事件不时发生，孙大午作为大午集团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说话行事必须时刻兼顾企业安危，必须考虑数千职工的饭碗和福利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几句话而被砸了。
其三，民主法治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民主政治又名代议政治。马克斯·韦伯就说过，代议政治就是让像孙大午这样的企业家能安心干自己的实业，没必要分心，没必要亲自涉足于政治，通过选择信得过的利益代言人，就可以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当代政治是一项专业，政治家是一项高度精细分工的职业，无论是从事政治思想的创造，还是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要想干好，无不需要投入巨多资源和时间，需要丰富的相关知识储备和持续不间断的投入。孙大午做企业比普通人强得多，就能保证搞政治也强得多吗？恐怕未必。
其四，民主法治社会不是政治统领一切的社会，也不是按士农工商排序而断定商人最低贱的社会，更不是“文章千古事”、“钱财如粪土”，民主法治社会是商品社会，是市场经济，商人，而非政客，更非文人，才是商品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孙大午作为一个既有做企业的经验，又有相当理论水平的企业家，转行搞政治，或写文章，并不是走向更高端，而是降低自己的社会价值。
由此，我个人建议，孙大午先生最好还是专心做好自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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