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晓林，缘于共同话题“顾准”。2014年冬天，丁东先生邮件告知，有一位顾准研究者想和我联系，很快，我就收到素不相识的王晓林的信。说实话，我只是读过《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等顾准遗作，喜欢收藏关于顾准的文章和书籍，算是个“爱好者”。王晓林和我在邮件中讨论顾准著述中一段熊彼得文字的翻译，我和她看法一致，但她询问和请教其他人之后，发现我和她的看法未必正确。她那样认真甚至较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不久，她把新著《顾准和他的时代》的打印稿寄给我。这部近70万字的书稿读完之后，收获不小，在佩服王晓林的毅力和见识之余，也让我认识到，以前对顾准思想的了解，既不深也不细。当时随手写下几段感言，后来忙于杂事，未能写成一篇完整的读后感。转眼一年就过去了。2015年《顾准和他的时代》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今年正月我拿到王晓林的赠书，再次翻阅，欣喜而又感慨。
作为一名普通的读书人，对书的选择有我个人的标准。凡是用生命换来的文字，无论如何要阅读，最好是收藏;凡是不为出名、不为报酬而写的书，尽量搜罗来认真阅读;凡是素心人所写的心里话，多阅读多收藏。王晓林退休后才读顾准遗作，历经6年写成《顾准和他的时代》时，已年过六旬，一非作家，二非学者，该享受安闲的年龄，名利于她已如浮云，辛辛苦苦图个什么呢?无非是被顾准思想的魅力所打动，多年阅读和思考，欲罢不能，顺着自己的思路写出来，呈现给喜欢顾准的读者，就这么简单。
(一)
知识界评价顾准、探索顾准，至少有二十多年了，顾准的真知灼见，也得到学界认同和赞赏。已出版的《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和《顾准笔记》，把顾准生前留下的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回忆、评论、研究顾准的文章有百余篇，传记也有罗银胜的《顾准传》和《顾准评传》，高建国的《顾准全传》，吕铮的《非如此不可：顾准传》等，论著有蒋贤斌的《出走：顾准思想研究》。那么，新的关于顾准的著述，究竟从何处落笔?着眼于哪些方面?重点写什么呢?
《顾准和他的时代》的成书由来，王晓林在自序中有交代。她在准备写孙冶方时，才知道有顾准这个人。她阅读顾准的文字后受到震动，才找来顾准所有的文章、日记和“自述”，深入阅读。这一读就放不下，顺藤摸瓜，把顾准提到的著作也找来阅读，读不懂的向别人请教，长时间沉浸在对顾准的探究中。在王晓林那里，当她弄明白了顾准这个人和他的思想时，顾准也改变了她。按她的说法：“对于我，读顾准不仅是一次异常艰难的精神跋涉，也是一次改变生命形态的历程。读过顾准和未读顾准，你可能会感觉到是不一样的。”。
王晓林和顾准意外“邂逅”，阅读中有精神享受，也有困扰。因为顾准经历丰富、学识渊博，任何一个想要把握顾准思想的人，会感到自己知识库存不足，王晓林工科出身，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问题在于，读懂了顾准(至少自认为读懂了)，并不意味着就能写出一部好书来。我身在高校，知道专家学者们的文章和著作是如何“炼”成的。王晓林要写顾准，如何做到不炒冷饭，完全取决于她认识顾准其人其事的深浅程度。
我拿到《顾准和他的时代》，带着挑剔的眼光，先寻找作者对顾准的基本判断。王晓林说：“纵观顾准的全部著述，你既看不到要唤醒民众的鼓动家，也看不到要普度众生的传道士，而只看到一位苦难造就的学者、史家和思辨家，一个一把火把自身传统的奴性烧了个精光的民族另类，一个在罪恶面前十分警醒和桀骜并苦苦追问着人性的悲悯者。”(《顾准和他的时代》自序)。从这个判断看，王晓林至少对顾准本人和顾准思想能达到“了解之同情”。再接着看，王晓林认为：“顾准下决心做一个历史的观察者和探索者。没有同行的伴侣，更没有团队，他也无心、无力呼朋唤友以壮声势和胆量。他要做，也只能做一个孤独守望的观察者，单兵掘进的探索者。但细读顾准，会发现他立志要做‘独行侠’的想法并非出于无奈而更像是有意识地要远离一种什么东西。假如不是‘独行’，这个东西就会如影相随，它会妨碍、阻拦直到毁掉他读史、研史、解史，前瞻的进程计划。”(《顾准和他的时代》第 181 页)。这个判断，很到位，也有深度。没有长时间的思索，不熟识王元化、李慎之、李锐、朱学勤等人的观点，她是说不出来的。
这就清楚了。王晓林的目的，不是感叹顾准的命运和遭遇，不是在平面上讲述顾准有什么思想，而是要探究：顾准为什么有“一个独特、自由和成熟的心灵”?顾准的精神未被非人的环境摧残的根源是什么?顾准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这样一来，王晓林的着眼点必然与其他人不同。第一，她注重思想层面，凡是涉及影响顾准思想变化的因素，时代的、个人的，偶然的、一贯的，都经过仔细搜罗。第二，她关注“世情”和“人情”层面的分析。
很明显，王晓林要分析顾准思想的形成，对顾准人生道路上遇到的“有趣”的人，她都不会轻易放过。为了弄清楚顾准交往过的这些人，她又额外花时间找资料，甚至访谈。在王晓林看来，“一个人的生命故事是不是有趣，要看他一生中身边出现过的人是不是有趣”。在《顾准和他的时代》中，重点写了顾准的小姑母陈庆志、校长潘序伦、上级领导林里夫、刘长胜、挚友孙冶方、妻子汪璧、弟弟陈敏之、同事张纯音、小辈吴敬琏、赵人伟等。在王晓林看来，不管谁探索顾准、评价顾准，都不应在赞扬他的同时贬低他周围的人。况且顾准身边出现过的人，都不是无知无识的草莽人物，他们几乎个个都是人群中的佼佼者或比较出色者。(《顾准和他的时代》第 191 页)。
同时，王晓林还有一个看法，她觉得顾准的精神世界与众不同，一个源头是基督教的影响。在书中，她花费较多笔墨，写顾准最早什么时候接触基督教，什么时候开始读《圣经》，在困厄中，顾准为什么把《圣经》带在身边，尤其是，顾准收藏了好几个版本。就我所知，其他的顾准传，都没有像《顾准和他的时代》这样，把顾准读《圣经》一事提到一定高度来谈。仔细一想，顾准的容忍气度、顾准的悲悯情怀，若是归因于基督教思想对他的影响，一点也不牵强。
从王晓林的著述来看，她不仅要“走近”顾准，还要“走进”顾准的世界。
(二)
王晓林并不把她的书定位为“顾准传”或“顾准评传”，而是定位为“解读顾准”。若以学术语言表达，就是“顾准及其时代解析”，而这往往是个出力不讨好的定位。但是粗略地看，作者写顾准一生的经历却像常见的人物传记，又因为突出了顾准个人生活片段及重要“事件”，像史学体裁中的“纪事本末体”。仔细阅读全书，就发现作者还有一个目标：探索顾准精神层面的丰富性，考察顾准思想走向成熟的维度。也就是说，作者要从时代、个人、精神三个维度完整地解析顾准的一生。
《顾准和他的时代》的第一个特色，就是这种对顾准的立体式“解析”。
全书分四部，含二十二章。第一部题为“人的命运”，即从1915顾准出生到1952年被免职;第二部题为“受判之徒”，写了顾准被判为“另类”、“异端”的十年艰难历程(1952-1962);第三部题为“天才之为责任”，从顾准1962年重返中科院经济所，到1972年结束“五七”干校生活;第四部题为“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专写顾准最后也是思想最终成熟的两年(1972-1974)。
《顾准和他的时代》的四部中，每一部各有侧重。第一部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但有“跳跃性”，把顾准37岁之前的经历，连同人物、事件，根据需要做了取舍。比如，“家国时代”一章，大跨度地交代了顾准求学、供职、成名等经历;“浪漫与革命”和“革命远不是浪漫的”两章，突出重点人和事，也写了顾准内心变化;“毕竟是书生”一章主要是顾准在新四军队伍中的革命活动，以及解放初在上海任职。这一章涉及内容庞杂，回顾、旁证、追述，加上作者的评论，头绪很多。第二部和第三部包含的信息量大，探究的问题多，融入作者的情感和见解，夹叙夹议，内容丰富、厚重。第二部有八章：“老虎、罪孽与逻辑”、“你如此肯定的东西是真的吗?”、“事情正在起变化”、“《试论》”、“事情已经变化”、“1959之殇”、“饥饿大地”、“惯于长夜”，第三部五章：“苦旅驿站”、“珀里斯与政治”、“永不‘成熟’”、“狰狞岁月”、“新生日记”。第四部涵盖的时间只有两年(1972-1974)，内容详细，分五章：“生命如醴”、“鼙鼓无声、理性争鸣”、“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希腊心灵的形式”、“籽粒落下”。单从各章节的标题看，有的凸显趣味，有的画龙点睛，有的意蕴深长，可见作者独具匠心，倾注情感，对顾准的个人生活、时代特征、思想变化等素材烂熟于心，为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费思虑、细斟酌。
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是作者勇于触碰顾准笔下那些敏感的话题，言他人所未言。
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是顾准对恩格斯的质疑和批评;二是顾准关于“僭主”的论述。
《顾准和他的时代》的第十九章，有三篇题为“西奈山的上帝”，分(上)(中)(下)。如果只看题目，还以为是讨论基督教问题，实际上是在阐述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和评价。顾准推崇马克思，尤其推崇他《资本论》的第一卷，把他当作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来对话、请教、探讨。当涉及具体的争议时他甚至常为马克思开脱。但这并没有妨碍顾准对马克思某些观点的质疑。而顾准对恩格斯的质疑则要多得多也严厉得多，尤其是《反杜林论》提倡的暴力，《自然辩证法》对黑格尔的批判之后又回到黑格尔以及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粗暴而粗糙的“范式化”等等。顾准对恩格斯的批评毫不留情。
第二十一章题为“希腊心灵的形式”，不是探讨希腊文化与宗教，而是探讨雅典的政治制度。在原稿中，第二十章和二十一章是合在一起的，标题为“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即第二十章的标题)，内容分9小节。出版社时做了调整，“希腊心灵的形式”共4篇单独成章。前3篇分别探索了“自由与奴役”、“契约精神”、“僭政与民主”，最后一篇他“卡了壳”——伯罗奔尼撒战争毁了雅典的城邦民主令他心痛不已，他写不下去了，笔触毅然转向了耶路撒冷——从《新约》由希腊文首创开始，准备书写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可惜上天没有假他以时日，《希腊城邦制度》成了永远的残篇。
顾准对希腊制度的研究，包括对“自由”、“契约”、“民主”的认识，其他顾准研究者早已评论过了，但顾准对“僭主”和“僭主政治”的认识和评论，从没有人拿出来谈，也不敢“碰”。王晓林大胆把这个问题单独提出来，把顾准的观点展示出来，在顾准研究中还是第一次。顾准不是就事论事评论“希腊僭主”，而是把它放到世界历史长河中看。顾准发现，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也类似希腊“僭主政体”，中国历史上那些“奉天承运”的开国帝王，实际上是不同年代的僭主。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没有“僭主”概念，是因为那些史官和圣贤们为僭主写赞颂歌、出海报，编织谎言，把消灭对手后获取地位的君王们都装扮得完美无比。
第三个特色，是《顾准和他的时代》中对顾准生活的时代，对顾准思想形成，有许多新见解，全书好在“洞见”，好在细节。例子太多，没法一一列举，读者可以慢慢品读。但有一个细节，读后难忘。《顾准和他的时代》写到：1936年2月从流亡地北平回到上海，顾准开始尝到革命不太浪漫的另一面的味道。顾准感觉到，革命不是他当初想象的那么纯洁浪漫，而是一件特别繁复，特别混乱且很难厘清的一件事情。(《顾准和他的时代》第 58 页)。顾准在书本知识尤其和数、逻辑有关的知识中，常常能很快就掌握规律，可在“革命”这一“事和物”中他有些茫然了。看到内部斗争的激烈，远远超过外部当局的重压。(《顾准和他的时代》打印稿第 74 页，出版时被删去)。这样的细节，其他的顾准研究者和传记作者大概没有注意到。
(三)
读完《顾准和他的时代》，忍不住会问，顾准的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王晓林分四个阶段写顾准的时代，其实只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动荡的时代”(1915-1949)，第二阶段是“新社会新时代”(1949-1974)。“动荡的时代”人才辈出，“新社会新时代”(尤其1957-1974年)则把动荡时代成长起来的无数人才摧残殆尽。在回忆顾准、研究顾准的众多文章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黄一龙的文章。
黄一龙2005年发表的文章《有很多顾准》，虽然篇幅不长，但写得很深刻。黄一龙以“反推”的方式，指出：在文革中能够把思想表达出来并被保留下来，可能性很小，概率不过十分之一吧，那就表明，至少有另外九个顾准没有留下他们的思想;像顾准那样未被整死，在“苟延残喘”中钻研真问题的概率假如是百分之十的话，那么，至少另外90个顾准被“全面专政”了;换句话说，当那场动乱开始时，我们中华民族至少能有一百位顾准;再往前推，1949年时，“中共或中国或中华民族，至少拥有几百甚至好几千个潜在的伟大思想家;如果不对他们实行逆选拔逆淘汰而让他们也‘从此站起来’，我们早就会迎来一个诸子百家蜂起、鸿篇巨制纷呈的伟大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又何至于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顾准偷偷摸摸研究‘希腊城邦’，何至于麻烦那么些博士博导偷偷摸摸抄袭外国论文来‘繁荣学术研究’”!(黄一龙《有很多顾准》，刊于《海上文坛》2005年10期，收录在罗银胜编《顾准再思录》，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57-259页。)
《顾准和他的时代》写的“时代”、“个人”、“精神”三个层面中，“时代”这一层，王晓林要表达的观点，与黄一龙是相通的。中国从来不缺人才，缺少的是适合人才生存的环境。在那个年月里也许还有人像顾准一样思考过，但没有写下来;或者写下来了，但被毁掉了，没有留下来;或者留下来了一些，但没有得到重视、介绍和流布，默默不为世人所知。顾准的遭遇是不幸的，但顾准思想被留下来是侥幸的事。没有一位陈敏之那样的弟弟，顾准和谁去谈那些敏感而高深的问题?要是1972-1974年所写的读书笔记和书信没保留下来，谁还知道顾准思考了哪些问题，有何见解?如果没有王元化、李慎之、吴敬琏、李锐、赵人伟等人，顾准思想的价值如何得到认可和发扬，为知识界所知?赶不上文化饥渴的年代，《顾准文集》还会一版再版吗(即便有些关键的删割)?按照一般规律，如果没有时代呼应，思想家即使产生，也等于和没有产生一样(易中天的话)。
那么，这个时代还需要顾准吗?今后有人记得顾准吗?
自《顾准文集》出版(1994)后，顾准思想才引起学界重视。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有过一个“顾准热”，后来的趋势是，关注顾准的逐渐少了。2015年顾准百年诞辰，多了一些纪念文章，也出版了罗银胜编选的《顾准追思录》、《顾准的后半生》等，但在学界，顾准的话题毕竟只限于少数学人圈子。王晓林撰写《顾准和他的时代》耗时费力，出版又颇费周折，以致于忍不住发问：我写这样一部书意义何在?还有人愿意阅读吗?
这个问题，早在1995年高增德、谢泳、丁东、赵诚、贾秀文讨论过。谢泳指出：年轻的知识分子比中老年知识分子对顾准更钦佩，因为，中年知识分子可能认为顾准是一个特例，不能学;更年长的一些的可能觉得顾准走得太远，他的一些思想至今无法接受;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这些思想障碍，而且所处的环境更宽松些。贾秀文指出：“在今天的环境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能不能保持独立的品格，保持健全的人格，都是严峻的课题。在这方面，顾准永远是中国知识界的一面镜子。”(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中国又走过了二十一年，“学术成果”从数量上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国家重大项目、重大课题花去了无数经费，但知识界产生了多少新的思想呢?谁敢说，今天中国的思想界不再贫乏了。只要顾准思考的问题没有解决，只要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思想家，顾准就不会过时。
顾准的思想是关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顾准的思想火花中，在某些人看来“犯忌”的，无非是这样一些：(1)斯大林主义大行其道，与一党执政的状况有关系，解决方案是“多党制”(顾准在60年代初提出);西方式的民主就算是粉饰门面，就算是欺骗，但是，两党制总比一党制强，比权威主义要好些，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就保有了对权威或者威权的制衡能力。(2)直接民主行不通，而“民主集中制”有问题;“集中”实质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顾准认为，要建立民主，必须确立科学为民主前提的意识，即，只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民主才是真民主。(3)“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一句空话。(4)顾准厌恶对“大一统”的迷信，指出：“大国而不独裁，在古代确实办不到;人类进步到现在，确实完全办得到。”(《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页)。顾准认为：一元、多元各有利弊。打仗、推翻旧政权，集中统一的“一元主义”具有优势。但取得政权后，面临的任务不同了，是发展经济，提高科技、文化水平，不走多元化道路就走不远了。哲学上要多元主义，政治上也要多元主义。顾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是着眼于未来，希望建立一个不服从专制、权威的文化传统。
独立思考是学术研究者的基本品格。顾准的人格和品质，是知识界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21世纪里，吃饱喝足专门搞科研的成千上万的教授、博士们，与可怜的一个顾准不在“同一个世间”。中国知识分子出国机会多了，加上网络资讯的发达，真的与国际接轨了，时髦的学问都引进来了，这应该是进步，但我们恰恰缺了一样东西：“必须死心塌地地钻下去”的精神。顾准认为，“不做长时间的科学的劳动，而以一两个无须证明的定义来构成整个体系的所谓科学工作是不值钱的。”“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过去实在是才子式的乱闯乱碰，碰到对的，就干一阵子，碰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这危险做法不能再来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15页。)我们国家庞大的科研“队伍”中有多少人愿意“死心塌地地钻下去”?
还是贾秀文那句话说得好：顾准是中国知识界的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照出人的怪态和丑态。且不说顾准那个时代的施暴者，极左权威的追随者不愿听到顾准的名字，不敢直面这面镜子，即使那些当年的受害者，许多人也变得见风使舵、明哲保身、胆颤心惊、畏首畏尾，在顾准这面镜子面前显得黯淡猥琐。即使今天学界的许多所谓成功人士，读书和做学问的环境比顾准的时代好得多，但被商品时代的虚浮风气裹挟，缺少深入思考，通过亲近权力而垄断学术资源名利双收，但心里清楚自己的学问有多大的含金量，又有几人敢堂堂正正站到这面镜子面前? 朱学勤曾说中国知识界“愧对顾准”：“我们不仅愧对他的研究条件，更愧对他的胸怀，愧对他以民间苦难为动力，知难而上甚至迎难而上的境界。我们远离了那个时代，这是幸运，但在精神气概上，我们离顾准的境界似乎也在远去，则未必是幸运。”(《愧对顾准》，原载《新京报》2005年7月24日)。
读《顾准和他的时代》，了解那么多历史细节之后，更感到我们真的愧对顾准。首先，人才自由发展的环境还没形成;其次，顾准的精神境界和气概在当下中国找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精致的功利主主义者”(钱理群的说法)的即兴表演。而且，把“领导批示”作为科研业绩考核标准的各类“智库”。这将把中国的知识界和学术研究带往何方，让人忧虑。
关于顾准，邵燕祥二十年前的文章中的话，至今有意义。他说：“我有什么资格来谈顾准呢?”“满城争说顾准未必是好事。几乎所有满城争说的人和事，到头来都成为过眼烟云，因为赶时髦的人一来随梆唱影，难免热闹一番完事。”“而沉思的顾准，需要习于沉思、甘于沉思的人的理解，也只有好学深思并勇于探索的人能够接近他，同他对话。”(邵燕祥《只因他的思想变成铅字》，原载于《天涯》1996年2期，收录于《顾准寻思录》)。
今天满城都不说顾准了，正好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一下《顾准和他的时代》。
(四)
读《顾准和他的时代》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这本书的整体结构显得松散。其次，不应该出现“人称”的转换。如，全文大部分是第三人称，但第十一章“饥饿大地”为了叙述方便，改用了第一人称，这一章结束后又回归第三人称，显得比较突兀。其三，语言表达方面，主体部分是冷静、凝练、平和的语气，但某一些篇章和段落，“笔锋带感情”，修辞手法变换，像抒情散文，显得格调不一致。
关键是，本书的写作手法有点“率性”，把读者假想为全部读过《顾准文集》《顾准自述》《顾准日记》的人。作者随手摘引顾准的文章、日记、自述，某个具体问题还没收尾，却引出另一个话题，不能回到原来的思路。在作者那里，对笔下的题材顺手拈来，挥洒自如，但读者如果未阅读顾准的文集、日记和自述，会跟不上作者的思路，至少感觉读起来吃力。再加上是繁体字出版物，估计年轻人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本书作者并不是一位社科界学者而是一位退休的通信工程师，第一次驾驭这样的题材已经很难为她了。
说到具体观点，在王晓林看来，顾准年轻时立志做一名“职业革命家”，但他后来明白自己不是那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革命家，他真正要想做的是一名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虽然他从未说出口。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觉得，顾准真正想做的是社会实践家而不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尽管他被抛出体制，变得孤苦无助。他深入阅读中西历史，研究政治哲学都是为了“致用”。即便天假以年，他研究的成果，也许不会是纯学术的巨著，而是类似于梁启超1916年撰写的《国民浅训》的作品，是一种实用的政治哲学原理。梁启超向民众灌输共和国的国民基本权利等常识，起到了反对袁世凯复辟，促进国民觉醒的作用。而顾准的研究成果，估计也会以启蒙为目标，引导民众走出历史迷雾，纵然追求自由平等而不得，至少能做到用每个人自己的头脑思考——独立思考。
当然，对《顾准和他的时代》的不同看法，可以和王晓林进一步交流。我写读后感，是出于对这本书的欣赏，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并阅读《顾准和他的时代》。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