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演讲参考）
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49周年。
本文原载《青年论坛》1986年第11期，以“沉扬”署名收入《晚年毛泽东》（萧延中编，春秋出版社，1989）时，编者对内容做了少量删节，并对个别词语做了订正。
法文版：Chongguo Cai，Mao Zedong et Revolution Culturelle，Vol 12，Perspective chinoise，1993.
我在《论一九六六年》（载《青年论坛）1986年5月号）中初步地探寻了政治运动在我国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任何一种必然性，首先只是一种可能性，没有主观的及各种偶然的因素，这种可能不会成为现实。因此，仅指出政治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很难叫人满足。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问题上，这些主观的、偶然因素是什么呢？
一
执政党的政治状态及其基本的战略思想，它的领袖的个人禀赋，是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主观因素之一。这里尤其特殊的是，由于晚年的毛泽东那无与伦比的威望，由于他那要将理想付诸实践的顽强意志，由于他的无出其右的政洽技巧，都使他成为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将他仅仅看作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毛泽东是最重要的主观的历史因素。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在1966年勃发，是与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及他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直接相关的。
让我们竭尽全力去理解这位非凡的历史人物吧！这真是一个困难无比的事情。不过，在这里，我只是从探寻“文革”发生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晚年，并不想，也不能将这件事做完。
研究问题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把握一条原则，那就是：不能以通常的意义去理解毛泽东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所使用的那些词语。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等。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和符号系统。通常的概念和词语，一旦进入这个体统，其意义便有变化——或转移或扩大或缩小。
我们要用直觉与思维的两面刃，去解剖一个异常丰富的，为世界，尤其是中国几千年文化、近现代社会经济的矛盾冲突所建构的先验的精神框架。
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方针，即著名的“鞍钢宪法”。1966年5月他在给林彪的一封信，即一度在中国，人人都能背诵的“五-七指示”中，具体地勾勒出他的理想社会：工人要学农，农民要学工，工农都要学军。在其最后的岁月，即1976年初，全党又传达了“毛主席23条最新指示”。其中，毛泽东冲着邓小平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理论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这些，都使我们不难看出，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和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自有他独特的理解。他不自觉地赋予这些语词以独特的意义。在晚年的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路线所要复辟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恢复私有制。他很清楚，已经“资本主义复辟”的苏联、南斯拉夫，私有制并没有多大份量。他几乎没有指责刘少奇恢复私有制。什么是资本主义？从上面我们引述的毛泽东的讲话，不，从“文革”的实践及他主持的对“修正主义”的一系列的批判中，我们不难看到，那“资本主义”，就是利用成本、价格、利润等经济杠杆，利用物质利益的原则去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模式。他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公有制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的权力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只在与群众对立的少数人手里：人们不讲“政治觉悟”，自私自利。——真是即不平等，又不高尚，与资本主义一样。而资产阶级，其构成当然很多。主要的，在毛泽东的晚年看来，就是党内那些鼓吹，并实行上述“资本主义”那一套的干部，即“走资派”。
那么，在这里，什么是社会主义呢？毛泽东曾大力推进集中了工、商、学、兵的人民公社，抓了大庆、大寨这两个典型，并在《五·七指示》中对之作了概括。很清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并不是越“公”越好（他始终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是：尽可能限制分工与商品交换，通过“斗私批修”，通过干部与群众的相互监督与交流，使人人都表现出高昂的革命热情与一心为公的献身精神。他们用这种人格的力量而不是以商品交换的原则去努力工作。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工宣队，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大字报等，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内，毛泽东使部分群众按给定的原则有限地参入对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管理。以不断改变人们社会地位的办法，造成一种类似革命时期的激动，以此将战争时期的那种普遍的献身精神固定化、持续化。并以此对付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与腐化作风。
用无私的道德风貌促进生产与工作，生产与工作服从于这种道德精神的培养，这是“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真实翻译。在物质财富增加同时，人们的道德日日崇高。——这就是老人家的社会主义理想。
简而言之，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歧，实际上是将社会看做必然的过程，对这个过程抱着现实的态度与将社会看做人的道德领域，对社会发展抱着伦理的、理想的态度的分歧；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在经济活动中逐渐引入市场因素与按某种道德意志办事，将经济活动变作伦理活动、政治活动的斗争。而所谓“阶级斗争”之主要内容，就是上述斗争的社会表现。
这就是实质。当然，并不是说，那些在“文革”中被始终批判的“资产阶级”就能按经济规律办事，自觉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挨批判的原因太复杂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被自己的对手认为是那样。
在晚年的毛泽东那里，没有真正意义的经济科学，只有作为伦理学一部分的经济观。因此，在方法上表现为，他不是从对客观现实的冷峻分析中，说明我们只能怎么做。而是凭借那雄浑的气魄与浪漫主义的热情，从一种理想、信念出发，一个劲地教导人们应该怎么做、要怎么做。如：“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等等。至于党如何真能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谁算是这些“先进分子”？如何在技术上能做到“坚持群众路线”？他不管，也似乎不感兴趣。这种态度，这种方法，再加上他的天赋及他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一惊人成就所带来的巨大权能感，使他根本就不相信有客观规律这劳什子的存在。从“大跃进”那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指标，到“文革”中派不懂科学的群众去管科研机关及大专院校，这漫画般的实践告诉我们，毛泽东实在是相信，人的意志可以创造一切。
与那些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坚信自己的理想可以不断对像化。而只有将理想的东西以感性存在的方式表现出来，他才能有自由的美感。诗人，艺术家对像化的中介是语言、形像、色彩、线条。在毛泽东，这中介是政治，是各种经济文化措施，是奔腾咆哮的群众运动。
这样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总是孤独的。他那崇高的、美的追求一旦实现——哪怕是极有限，也会使他有一种登仙般的飞扬感。而这种追求和快感，在逻辑上和语言上都是不能表达、秘不可宣的，只有同样伟大的艺术家才可以通过直觉感受。这些，都时时增加着毛泽东的孤独感。所以，他每每叹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太少！在晚年，他每一种思想的发表和每项“成就”的取得，都推动他脱离他的同事，推动他走向新的专制。
任何伟大人物的思想，都有他那个时代深深的印记，都有其深厚的世俗基础。毛泽东对待社会发展的伦理态度，是独特的。它高扬的，不是马克思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而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道德风貌。这与卢梭、康德不同（他们认为，人不能是工具，人的存在就是目的本身），与强调人自身的责任的萨特，抗议现代社会使人抽像化的马尔库塞相距更远。他是思想家，更是一个治理社会的政治家。他所面临的社会正开始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正由革命时期的热烈转向和平期的冷静。这个古朴的社会正面临现代社会讲求实利的铜臭味儿的侵扰。这对一个将道德评价放在科学之上的人来说，会有强烈的危机感，感到现实需要一种强大的反利己主义的道德力量。更何况，鼓励为集体、为国家献身，几乎是任何成功了的政治家的嗜好——因为这是要求人们无条件服从的委婉说法。
所以，这种伦理的态度，乃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它代表了一个特定阶层的政治要求。
毛泽东晚年的这种伦理态度，又是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延伸，是古代传统对现代社会的反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遵道克己尽忠，乃我们传统的美德。——历史现像是多么的矛盾！理论上，他是反儒的猛将，而当他艰苦奋斗，将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向彻底摆脱商品经济的行政型方向引导时，当他拒绝民主与法制，希望用道德的力量保持社会的淳清时，他事与愿违：在实际上，他成了中国传统的最有力的维护者与再造者。他不知道，传统的改变，靠现实的改造，而不是靠理论的批判。不清除旧传统赖以存在的现实，就不能清除旧传统本身。唯有商品经济，才是儒家传统的挑战者。
实际上，以审美的、伦理的态度，而不是以现实、科学的态度对待生活和历史，在一定时期内，是某个社会阶层表现出的一种普遍的现像。这个阶层不是别的，是万头攒动的小生产。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邪恶”的过程。大工业及它要求的商品交换，打破了小生产那牧歌式的和谐；利润、价格、成本等经济杠杆的普遍作用、竞争带来的不稳定、贫富差别的扩大，使社会行为中的道德价值与审美判断的作用迅速降低；工艺流程所要求的严厉的纪律，使昨天还是农民的生产者浑身不自在；手工业的“半艺术性质的手工”这支中世纪的紫罗兰，被日益单调而片面的劳动所践踏。这一切。既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又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历史的阔步前进，有兴奋与欢笑，也有痛苦与惋惜。它常常使大众感到不舒适、愤懑、压抑，更使一些道德家、艺术家忧心忡忡，进而将构想理想社会视为己任。
对于部分干部、甚至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习惯欣赏军事、农业活动的方式。他们熟悉这些，他们因为精于此道而地位显赫、受人尊敬。利润挂帅等商品经济的那一套，他们只是听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盛行。在技术上、道德上他们都难以接受，而且本能地感到它会使自己的历史失去光彩，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动摇。
可见，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伦理的态度对待社会，将经济活动作为伦理活动的一部分，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有多么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要求，它以一种曲折、“崇高”的形式，表现着小生产的传统对现代文明的反抗，表现着人们在历史转变时期的空想。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与小生产传统的冲突中，形成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并不奇怪。这种思想为广大群众热烈地、真心地——当然也是短时期的——拥戴也是自然的。这里不仅仅是盲目的崇拜。这种崇拜的背后有一个广泛的阶层对自己利益、习惯的代表的认可。什么在妨碍我们看到毛泽东晚年思想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除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及他的政治作用之外，“造反派”那幼稚而剧烈的破坏性冲动也过多地吸引了我们的感情和注意力。“文革”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系统地化作方针政策，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日夜研读“最高指示”，主动而创造性地贯彻它。“开门办学”，“大寨式评工分”，“创办大庆式企业”，“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等等，是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生事物”，并急急奔走于街头巷尾，查档案，搞“清队”，开展“大批判”。当时我们的主动性、积极性是多么高涨！这是因为我们程度不同地喜欢这一套，习惯这一套，和这一套有深切的感情和利益的联繋。因此，若后辈人追问我们，历史罪责的肇事者在哪里？我们应面带愧色但却勇敢地回答：就在这里！我们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是不幸的受害者，又是不幸的创造者。今天，在改革的时代，当我们从事新的社会改造时，我们得下力气来改造自己。我们永远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又永远是被历史改造的客体。不能与那些总是能迅速忘掉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迅速地将罪责推给别人而不知疲倦地自夸的人站在一起。
二
发动“文化大革命”，对晚年的毛泽东来说，就是要廓清道路，使上述的社会理想得以付诸实践。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他决不满足于形成一个理论的自我。只有使这个理论的自我得以对像化，他所处的社会按照他的理想改造，他才能安静、满足。
在很多人看来，“文革”的发动，似乎只是毛泽东现实的政治需要——他感到大权旁落，号令不行，所以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解决他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如果仅将“文革”的原因归于此，那就不能解释，毛泽东的政治“危机”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危机”解决之后，为什么他还要坚韧不拔使“文革”继续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结？
伟大的人物自有他伟大的事业。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毛泽东曾说过，他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个是将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另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他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看得较轻。他要干一番更大的事业：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解决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解决的弊病，创立一个独树一帜的、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在这个理想的国度里里，如前所述，人们以无私的热情和崇高的精神去工作，社会既发达又高尚，首先是高尚。
毛泽东的这种社会理想，从某种角度说，是建立在他对现实的观察上。——他是一个多么丰富的人！他兼浪漫主义的高蹈远举与现实主义的洞悉入微，以高屋建领之势看世界，从不为世俗之见所动。当人们为公有制的建立而欢呼雀跃时，当一些理论家、文学家以粉饰现实为己任时，他却冷静地看到，在我们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天国并没有到来。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弊病出现并正在发展：这里有腐化堕落、官僚主义、干部与群众的对立等等。然而，他没有看到这些问题深厚的历史根源及社会制度的基础，却将诸如此类的事情归结为道德上、认识上或政策方针上的缺陷。他要以自己的社会理想——即直接用道德的力量，或者用群众运动来实施道德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间题。
从晚年的毛泽东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斥责及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中我们看到，他认为，西方发达，却没我们崇高、公正。那里因商品经济及物质刺激带来了两极分化与道德的沦丧。他幻想能避免这些，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像“五？七指示”描述的那样，像“大庆”“大寨”那样，生产比西方发展快，人格又不失其纯朴与崇高。他要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与道德沦丧的矛盾，讲求实利与追求崇高理想间的矛盾，要解决魔鬼与天使的永恆冲突。
他将这些看作是他晚年最壮丽的事业。
人类个体精神与其类的精神之底层是同一的，而这精神的底层却导向宇宙的绝对。因此，偏居一隅的伟大人物觉醒到世界永恆的主题，并不奇怪。但知难行更难，一旦要解决这个间题，谁都得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中国，将解决上述矛盾，即将人的发展（虽然只是道德的发展）放在物质财富增长之上的历史条件远远没有具备。因此，毛泽东晚年的理想，所谓“政治挂帅、思想第一”的方针，便成为浪漫主义的空想。在实际中，就会成为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强行塞入传统的小生产的原则之中的历史倒退。
现实总是具有比任何伟人更伟大得多的力量。对毛泽东的那些同事，特别是从事具体工作的各级于部来说，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的理想寸步难行。不注意经济核算，不利用成本、价格、利润等杠杆，就不可能组织起正常的物质生产。大工业要求的分工、商品交换的发展是不可遏止。这些，都与毛泽东的理想，与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背道而驰。他因此将之看作是一种政治力量对他的抵制。事实上也是这样，但，这抵制是不自觉的。
毛泽东所主张的用一种超经济的力量去激励人们，用革命时期刚刚结束时，群众所具有的崇高热情和献身精神，用幼稚的人民对明天的美好憧憬去推动人民奋力工作，曾经有过激动人心的效果。这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然而，这种盲目的热情，不顾客观规律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惩罚。当精疲力尽的干部和群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血汗付诸东流时，该是多么沮丧！他们那被浪漫蒂克的经济方针所唤起的热情，一度变成黑夜一样的冷静与沉寂。在这冷静、沉寂的夜色中，怀疑的蠕动隐隐可见。
恰恰在这时，为“党和国家长远计”，毛泽东主动退居到二线，让刘少奇等主持国家的日常工作。他们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当时，这些同志虽然不可能自觉到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道路，但，他们却没有那么多的浪漫气质。刚刚在政治舞台上唱主角，慎重乃其基本功。而且，现实太严峻了，唯有将毛泽东那种搞经济的方法搁置一旁，唯有按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使元气大伤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果然，这样做后，经济很快得以恢复。这种开始撇开经济工作中“政治挂帅”的伦理目标，力图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方针，为越来越多的同志接受。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同志退居二线以后，他得思想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他的同事全力贯彻。首先是现实不允许。他在经济工作中的份量因此逐渐减轻。毛泽东谙熟韩非以来的中国政治理论及以刘邦、赵匡胤、朱元璋等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中国历史，他对大权旁落的政治威胁特别敏感。这样，他渐渐有了危机感，党内矛盾开始走向激化。
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毛泽东决心解决他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以保证他的社会理想——他始终认为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是中国走向繁荣、解决现实矛盾的最好的路——得以实行。他以难以置信的勇气，发动群众，打乱了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因为他对依附于这种体制上的干部失去了政治上的信赖，认为各级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要重新组合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地位，有利于自己的思想路线得以实现的政治格局。而且，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当下的制度与干部队伍正在滋生官僚主义与腐化作风，正在走以利润挂帅为特点的“修正主义”的路。他要按自己的社会理想逐渐创造出一套新的、“永远使人保持战争时期那股劲”的新制度，并让间或兴起的群众运动保证之。
毛泽东很清楚，他这样做，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事实也是这样，他仍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他以伦理、审美的态度对待社会发展，对广大的阶层，包括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有极大的感召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以来，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人。经济建设在一段时间的瞎折腾，使很多人不满。官僚主义、贪污腐化、以权整人，日趋严重。干部与群众之间、知识分子与党之间的矛盾在发展。党内、知识分子中间的宗派倾向日见公开化，群众中也形成了利益不同、地位有别的不同阶层等等。再加上政治生活中没有民主法制、日常生活中禁锢言行的档案制度、固定的劳动人事制度（谁得罪了领导，就会因此倒霉一辈子），报刊宣传的千篇一律，使人们的不满，难以找到可宣泄之处。——对一个社会来说，这很可怕，很难避免破坏性极强的大动乱。可惜，“文革”中的动乱，掩盖了“文革”前的这些弊病。一种强的记忆抑制了一种弱的记忆，今天，要公正地反思这些，并不容易。虽然这是重要无比的事情。
上有此种意愿，下有此种基础，暴烈的“文革”之勃发，并不奇怪。
“文革”发动后，毛泽东的政治威胁暂时地解除了，但，他意识到，他得理想的实现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他相信自己的意志力，“文革”发起后，他致力于将自己的思想落实到各个领域，企图将之渗透到人的心灵。他频频干预政治与经济生活。在大治方针上，他绝对不允许违背他的意志去搞“右倾翻案”。他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对一个政治家或政治集团来说，只有使他的政治活动、他得个性特征渗透到经济领域，他才能形成与自身利益一致的社会阶层，他的政治地位才可能真正巩固。这，就是“文革”得以持续十年的根本原因。
对社会发展持伦理的态度，对社会问题报以道德上的热情和审美的空想，乃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和伟大的潜能。实践偏爱这种人，会引导他逐渐走向科学——除非他一定要做一个诗人。对晚年的毛泽东来说，为什么他的思想始终陷入那种伦理的、审美的空想？如果从57年算起，历史给了他整整20年啊！其原因除他得唯意志论外，也如上述。这条路走了，就不得不走下去。被怀疑，开始要“改正”，这意味着，他全错了，对的是其政敌，他及拥戴他的那个阶层应该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这就不仅是一个人的意愿的改变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社会政治关系的大变动！实际上，早在3年困难时期，他就怀疑过自己（他对彭德怀说：可能你是对的）。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说过：真正拥护“文革”的，只是少数。百年之后的他将是怎样，他也有预感——当年的自信，此时已所剩无几了。然而，他充其量也只是在犹豫、茫然，终于没能作彻底的调整。事情也早已由不得他了……。
实际上，即使在我们这里，对社会的认识，一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来就不是一个纯逻辑过程，不是正确的、符合全社会的东西就一定占上风。它往往更多地是不自觉地服从了一定社会集团的要求。公正地说，使社会政策服从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要求，无可指责。问题是，这个社会集团的利益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否一致？更进一步说，若不一致，也无可厚非。因为一致与否，是客观的、隐藏在复杂的社会现像之后的本质规定。把握它，有能力的限制，把握后去实现它，又有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限制。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一种政策系统因为只是迎合某集团利益，或因某种主观原因而正在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时，有没有另一种社会力量去抑制它？
答案只有一个，靠政治民主。这是社会发展客观要求，也是伟大人物安详天年的保证。
三
最后，让我们结合现实，对晚年的毛泽东思想略作理论上的分析。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一个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痛苦与“邪恶”的过程，是一个传统的道德判断与审美价值的作用降低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关系不断调整，人们的心理与习惯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里，特别为人们，首先是诗人、道德家所困扰的，是财富的增长伴随着道德的“沦丧”，是追求实利与向往诗意的矛盾，是自由发展的机会均等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若从卢梭算起，人类努力摆脱这二难的窘境，已200余年。在这个问题上，有针锋相对的两拨人。一类，如亚当·斯密，特别是大卫·李嘉图。他们鼓吹必须以物质生产自身为目的，他们认为，人的发展，最终得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为了尽快发展生产力，一切应在所不惜。对此，马克思说：“他要求为生产而生产，并且这种要求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一样，主张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我们就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不外是指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不是指人类天性的财富以自身为目的的发展。如果我们像西斯蒙第一样把个人幸福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必须压制全体的发展，以保证个人的幸福，且不说这种充满热情的考察不会有任何实效，他也没有理解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首先要以多数个人和整个阶级作为牺牲，但最后终究会克服这种对抗，而与个人的发展相一致。所以，个性的高度发展，只有通过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①。对于李嘉图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位的方法，马克思也予以一肯定：“李嘉图的无所顾虑的性质，不只是科学上的诚实性，并且从他的观点说，还是科学上的必要性。”②应该指出，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那么的陌生。他们的习惯、小生产的心理影响了他们的注意力。
还有另一类人，如西斯蒙第。和大卫·李嘉图不同，他出生在当时小生产还占优势的法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西斯蒙第用“应该如何如何”的道德评价和善良愿望代替了严肃的科学分析。他指责李嘉图忘记了人，主张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的幸福——这实际上就是伦理学了。对此，列宁说道：“西斯蒙第只限于以小资产者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伤感主义的批评，这种以伤感主义的申诉和抱怨来代替科学分析的做法，决定了他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③列宁将西斯蒙第与俄国的民粹派的经济思想并称为“经济浪漫主义”。他们的特点是，将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的、深深植根于现实制度的种种矛盾，当作人们，首先是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措施，甚至道德上的错误。在解决这些矛盾上，他们因此满足于申诉、说教，向统治者呼吁和出谋划策。他们还企图用己被现代社会冲破了的传统社会的原则去规范现代社会。因此，这些对社会、对人民充满了热情的崇高、正直的人们，却始终站在空想、反动的立场上。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我们工业化的进展，随着革命时期的热情、无私精神的消退及各种社会矛盾的生长，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浪漫主义日益高涨。我们总是从道德上指责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那里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总是从道德上、思想上、至多只是从政策方针上找寻现实矛盾产生的根源。而且，西方世界给我们展现的，是现代化的金碧辉煌，又是人人自私、竞争中的动荡和不平等。这使我们既羨慕，又为我们的稳定、不那么唯利是图的“崇高”而自豪。我们害怕并决心抵御这种稳定与崇高受到侵害。幻想将发达的现代社会塞进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与习惯的原则之中，幻想将中国建设成既有现代社会的发达，又有传统社会的古朴、崇高的理想王国。《五？七指示》和毛泽东晚年的基本思想，正是这种愿望的表达。所谓大庆、大寨式的道路，也正是企图实现这种空想的徒劳的试验。
上述可见，我们对一种空想的、过时的原则的追求，对所谓“修正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大卫？李嘉图与西斯蒙第对立的延续。在这个对立中，我们这些忠实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却精神抖擞地站到了被马克思批判的那一边。这里，理论上的重要原因，除了长期以来我们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化、庸俗化之外，还在于我们因拒绝理论探讨的自由而使自身离开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实际上，在卢梭之后，试图解决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道德完善、人的全面发展的冲突，探讨人格走向崇高之路的哲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等不可胜数。这个永恆的主题产生了哲学与艺术的五采缤纷的百花园。如划时代的人物——伊曼努尔？康德，他那否定善良的道德是当下经验与说教的产物的先验哲学，无疑是发人深省的。正是他的哲学，诱导了《浮士德》、《精神现像学》这些巨着的诞生。哥德、黑格尔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类精神，当然包括道德意志的发展，是一个多么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只有经历生活中一个个险峰式的阶段，人格才可能走向完善。所有这些理论遗产，才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这真正科学的人的学说。这个学说告诉我们，普遍的人类意识，包括道德意识的发展，有不可逾越的阶段，必须以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前提。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永远的动力就是矛盾，包括那善与恶的冲突。
事情正是这样。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时候，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很多与我们的崇高理想格格不入的东西，正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不求进步。这正是历史进步的必须条件。只有物质条件的具备，即生产力的高度发犀（这就是人的力量、人的自由的发展）、自由时间的增加，及建立在它之上的合理的社会的结构、社会文化事业的普遍发展，那些问题才能很本解决。正确的政策，只能加速这种历史进程，不可能代替之。
认识不到这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深刻含义，热衷于道德说教，去寻求能避免一切邪恶的政策，不但徒劳无益，而且会直接导致“文革”式的荒唐举动。“文革”发起的根据之一，不就是认为通过说教，通过政治运动，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式的政策措施，就可以使人崇高，进而祛除邪恶吗？
在思考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因素时，我们深深感到：事情没有完！一方面，彻底摒弃那种以伦理、审美的态度对待社会发展，以道德评价代替科学分析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不是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那种对我们前进的步伐提出的种种责难，不正是来自这方面吗？把思想政治工作归之于道德说教，将马克思主义，将精神文明看作是高于一切的利他主义，不是很普遍吗？我们要警觉那种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准为目的的“革命者”。他们看起来“崇高”，实际上却是小生产的狭隘、无知、对显贵的顶礼膜拜、对大自然听夭由命的捍卫者。而对“无私”这禁欲主义的宣传，又常常隐藏垄断政治经济特权的极端自私与专制——他的善良与崇高又在那里呢？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摒弃对社会发展的空想态度。过去，我们幻想以“大庆大寨”之路去逃避“现代社会病”。现在，人类良知又赋予我们以新的空想，以为，“商品经济”冠之以“社会主义”便可包医百病。这不可能。我们必须以巨大的心理承受力及特别顽强的劲头踏上艰难的历史必然之路。小生产国家实现现代化，既是上天堂，又是下地狱之路，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与幻想。
①②《剩余价值学说》第2册第12F122页。
③《列宁全集》第2卷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