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戴厚英商榷

四月二十日《华侨日报》刊出一篇访问记,访问者苏赓哲采访了大陆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其中有一节,小标题叫“看中国之春与官方不同”,很有意思,兹抄录如下:

看中国之春与官方不同

提到美国留学生,我开门见山,问她对被列为现行反革命的《中国之春》底意见。

“在夏威夷,我特地找《中国之春》来看,我有自己看法,与官方不同。”戴厚英果然就是不同凡响:“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探讨,对当前政治改革的意见,还是有价值的。这类意见,其实在里面也不算禁区了。我不喜欢的是有些漫骂的文章,漫骂解决不了问题。”

对不算禁区之说,我持保留看法。很多时候,自己批评还可以,却不可由你批评,更不可由自己人跑去外国批评。论监察力,当然是要容许别人批评才有作用。但我无意就此点花费时间。对政党应受监察,戴厚英说:“不一定需要反对党的监察形式。像日本一向是自民党天下,但是他们党里有派呀。民联的人不应该反对留学生回国,事实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加入共产党,从里面做改革功夫,看来共产党有从量变到质变可能。”她又以自己为例:“像我是一定回国工作的,我在里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在国内坚持信念的人往往比国外的人要付出更大代价。民联的人在美国呼号,但如果国内的人民不了解你们,呼号就失去作用了。”

反对党是不必要的吗?

戴厚英说:“不一定需要反对党的监察形式。像日本一向是自民党天下,但是他们党里有派。”

我想,戴厚英恐怕是未能清楚地了解日本的政治制度。日本当然是一个有反对党的国家,而且还有好几个反对党(如社会党、公明党、共产党等)。日本无疑是多党制。什么是多党制?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它们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规则,用和平的方式竞争领导权。这就叫多党制。在多党制下,每个党在理论上都有赢得领导权的可能性,至于在实际上它们是不是都能实现这种可能性则是另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事实,自民党几十年来一直执政,但那并没有从理论上排除其它政党执政的可能性。所以日本仍是实实在在的多党制。一个运动员在几十年的历次比赛中始终保持冠军称号,这是一回事;一个运动员在当上一次冠军后就下令从此取消比赛,然后自封为永久冠军,这是另一回事。日本自民党是前一种冠军,中国共产党则是后一种冠军。

派别斗争与民主

说到党内有派,我们也需要分析分析。首先,任何党,其中都有不同的派。因此“党内有派”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这个事实的存在和民主并无必然关系,否则每个一党专制的国家都必定天然是民主国家了,此其一。第二,仅仅承认派别斗争的存在,也不一定导致民主。毛泽东历来承认党内有派别斗争,文化车命就是一场公开化的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以为只要承认了党内有派,或者是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便可产生民主,那是没有根据的。

民主的关键在于确立“竞赛规则”

要使派别斗争产生民主,关键的一点在于确立一套“竞赛规则”。什么是民主?民主意味着某种指导不同观点的人们竞争领导权的一套公认的方法,这套方法排斥暴力手段,强调对各方的基本人权的保障。自民党内有派别斗争,中国共产党内也有派别斗争。两者的区别在前者要遵循民主的方法,是“费厄泼赖”(fairplay),后者则不承认那套规则,并不承认对方的基本权利,并且搞到最后总是依赖于暴力。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共产党搞派别斗争已经不用暴力了。比方,胡耀邦下了台,但仍能被选人中央委员会并进入政治局。说这种话的人忘记了昔日王明在派别斗争中失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也还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关键问题在于,像胡耀邦、朱厚泽这些人还能不能公开地发表他们的不同政见?他们能不能公开地号召党员拥护自己,去战胜其它派别?简言之,他们有没有言论自由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如果他们不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们是不是会受到更重的处罚?(暴力在这儿等着呢)胡耀邦当总书记时,很爱强调“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分明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口号,现在,他作法自毙了。

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党的领袖的专政

今天,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向往自由民主,而且他们也都能看到阻碍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一个最大因素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些天真的好心人,总是想寻找出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保留共产党的一党天下,同时又能有真正的民主。于是他们就提出了用党内派别斗争来代替不同党派斗争的办法,或者说,在实现人民民主之前,先实行党内民主。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愿望是好的,想抄快捷方式、省麻烦的心情也无可非议。但是他们的这些主张本身却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对当代这种红色专制的特性尚有很大的误解。

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统治的国家或工人阶级统治的国家这套神话了。但是仍有不少人相信,它们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其实这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是什么党统治的国家。党实际上并没有统治国家,是党的最高领导们在统治着国家。党之所以能以专制的办法治国,首先在于党的领袖们以专制的办法治党。

党内反对派和党外反对派先会先形成?

一旦我们懂得了,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坚持党的领袖们的绝对地位,我们就会懂得,对于这个“党的领导”而言,来自党内的反对力量绝不比来自党外的反对力量更容易接受些。换句话,党内的反对派要争得自己的正当存在权利,绝不比党外的反对派更轻松。在最初,在党内唱唱反调似乎要容易些,而同样的批评意见,若是发自一位党外人士之口,则可能受更严重的打击。但是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一个党外人士的批评幅度反而会变得比党内人士的更大。这是很自然的。好比一个大家庭中的大家长,一开始,外人提意见是不行的,自己的儿子、孙子批评几句还可以容忍,可是到了后来,人们普遍对这位大家长反感,里里外外都是怨声载道,压已经压不下去,到了这时候,这位老太爷能容忍外人的批评,而对“内人”的批评反倒不能容忍了。起初,面临着家里人和家外人提出的相同意见,老太爷最不能容忍的是外人的批评,他心里想的是:“你是什么人?也配来批评我?”后来,面临着家里人和家外人提出的相同的意见,老太爷更不能容忍的是家里人的批评,这时候他的想法是:“别人骂我倒也罢了,怎么你们作儿女的也跟着起哄?”权力的削弱有如磁力的削弱,首先摆脱其控制的是在其外围而不在其核心。这是显而易见的。台湾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例子:直到今天,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派别还不能(顶多是刚开始)公开地、有规则地彼此斗争,而反对党却已经存在一年多了。

在中国大陆,党外的力量会日益壮大

我们可以推测,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很可能是,先有党外的反对力量合法化,然后才有党内的反对派别合法化。多年以来,有更多的年轻人坚持在共产党之外搞改革,他们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做了大量的工作,仅仅是由于新闻媒介的封锁,他们的努力暂时未能被人们充分地了解。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了。随着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党外的声音将日益宏亮。人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只有加强党外的力量,民主才有希望。一百多年前,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密尔,针对着一些人对当时中国的科举制的迷信,深刻地指出,如果科举制真的能够把有才能的人都吸收到官僚队伍中来,那么这个制度就一定会更难于改革而绝不是更易于改革。密尔的这一洞见,对于今天许多中国人想象的让好人都去入党、从党内做改革工夫、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改变的幼稚观念,无疑还是很有启发的。

波兰的经验值得注意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波兰是在民主化方面走的最远的国家。归根结柢,这是因为在波兰有着最为强大的党外的力量。当团结工会出现之前,一般世人对于波兰又知道些什么呢?他们只知道重视哥穆尔卡、重视盖莱克这些“改革派”领导人,只知道重视像奥斯卡。兰格这样的主持经济改革的智囊幕僚和像亚当。沙夫这样的鼓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著名学者,至于真正的波兰民间的力量,世人知之甚少,而且也不被他们所重视的。团结工会的突兀而出,震惊了世界,直到这时,人们才开始发现,在推动波兰民主化方面的最大力量源泉原来在这里。

中国的情况当然和波兰不尽相同。中国的党外的民主力量也还不够强大,做的事情也还不够多。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如果我们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我们就必须发展既成权势集团之外的力量。

民联对留学生回国问题上的立场

在这篇访问记中,戴厚英表示,她不赞成中国民联反对留学生回国。这当然是误解。没有人比中国民联更希望留学生回国的了。假如那些读过穴中国之春的广大留学生都不回国,中国之春又怎么能充分发挥它对国内的影响?回国的留学生越多,对国内的民主化推动越大。问题是中共当局害怕自由民主思想在国内进一步传播,中国民联主席胡平不是就被中共当局明令禁止回国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我们的政府仍然坚持反“自由化”,坚持搞政治迫害的时候,有些人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而暂时不愿意回国,这实在是正常的,是应当给予同情和帮助的。

在海外活动也很有意义

民联在海外活动,国内一般人了解得不多。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但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不是别的,是中共当局搞的专制主义,连起码的出版自由都没有。如果大陆可以自由出版,中国之春当然会把它的活动移到国内。由此可见,中共天天说开放,其实还是封闭得厉害。可是,话说回来,现在和过去到底不一样,不断地有人出出进进,海外的东西,也常常能辗转地传到大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海外搞活动、办杂志,还是很有意思的。大陆有人就说:中国的舆论中心其实在海外、在香港、在美国。虽是开玩笑,但不能说没道理。

自由的秘诀在于勇敢

长期以来,从大陆出来而又要在短期内回去的知名人士中,一般都避免在敏感的问题上发表意见,像戴厚英这样对中国之春(这是当前中国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应当说还是不多见的。在这里,女作家的胆识都值得人们敬佩。“自由的秘诀在于勇敢”,这话说来容易,做来难。不错,在今天,即使是公开对中国之春表示肯定也不会判死罪,不大会坐班房。古人说“千古艰难唯一死”,可是除了死亡之外,一个活人还免不了有其它许多顾虑。因此,谨小慎微自有它的道理。只是,自由有如肌肉,越用才越发达。没有一批又一批勇敢的人们冒险患难,中国人的自由一定会比现在还要少得多。毫无疑问,戴厚英在海外的讲话赢得了人们更多的尊敬(与此相对照的是以往有不少享有盛名的人,在海外发表的讲话过分小心谨慎,以至于引起人们的失望)。笔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是希望能藉此商榷,进一步推动我们共同关心的事业——中国大陆的自由与民主。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纽约

出处:《北京之春》
日期:2003年9月21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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