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27
作者程美宝老师是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曾在中国中山大学任教，现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本书以“中国文化协进会”在二战时期日军攻陷广州（1938）及香港（1941）之间的几天于香港大学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1940年2月22日开幕）为开端及结尾，讨论“广东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作者表示其关怀是该展览的策展人简又文所说的一番话“广东文化是有其特色、特质和特征的，但广东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广东文化体现的就是中国文化”，并指出这就是书的“出发点”及“终点”（44页）。
大家难免会疑惑，如果“出发点”是指硏究前提，而“终点”是指硏究结论，那么就会出现循环论证或自圆其说的问题。如果“出发点”及“终点”是指一种观点，那么就不用区分“出发点”及“终点”，而是作者只要确立该观点便可。
要确立此观点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广东”及“中国”。假如是指地域，即“中国”乃东亚的那片大陆，而“广东”乃东亚那片大陆南方的一部分，那么“广东文化”必然是“中国文化”一部分。倘若我们依从大中国主义史观，将“中国”赋予政治意涵并追溯至夏商时代，现在大家熟悉的“广东”或“广东文化”，就不是“中国”或“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当然作者研究的重点只是“广东文化观”在晚清以来的形成及演变，然而这就带出了一个时序问题，“广东文化”什么时候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反而应该是硏究的主旨，而非单单的说“广东文化”就是“中国文化”。若然广东地方志就如作者所说早在嘉靖年间开始出现，是否意味“广东文化”是那个时候成了“中国文化”？
话说回来，此书的贡献其实不是文化硏究，而是在于其揭示“读书人”之地方意识及认同跟国家意识及认同之间的拉扯。书中对很多地方志、文集及乡土文献的仔细硏究实际上呈现了统治阶层“士大夫”以外的“读书人”之地方意识。如果作者一开始避免以“文化”或“文化观”作为主轴，而是以地方意识为核心，那么全书的融贯性及聚焦度会更高。
另外可以一提的是，书中个别章节是以探讨个案为主，如第四章的“学海堂”及第六章的“高要县志”，好处是深入，但坏处是对章与章之间的连贯性打了折扣。不过，未来如果以更多的个案来充实，定必更有看点。最后，综观全书，作者呈现了相当丰富的史料，值得一读。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