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同学已开始筹划毕业三十年重聚。三十年！下一代已经长大结婚生子，我们成了爷爷奶奶。同学里有人已经退休，所谓的事业结束了，已看到人生的尽头。也有人刚到事业的巅峰，有人还在爬坡呢。七七级来自整整积压了十年的中学毕业生。我们班（北大地理系地貌专业）年龄最小的今年也有50了，最年长的呢，60。像笔者这样已经闲下来的，免不了回想当年：七七级充满希望和幻想的北大时光。
文革余音
1978年的北大还残留着文革的政治空气。我们刚入校每星期还有政治学习，但已流于形式，常常是“无话则短”，意思一下就散了。还有过几次全校“政治大会”，在五四操场或在大饭厅，每人拿着一进校就发的小马扎，一个系又一个系的排队入场。开会时下面背英语单词，聊天，看书，没几个人听台上说什么。只记得其中一个大会上批斗了聂元梓，当场宣布将聂逮捕。还有一次全校大会为贺龙的子女和邓小平的儿子平反，他们曾在北大上学，文革中受了迫害。同学里有人抱怨：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还全校开会，多浪费时间！
班里的同学并非不关心政治，晚上熄了灯还常常为某个政治问题争得没完没了，气得别人不断大喊：别吵了！睡觉！记得有一次争的是分田单干算不算回到解放前，当年的农业合作化是不是白费劲了。1978年，正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逐渐压过华国锋“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时期。。
1978年2月入校时，七六级和七五级的工农兵学员还在。他们是毛主席路线的受益者，有些人难免有点“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情结。而七七级是因为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策才上了大学，所以双方从一开始就有点“不对付”。入校没几天，一位七七级新生实在憋不住上大学的喜悦，写了一首小诗贴到墙上，没想到招来七五、七六级的群起攻之，他们贴出了许多“小字报”，说什么的都有，基本都是“你得意什么！你臭美什么！？”那样一种腔调。七七级随即有人反击，于是很热闹了一阵。后来双方还为其它事端发生过口角。七七级的难免有“你们反正不行了”那样一种优势者的姿态，而对方则因为“真的不行了”而特别易怒。不久，他们中的优秀者纷纷考取了研究生，而其余的人则一辈子也难摆脱“工农兵学员”这个标签。
有一次地理系召集各班的班长和学习委员（笔者干过两年学习委员）开会，专门讲考试问题。在工农兵学员时代考试几乎废除了，有考试也是走走形式。随着七七级入校又要恢复严格的考试制度，系领导说到不及格的要补考，补考再不及格的没有毕业证书。这时一位七六级的问，有没有留级呢？领导随口答当然有，那位笑嘻嘻的说：那我们就留一级吧。领导愣了楞，没理他，接着讲考场纪律，说以后决不允许互看互抄，抓住以不及格论处。那位七六级的又插嘴：现在不是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么？咱们不行就得学外国的，考试也是互相学习嘛。领导没听明白，说人家外国的考试更严格，咱们一时还学不了。那位七六级的解释：我是说后进向先进学习，我不会就要向会的学习，抄一抄嘛。领导这才明白，不理他了，接着说别的。等讲到他们当年多么用功，春节都不回家，那位七六级的又插嘴：不就是十年寒窗苦那一套么，一脸的不屑。
思潮涌动
当年在三角地或宿舍楼的墙上不时会贴出点什么，发表意见或发表作品。比如有个叫夏训健的老北大学生曾张帖“个人广告”和自编的[群众参考消息]，但一时被视为笑话。笔者日记中还记录了另一份后来出了名的民间刊物，日记原文如下：
“几乎是同时，在开水房附近又贴出一个文艺刊物[今天]，后来在12楼又贴出了同样的一份。这和夏训健的东西可大不相同，决不是笑料。也是油印，张数更多，字很工整，有小说、诗歌、文学评论、译文，决非一人所作。发刊词中说，打倒了四人帮，他们当年的作品才能拿出来发表。老作家们不行了，落伍了，反映今天生活的职责落在他们的身上。因此他们的刊物叫[今天]。还贴出一张白纸为意见栏，两天工夫写满了，叫好者居多，大多要求发售或某种办法得到此刊。也有两条喊倒好，一曰“流氓文学”，一曰“精神病”。而Y和M看了回来却说[今天]反动，恶毒，是影射华主席，比如其中的动物篇中有这样一句“蛤：自己软弱，只好靠着两扇硬门”。”
1979年西单民主墙声名大作。我时常去一趟，但班里同学似乎没有第二个人还舍得花时间去，也没那么大兴趣。但我传达的信息还有人愿意听，有人听而不语，有人给几句倾向民主的评论，也曾有人瞪大了眼说：这帮小子不是反了吗？完全不能接受那些民主观点。后来邓小平对民主墙下手了，先以有碍市容观瞻为由把民主墙迁到月坛公园，后干脆取缔。前后脚还抓了魏京生。这些都引起同学中的议论。大家基本都明白官方那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但很少有人因此骂邓小平。本人当时虽然同情魏京生和那些民主言论，但也认为魏的民主要求过快过急。中国刚从文革中恢复，已经比毛时代的专制强多了，此时的当务之急是经济建设。当时七七级的不少人也是这么想吧。
不过，七七级学生对于头脑更为僵化的“凡是派”表现出比较一致的厌恶。反映在学习上，大家普遍讨厌充斥着老一套的政治课（包括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旷课是不行的，老师会找谈话。但很多人迟到，打瞌睡，看其它书做其它作业，教室乱哄哄。
有一次课堂上的事记在本人1980年4月的一篇日记中。我们好几个班在一起上政治课。那天一头白发的政治课老师讲到：“……从这里得出一个革命结论”，课堂中有人笑。老师问：你们笑什么？大家又笑。“是听到革命两字太刺耳么？”更多的人笑。老师有点激动起来，说：笑有嘲笑有冷笑，你们这是嘲笑。下面又笑，本来干其它事的人也都抬起头来。老师又说：一提革命就笑，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倾向。下面还笑，老师更激动了，停了一会儿，问：美国有个杜勒斯知道吧？下面答：知道。“他说中国革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没希望了，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身上，你们是第几代人知道么？”下面连笑带嚷：第二代！第二代！老师苦笑一下：你们够不上第二代，我才是第二代。下面大笑。“你们别笑，我这头发也证明我是第二代。你们啊，正是第三代第四代！你们想想，杜勒斯，一个最反动的人物，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这说明什么问题？你们这代人多重要啊！……你们可以回家问问你们的父母、祖父母，这新中国和旧中国哪个好。不革命行么？革命有什么不对？一提革命就笑，这对么？……当然，我们老一辈有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一女生大声答：有！又是哄笑）是有，当然是有，我们……”。那是政治课上很少能让人提起精神的一幕。
北大七七级最可称道的政治活动是1980年发生的竞选。选的不过是海淀区人民代表，北大学生却搞得轰轰烈烈。竞选活动成了发表和争论各种政治见解的大论坛。许多敏感的问题都拿出来争论，大到如何看待共产党、毛泽东、社会主义制度，小到抓魏京生对不对，全都搬上了讲台，写进了大字报。十几个竞选人轮番的在办公楼礼堂发表演讲。三角地早已爆满，大字报贴到了食堂和宿舍楼，吃着饭就有竞选人拿起麦克风发表演说。那热闹劲真刺激，尤其是文科学生特别投入，理科学生差点。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这是选总统还是选什么？反正竞选深深的搅动了北大学生的“政治神经”，连我们班平常最不喜欢评论政治的人也会没完没了地与人争论。一个宿舍八个人的政治见解也有很大分歧，谁也说服不了谁。
可不要小看当年北大校园内书生之间的政治观点分歧。1980年竞选中的几位风头人物像胡平、王军涛，如今是海外民运人士中的佼佼者。而当年的冷眼旁观者中却有当今中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领军者如李克强（北大法律系七七级）、薄熙来（北大历史系七七级）。
不多说了，更详细的描述笔者已写进《当年北大竞选时》。
狂飙还是炸窝？
当时整个中国都处于一种文革苦难终于结束，前面充满希望，因此情绪亢奋的状态。大学生数量还很少，所以他们都有点洋洋得意。北大学生更多了点舍我其谁的狂傲。当时北大学生喊出了一个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后来清华学生也喊出一个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不少北大学生撇嘴，说清华学生太小家子气，只看眼前那么一点，瞧咱北大的口号，放眼全球！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哪天喊出来的呢？1981年3月20日晚上，咱有日记为证。那天晚上电视转播中国男排在世界杯亚洲赛区对南韩队的比赛。这并非决赛，赢了也离冠军远着呢，为什么北大学生那么激动呢？不知道。反正比赛结束已是夜里11点多了，已经熄灯睡觉了，突然听到旁边的楼里发出了欢呼。同屋有人问：怎么了？我马上答：准是中国队赢了！说话间欢呼声蔓延开来。我们39楼旁边是38楼、41楼等，是学生宿舍最密集的地方。只听到一个接一个的窗户打开，一个接一个突然增高的喊声，很快，欧欧欧的叫声连成了一片，还有啪啪啪摔玻璃瓶子的声音，是从楼上扔下去的。突然又从楼上飘下了火，那是燃烧的纸。很快空中飘落的火团就数以十计了。开始有人往楼下跑，不一会楼下的喊声超过了楼上，引得更多的人下楼。终于我们也躺不住了，穿衣服下楼！楼道里一个又一个的门嘭嘭嘭打开，楼梯上咚咚咚的全是人，都在欧欧欧的叫。
楼下的人群迅速膨胀，有连裤子都没穿的，有裹着被子的，许多人手里拿着脸盆饭盒在敲。最惹眼的是火把。什么火把？大多是燃烧的扫帚！每个宿舍都发有扫帚，此时却拿来烧了。也有人烧报纸，烧席子，烧床单，还有个人烧的好像是刚脱下的上衣，上身只剩了背心。有人大喊：把裤子也烧了！惹来一片哄笑。光是又蹦又跳显然不够，人群开始游行。光欧欧欧的乱叫很不解气，有人喊起了口号：中国队，万岁！中国队，万岁！队伍所到之处引得更多的人从楼上跑下来，有人很自然的加入队伍，也有人不断地问：怎么啦？怎么啦？有的明显是老师，还有留学生。走着走着，喊着喊着，口号就变了，变成：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很上口，很带劲，很快传遍整个队伍。是谁先喊出来的？不知道。
那天晚上闹腾了有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早上楼外的地上一片狼藉。但学生们照常爬起来上课，和平时一样的一本正经。报纸很快报道了此事，青年报、光明日报、体育报、北京日报都一口称赞北大学生发扬爱国传统，高喊振兴中华。在报纸上，脸盆、饭盒变成了“响铃、手鼓”，扫帚变成了“废木头”，真可笑。那些楼上扔下的酒瓶，飘落的火团，烧掉的席子、床单，那些狂喊乱叫，被完全略去。
咱当时的日记上有这样两句：“在狂欢起来之前，许多学生根本不知有中国对南朝鲜排球赛一事，就是知道了也无兴趣。许多人从床上爬起来参加进去是因为有火有狂喊乱叫，有不同寻常的大乱。至于这是因何而起并不重要。”
事后有北大学生把那天晚上的慷慨激昂类比于“狂飙运动”，但也有人不屑地说那是“炸窝了”，惊了，家禽家畜有时也会来那么一下子。
到了1981年的11月，中国女排拿到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北大校方事先主动组织学生庆祝，比赛之前就通知说在五四操场准备了木柴，要学生到那里进行篝火狂欢。结果呢，那天（11月16日）聚集到五四操场的学生远不如3月20日晚上那么多。笔者下午在五四操场跑步时就看到一些工人在那里堆起了两大堆废木头，还浇了些机油什么的。结果晚上一点就着，火苗子有二层楼那么高，可一会工夫就烧光了。学生到场的也就有几百人，叫喊了一阵，但感觉是“没情绪”，根本失去了3月20日那样的激动和兴奋。
平日的气氛
上面所说大多是些“激情段落”，而四年里更多的还是平淡甚至有点烦闷的篇章。
每天早上6点（冬季6点半？）大喇叭就催人起床，7点就出现了宿舍、食堂、图书馆、教室之间的人流。上午9点20校园里到处是广播体操的音乐，而午饭晚饭总是伴随着当时的流行歌曲（谢丽斯、王结实二重唱，台湾校园歌曲……），下午有一个沉闷的开始，一个个不情愿的从午睡中爬起，不声不响的赶去上课。而5点到晚饭之间是一天最放松的时刻，学生们分散到篮球场上、五四操场的跑道上、三角地、未名湖边、还有出校门去海淀镇的路上。晚饭后前往图书馆和教室自习的人流明显比白天放慢了脚步。晚上熄灯前后宿舍里的人声最大，每临近11点，总是响起一片叫喊：要熄灯了，快！要熄灯了！
最令人高兴的是星期六，特别对我这样的北京学生。从上午就开始，愉快随着时间而增长，在下午课结束时达到顶峰。回宿舍收拾东西，下楼出校门，骑车在中关村到白石桥有许多大杨树的马路上，那已经是回家放松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愉快的部分。至于星期天的校园是什么样子，就要问外地同学了。
大学四年，当时感觉可不短。回头再看，却是那样匆匆而逝。当年一心憧憬着未来，而今却惋惜没有更认真地度过当年。世上没有后悔药，只有思绪还能飘回到三十年前。
原载华夏文摘，转自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