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打老师的警察是好学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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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海外版的中文教材中,有一首诗歌说”老师就像好妈妈”。在德国长大的孩子很不理解,去问德国老师,她们更不理解:”老师是老师,妈妈是妈妈。”更不用说男教师的尴尬了。中国人会说,将老师比作父母,显示自己的民族更加尊师重教。就像他们宣称中华民族比别的民族更重视家庭一样,这未必是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最新的一个例子:安徽六安市教师上街讨薪,遭到警方粗暴殴打。

男教师被反手戴铐、女教师被摁地殴打的视频让很多网民义愤填膺:”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人民教师?!”好像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一方面挥金如土、贪腐无度,一方面长期克扣拖欠基层教师工资一样,好像他们不知道幼儿园老师也要学习十九大精神、大学课堂遍布摄像头和负责打小报告的学生一样。不管怎么说,恍然惊醒的愤怒不是坏事。而且,很快有人意识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出现了基础教育与政治现实的争论。

每一个作恶的警察,都曾经是天真可爱的孩子

就像退伍军人、在职警察和法官上街维权的尴尬一样:今天镇压你们的政权,正是你们曾用生命保卫的”祖国”;那些本来可以为你们伸张权利的人,已经被你们抓起来投进了监狱。有人开始反思:尊敬的老师们,这些殴打你们的警察,都是你们教出的学生!

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个比喻,警察之恶并非为人师表者单方面的责任。它想要说的是:没有人生活在孤岛中,我们都是世界的一分子,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塑造世界的力量。每一个作恶的警察,都曾经是天真可爱的孩子。正如今天的孩子的一样,他们被老师要求不要过问政治–真正的意思是不要追问正义,而要服从不义,老老实实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声唱出领袖颂歌,认同这样的法律–上街游行者都是危险分子,要求权利则是企图颠覆国家政权–什么?颠覆政权不是犯罪?那一定是受外国反华势力教唆的,中了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毒害……

禁止谈论刘晓波的课堂,怎样才不令人羞耻?

不必回顾过去。今天这些警察,在殴打教师之后,回家洗洗手上的血迹,又可能提上礼物学到孩子的学校,对老师点头哈腰,毕恭毕敬。这些收下礼物缓解欠薪之困的教师,又可能继续教学生不要追问正义,对党和政府言听计从;千万不要谈论刘晓波,即便他曾经也是一名教师,即便他为教师、工人和农民争取权利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专制国家,教师何所作为?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没有结论的话题。香港雨伞运动的时候,有教师给学生讲解街头的事实,也引起很大的争议。更不用说,当年”六四”运动时,教师们奉旨劝阻学生上街,理由是要维护”宁静的课堂”。宁静的课堂到底指什么?是宁静以便于思考,还是以宁静扼杀思想?书本上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家长们却更希望孩子们做到:”国事家事天下事关我鸟事!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作声!”

今日中国遇到的困境在于,一方面要让教师像各个行业人士一样甘当奴才,一方面又要以复兴尊师重教等”传统文化”来重塑合法性。于是,对于六安教师讨薪遭警察暴打,”官媒也看不下去了”,《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其”令人羞耻”,好像它比宪法中领导人任期限制被修改了还要令人羞耻一样,又好像它比这些官媒整天颠倒黑白维护专制还要令人羞耻一样。这样一来,地方政府也感到”羞耻”了,谴责了警察”行为简单粗暴”。也许是某位被打教师曾经失职,没有教育好后来成为警察的学生对领导逆来顺受,警方的官方微博上竟然出现一口大黑锅–这锅到底是背还是不背呢?

不用说,这口锅被迅速删除–小小警察以为自己打个教师就了不起了?这口锅你不背也得背!

这个插曲提出了跟教师怎样教学生一样的问题:在一个专制国家,警察何所作为?军人何所作为?绝对服从维护”和谐社会”、哪怕枪杀无辜民众,还是立足基本人权,拒绝服从不义命令?

“枪口抬高一寸”,所以你要感恩戴德?

“枪口抬高一寸”的说法在中国很流行。它的意思是:教师教学生爱党爱国没关系,但请权衡量度别把人完全教傻;警察殴打教师没关系,但是请手下留情别打得那么残忍。问题是,第一,界限在哪里?第二,它是否会成为作恶者的辩护词,因为任何权力掌控者都可以说自己已经手下留情了。一位东德人权律师告诉我说,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后,他的当事人仍受当年的秘密警察威胁:”那时我已经对你够宽容了(枪口抬高了很多寸),所以你应该感恩而不是揭发我。”

我曾经就此当面请教负责此类刑事审判的前柏林市总检察长Christoph Schanefgen和前高级检察官Bernhard Jahntz,他们略作思考之后,否定了德国法官在法庭上谴责柏林墙卫兵没有”枪口抬高一寸”的传说。他们认为,显而易见地违背基本人权的法律应该遭到拒绝。更何况,枪杀无辜越墙者也违背当时声称要保护人权的东德法律。

尽管如此,很难想象中国一个小城市里的小学教师,教学生辩识正义,不替专制作恶,也不替政府背黑锅。即便在民主国家,和大环境的冲突也会给个体带来麻烦。我曾经请教德国勃兰登堡州处理专制遗留问题专员乌利克·博珀(Ulrike Poppe)女士,一个眷恋东德”美好时光”的小学老师可以在课堂上反对反思共产专制吗?她的回答是:不可以,教师应该遵守教学大纲。

《环球时报》得到这个回答,可能会得意地宣称:”民主国家也一样不允许反对国家制度。”问题在于,它不会讨论那个制度是什么。一个违背基本人权的制度,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我从中看到的问题是:一个人不能仅仅生活在小环境中,只有国家整体正义,他才能安心地追求局部的或个体的正义。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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