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因子,而社会却反过来根据每人不同的家庭、个性以及成长环境,带给每个人不同影响,从而造就不同的人。文革是个黑白是非颠倒的时代,当年,不论什么出身背景的人,心理上多少都有些失衡,因为人是社会的产物,无论你怎样洁身自好,处在那样一种病态社会,都很难避免不受影响。正如柏杨先生的酱缸论,人在酱缸,身不由己,无可奈何。

七十年代初,千方百计逃过上山下乡之后,我被分配在北京一所工厂工作,很快上面来了文件,说是要“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那是远在东北中苏边境一场珍宝岛战役后,中共认为苏联随时都会进犯中国大陆,进而发起战争,于是便有了全国各地大挖防空洞的举措。当然,政府只会发文件,传达指示,具体挖防空洞的事,是由各单位自己出人出力解决的。

当年挖防空洞绝对没有现代的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机械,仅靠的是人手一锹或一镐,在指定的地方挖掘,因为是户外作业,又脏又累且不说,天冷天热都不能停歇,是一份相当辛苦的力气活,所以被指派挖防空洞的人,多是领导眼里认为不上进的、出身不好的或有各种问题的,明显含有惩罚,劳改的成分,假如你被指派而拒绝,那等于是罪加一等。本人当年就是被指派挖防空洞的一个,在那个没有选择的年代,除了服从我又能做什么?

就这样,每天在这种周而复始的简单劳动中渡过,不过劳动中休息的时候,是大家最放松的时刻,“挖友”中有老有少,背景也各自精彩,说起话来也不会太顾忌,于是聊天的,吹牛的,传小道消息的,甚至讲黄色笑话的,什么都有。开始我还坐在一旁听,慢慢就听不下去了,却发现有一个人坐在离我们大概一丈远的土堆上,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神情专注。我跟别人打听,知道了他的大致情况——出身不好,表现不好,等等,这不是跟我差不多嘛。观察了他几天之后,有天我走到他旁边,问道:

“你画什么呢?”

“我没画什么,我在算题。”

“算题?”这回答出乎我意料之外,那个年代是毛泽东主张读书无用的时代,是知识分子被骂成臭老九的时代,是文盲陈永贵当上副总理的时代,怎么还有人算题,我按捺不住好奇“算什么题啊?”

“噢,那是高等数学里的一道题。”

这更惊异得我几乎不知讲什么才好,我知道他文革开始的时候,只是一名高一学生,这高等数学可是大学才有的啊。我马上跟他聊起来,岂知休息时间有限,刚刚聊了几句,就要干活了。我一边用铁锹铲土一边琢磨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同时用眼瞟向他,他戴一顶旧工人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制服,大概因为他年轻个子又高,他们便让他用十字镐掘地,那是没有点力气干不了的活,只见他抡圆了镐头,一锄便掘下地半尺,周围的人都拄着铁锹向他喝彩,但他表情冷漠。

下班后,我骑车回家,在一群骑车人里面一眼就看到了他,我慢慢将车靠近他,跟他打招呼:

“嘿,你家也住东城啊?”

我注意到他车把上挂着一个非常破旧的书包,里面鼓鼓囊囊的,露出书的边角。我们就这样一路骑车一路聊,聊到我家胡同口便分手。第二天如是这般,再接着聊,大约从那天起,这成了我们的习惯,直到有一天聊到我家胡同口了,却意犹未尽,索性再骑远一点,到故宫外筒子河边,下了车倚着河畔矮墙继续聊,聊我们各自的出身,聊当时的社会,聊听来的小道消息,聊看过的小说,甚至聊当年的政治动向,以至人生,等等。

有天我笑话他挖防空洞太卖力气,说其实你干得再好也没用,上面不会对你改变看法的。他却说,干这点活实在不算什么,当年他在东北兵团农场干的活比这苦多了,早就练出来了。啊,怎么你下了乡还能回来?我是因为千方百计抗拒上山下乡,才被分配到这个工厂的。他笑笑说:

“当时上山下乡逼得很紧,不走不行,我就把家里户口本我的那页拆出来,带在身上去了东北兵团,干了两年就回北京了。”

“呵,我明白了,你走的时候没有像别人那样注销户口,而是把那页户口登记卡带走,回京时还是有北京户口。”

中国的户口政策直到如今依然僵硬如昔,当年若没有北京户口,即使你在北京出生长大,也很难让你重获北京户口。现在有人说搞一个北京户口,比移民国外更难。可见户口对于每一个想留在北京生活的人,是何等重要。

“你可太聪明了,不然,你到今天也回不来。”

“像我们这种家庭背景的人,只能保护自己。其实我也不是怕干力气活儿,怕过苦日子的人,我只是不愿在那里浪费时间。在那边,大家吃住都在一起,连队式管理,除了干活、吃饭,还要开会、学习、念报纸,没有自己的一点时间。你知道,我们现在还算年轻,虽然文革让我们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年龄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夺回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

一席话讲得我心悦诚服,禁不住佩服起他。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4“从我们接触以来,我发现你也是一个求知欲甚强的女子,我们何不一起学习,一起充实自己?你看,我现在自学高等数学和英文,现在广播电台正要开始教授英语,从ABC开始,你不如就从现在开始每天听每天学;另外你说你会弹琴,能不能找个专业老师,正式指导你?”

还没等我回答,他有点犹豫的又再说:

“我当然很愿意跟你聊天,但这实在太浪费时间了,我们的每一分钟都是非常宝贵的,以后改成写信吧,我会写信给你,你也可以写给我。”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所以那次谈话以后,我真的按他所说开始了我的英语学习,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继中断了二十几年的英语教学之后,首次重新开办,时值1971年。同时,我也在音乐学院找了一位老师指导我的钢琴弹奏,每周上课一次。平时练琴、背单词,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我和他还保持着很密切的通信联系,尽管我们两家的距离,骑车只要15分钟即到。

至于通信内容,跟聊天内容差不多,严格来讲那根本不算情书,倒像两个同学的共同探讨。见面嘛,依他所言,为不浪费时间,我们逢五见一次,也就是说每月的5号15号25号见面,其余则以信件代替。

就在那段时间,有天下班大家骑车回家,忽然他骑过来小声跟我说:

“我要跟你说件事。”

看他那紧张的样子,我催他赶紧说,能有什么事呢?

“我爸出事了。”

一听这话,我反而轻松了,那个时代“出事”的几乎每家都有,我父亲从1953年起就被共产党冤枉,早就“出事”了;母亲1968年被揪出来,说是“漏网右派”,又批又斗,一样是“出事”;我周围的朋友类似这种状况的,“出事”的几乎家家都有,这算什么。于是跟他说“出事怕什么?说明你爸跟我爸一样”,他听了不但没有开怀,反而更加心事重重,一字一句地慢慢吐出来:

“唉,我爸若是真的跟你爸一样就好了,他不是出事出在这上面啊。”

“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间谍?特务?偷听敌台?叛国投敌?”我把所有当时黑五类有的罪状全列出来,问他是哪一个?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都不是,看来你连想都没想过。”

我急了“你快说嘛,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他骑着车,特别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缓缓地说:

“他犯了破坏军婚罪,乱搞男女关系,已经被逮捕。”

当时真是吓了我一跳,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份罪名。他马上跟我说:

“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我记得我这样回答的:

“你爸是你爸的事,你是你,只要你不要重蹈覆辙就行了。”这个覆辙之“覆”跟父亲之“父”是同音,我的意思也是让他不要重蹈“父”辙。他彷彿如释重负般,感激并深情地望了我一眼。

这里需要说明他父亲的情况,他父亲1949年前是国民党校级医官,结果共产党进城之后,所有校级以上的国民党军官都要抓进监狱,他父亲就是在那时被投入大狱的,当时只有三十几岁,扔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是长子,还有一个妹妹。他母亲是医院护士,收入不多,十分艰苦地维持着三个人的生活,除此,还要忍受医院同事和邻居的冷落和排斥。

等到十年之后,他父亲终于出狱,一家得以团聚,母亲甚至又生了个小儿子。几年过去,却不想他父亲突然毫无理由的开始怀疑妻子与人有染,虽未至离婚,但从此夫妻关系破裂,推测事情发生时,他父亲在家里得不到家庭温暖,转而跟同间医院一起工作的护士发生恋情,那护士是已婚的,丈夫是军人,常年在外。于是,这两个出于不同原因的寂寞男女,便走到了一起,恋情曝光后,女的因是军属,没事,男的却立刻被扣上破坏军婚的罪名。

男女出轨之事如今已不算什么,但当年北京民情非常保守,甚至还有流氓罪一说,更可以因流氓罪判入狱,一般人对犯事者也都十分鄙视,甚至超过有政治罪的。所以他能够告诉我,那实在是出于对我的信任,更何况得到我的谅解和理解。而他的感情也由此有了某种变化,如果说从互相结识算起,这次他父亲的“出事”,却令我们的关系似乎更进一步深化了。

可能是看小说看多了,我自己也很想尝试什么叫恋爱,但他究竟是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那个人,我还不能肯定。于是有次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谈到我们的关系可否进一步发展,我开玩笑地说,好吧,就算我们做一次试验吧。其实,当年他在我心目中,佩服甚至崇拜的情愫占了大部分,他不但数学、英文靠自学,文学根底也很好,记性更好,常常一出口就是整首古诗,还能写古体诗,他跟人下象棋,无人能赢他,他私下跟我说,他是用数论去下棋的。我当时简直就是崇拜他的智商,反而那种初恋人的狂热和癡缠对我们来讲是没有的,我们甚至看不起那种失去理智的爱情,我们永远都是紧握感情的韁绳,使之不致突放而失控。

只是我随口说出的“试验”二字,后来却令他大发雷霆,这是后话了。

我们保持着逢五见面的约定,平时仅靠书信往来,虽同在一间工厂上班,一起挖防空洞,却装作毫无关系。这是因为当年推行晚婚晚育,男女岁数加在一起要五十岁或以上才准许拍拖,我们两个显然还不够条件,但对于政府的这种要求,我们鄙夷不屑,又不是要结婚,谁管得着我们!

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特殊状况,我都说不清是不是叫做恋爱,在最有热情冲动,情窦初开的年纪,却互相极力克制,我学英文用的是许国璋编的英语教材,那是他借给我的,上面还有他用小字标出来的注解,每次我面对那本书,就激动非常,彷佛他就在我身边鼓励鞭策着我,学起来也特别带劲儿。

只是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他虽然当年被人看不起,处于社会边缘,但他却十分崇拜毛泽东,佩服毛的无限权力,想干嘛就干嘛,更佩服毛的狂妄,其实他自己也很狂,别人给他的外号就是“大牛”,他常常独坐一边,然后用手指在空中画字,说他是在练习毛体字。有时甚至跟别人谈话时,他也可如入无人之境地在空中画字,表面看起来非常自大,但心中的自卑却掩饰不掉。

他家当年住在一座四合院里的西厢房,但他嫌房间小,家人影响他学习,便将四合院原本是厕所的一间小房,改造成为他的书房,那房间只容得一张单人床和一桌一凳,他就在那里面自学高等数学、高等代数跟英文,而我们逢五的约会,也在这个小房间里。虽然这里地处四合院中很隐蔽的的一角,但我们依然没有什么浪漫举止,每次我去,他会先检查我过去十天学过的单词,这令我十分紧张。

十天要记住一百个单词,这是他要求我的,我当时就大叫这怎么可能,他就说一天记住十个单词,那就是平均一个小时记一个单词,这怎么不可能呢?我没话说了,唯有照办,但我的心里压力很大,另方面又觉得他是对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十日不见的那份思念更是难以笔墨形容。我只有努力背好单词,见面“考试”的时候不令他失望才好。

就这样,两个出身黑五类的年轻人,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硬是不愿随波逐流将时间花在谈情说爱上,千方百计为自己制定学习计划,不使时间白白流去。可是,恐怕我们的志向过于“高大”,太不食人间烟火,而我们各自的性格也过于要强,终于爆发一场激烈争吵,结果是我提出与其如此,不如分手,他也同意了。

但我心里总是怀着这样的疑问,是否应该与这样才华横溢的他分手,我的选择对吗?正当我犹豫的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

几天后,他找到我,气急败坏地说“你知道吗,我为了你,自杀了,若不是家人发现救回我一命,我就死了”,我听了觉得他简直是在威胁我,就没好气地说了几句气话,他暴跳如雷,几乎变了另一个人。然后告诉我,当晚他要去我家,把他寄给我的信全部取回。

这里需说明的是,当年我们的通信中情书的成分甚少,而相当多的是议论时局,和对自身难以改变的人生发泄不满,这种内容的书信假若被发现,轻则批判,重则扣一顶不满社会主义现状的帽子,抓进监狱都有可能。

我们当时已来往了四五年,虽逢五见面,但毕竟互相了解得很深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的信任突然荡然无存,竟然怀疑我可能持他给我的信件举报他。我知道他性格执拗,说到做到,故那晚我没有多说什么,就将他所有的信全部还给了他,唯一条件是请他把我给他的信也还给我。然后,他对我说了一番话,令我非常震惊,那神情、态度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他说:“你以为你可以这么容易就离开我?我还记得你很早就说过‘试验’的话,你就是拿我做试验是吧?你想玩弄男性,告诉你,没那么容易!我明天就跟你结婚,你若耍我,你等着瞧吧,我不会让你那么痛快的死,那太容易了,我要用镪水毁你的容,让你死也死不成,活也活得难受,你看着办吧。”

看着他涨红的脸,脖子上的青筋暴突,我不能相信面前的这个人竟然是几年来日思夜想的他,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跟他吵,何况父母已经睡下了,我只能这样回答他“我考虑考虑吧”,以此试图平息他的怒气,也藉此拖延时间,最后,他终于拿着那一大袋他的信件离开了我家。

那晚我一夜无眠。

他真是让我震惊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出身于被人鄙视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先是因国民党问题入狱,后又因男女问题入狱,心态自卑也就罢了,遇到失恋的事情竟可以死相逼,以伤害对方相逼,得不到你,就要毁了你,这太可怕了。几天前的犹豫马上变得坚定不移,我绝对不会屈服于他。跟家人商量之后,我决定暂时避开他,住到一朋友家,并跟工厂请了长假。过了几天,他又给我写信,信中充满悔意,说他“爱之深,恨之切”,让我原谅,云云。但一切都晚了,而且“爱之深”,为何就要导致“恨之切”呢?他真是一下子就把我心中对他的那份佩服、崇拜及爱意全部摧毁了。

他看我避而不见,便一封封信寄到我家,我一直保持沉默,不想回信,也不想听他再解释什么。不久却听到这样的情况,他分别找到我的朋友和老师,跟他们表明他是我男朋友,更将我们之间仅有的几次亲暱行为告诉他们,目的是想令他们鄙视我,羞辱我。想不到的是朋友和老师不仅对我实情相告,并警告我:这种人,不要再理他了。

自此,我不再跟他有任何联络,即使他有事跟我说,也要通过我们中间的一位朋友传达。

这是七十年代发生在北京的事,两个当时被认为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男女,在特殊情况下相识,走过一段“畸恋”,最后竟然是如此结果,令人感叹。我想说的是,在当时的年代,即便身不由己被社会边缘化,但在一些人内心中以暴虐手段解决问题,却是与当局的专政行为不谋而合,那种社会暴力是潜移默化的,尽管你智商可能会很高,但心态及行为却脱不开“狼奶”的哺育。

他后来报考大学,第一年因出身问题被拒,第二年他索性跳过大学,直接报读研究生,被成功录取(数学专业)。1980年当我去香港几个月后,他也出国了,去美国一所大学教高等数学,同时进修电脑专业,几年后取得电脑硕士学位,后来从商。

我们都各自出国后,他又再给我(当时在香港)写信,希望恢复联系,于是我们又再通了几十封信,但终因观念不同,结束了这段带有时代痕迹的孽缘。

(2014年5月)

文学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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