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石贝回忆录序

认识石贝,二十多年了,但只是在拜读了她的这部书稿,我才真正了解她。石贝1980年从大陆移居香港,比我早一点。初到贵境,香港那些豆腐块式的报纸专栏,是我们几乎每天的必读,因此,知道《明报》有一个专栏作家石贝。有一天,去《明报》办事,有人指给我说,那位就是石贝。只见一位打扮很斯文的小姐,匆匆而过。听说她还是金庸的秘书。中英文都好。

之后,大家同行,熟悉了一些,知道她名叫欧阳碧。后来,大约是香港回归前后,听说她移民加拿大,和在温哥华的前辈许行先生常来往。这时我已经深深地陷落在杂志的苦役之中。记得她曾写文章批评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有同感,她提到文革中“黑五类”的生活。后来开放杂志也发表过她回忆知青年代的文章。最近,看了她回忆父亲的这本书,才知道她和她的家庭,在大陆遭遇的苦难。虽然只有几万字的文章,但故事非常沉痛。我在香港经营杂志和出版社,小本生意,却有一个观察大千世界的机会,面对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共上台以来,多少悲欢离合,多少家破人亡的故事,心都被磨得快麻木了。但石贝和她父亲的不幸,仍然使我感动,难以自已。

石贝的父亲欧阳静戈,广东新会人,1911年辛亥革命同年出生于香港。在广州学医,918事变后,考取军医资格,为国效力。1938年抗日战争开始,和太太决心到上海行医。适逢国人肺痨流行,乃投入医疗,出任两家肺病医院院长、防痨协会总干事,1947年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处深造,1949年以对新政府的期待,留在上海继续防痨服务。1950年父母作为名医,被邀请出席北京全国中华医学会首次会议。1951年应邀举家迁往北京,任民航总局之民升医院院长。)

从1953年三反运动开始,欧阳大夫厄运临头,直到去世,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批斗,下放劳改,度过淒风苦雨的后半生。三反竟然将这样一位捐献进口X光机、为民治痨的名医诬为贪污的“大老虎”,被迫自杀,未遂,押回上海对质,无罪,却被撤职,禁止做外科手术。1957年反右运动,又被领导诱骗发言,声泪俱下批评中共虐待知识分子,被打成“极右分子”。第二次自杀,被救活。工资连降五级,赶出北京,到滦平、承德医院改造,包括扫厕所的侮辱。文革的恐怖专政中,欧阳大夫又是对象,第三次自杀,可以想像,他是怎样的死去活来。

这样一位名医的命运,使我想起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书中描述的潘光旦教授概括自己在共产党治下的命运是四个S——即投降、屈服、活命与灭亡的英文字(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著名的社会学家、留学哥大的潘光旦是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文革中被迫趴在地上拔草,接受惩罚,一年后冤死。那个时代,多少人受不了一次次运动的屈辱和折磨自杀而死,多少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奔赴死亡,九死一生——中国为什么没有一部“自杀史”啊?欧阳大夫三死而忍辱偷生,恐怕他的爱女石贝也难以探测父亲内心的痛苦与悔恨于万一!

但是,石贝在这本书中,为我们记录了一个罕见的启示,可以窥视这位悲剧人物内心的一角,那就是她父亲留下的五份针灸手稿。那是一位忠诚的医生在漫漫长夜中恪守人道主义职业操守的证明。欧阳大夫在1953年幸免于三反运动的灭顶之灾,深知已经从新中国的科技精英坠入“人民的敌人”,正当盛年(42岁),他不甘沉沦。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个新的专业跑道——自学针灸。西方医学教育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使他几乎是点石成金地成为现代针灸学的先锋。他1954年的第一份报告,便宣称针灸可以进入医院的临床治疗。他借用西医的解剖学,准确找到穴位,是将西医和中医针灸相结合的第一人。

欧阳大夫的针灸疗效彰显,卓然成家。在北京时,费孝通教授、画家吴作人、齐白石、副市长吴晗都是他的针灸受益者,齐白石曾赠画致谢,吴晗送过一个手风琴。在滦平、承德,以待罪之身为乡亲父老看病扎针,远近闻名,求医者应接不暇。不仅施针灸于他的专长肺结核治疗,更遍及阑尾炎、脑溢血、聋哑人等疑难病症,当中风病人走着回家,哑巴到处说医生好话时,欧阳大夫成为当地有口皆碑的“神医”。年幼的石贝1962年去探望父亲,竟不明白为什么街上那么多人,都和父亲热情招呼。成年之后,她才明白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赤诚、坚忍、坦荡和无私”换来的尊重——她将这本书题名为《一片冰心在玉壶》。

石贝说,父亲喜爱音乐,善弹曼陀铃。他百弹不厌的曲子是《Home Sweet Home》,寄托了他有家不能归的孤苦心情。《可爱的家》这首美国开拓时期的民歌已经传遍世界,中国也一度流传:

我的家庭真可爱,幸福又安详,
无论我在哪里,都怀念我的家,
好像上天降临的声音,向我亲切召唤,
我走遍天涯海角,总想念我的家。

但是,到了毛语录歌肆虐的年代,已经没有人再敢唱,也没有人再敢奢望“天下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可以躲避铺天盖地的红色风暴。石贝悲痛地写道:“共产党的狠毒”,不仅在于对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实行政治迫害,还“将他们驱逐出京城,分裂他们的家庭,连基本的人伦之情都被强行夺去。”石贝真切而坦诚地记录了她的少女时代所亲历的,她的家庭的毁灭——是这本书最感人的部分。

石贝后来曾经设想,假使她父母当年不是为了报国救人而留在香港,她会有一个多么幸福而温馨的家啊。父母都是医生,在上海期间,生活事业也相当安稳,有成就,有尊严。但是到了北京之后,尤其是一个反右运动,近亲家人六人打成右派,母亲一言未发,也因父亲“极右”而划成“中右分子”,被空军后勤医院扫地出门,一位资深的小儿科兼妇科医生,处处医院都不敢接受,只能在一个幼儿园医务室栖身。而四个孩子都在读书。

父亲遭遇不测,家庭经济困窘。从母亲到哥哥姐姐面对的最大压力是“和父亲划清界限”。父母感情变得冷淡,父亲被流放十七年,母亲没有去探望一次。当父亲在外地文革中传来自杀的消息,母亲的反应是:

“你爸就是这样不负责任,一受不了就要自杀,他死了倒轻松,我们呢?我们揹了他这么多年的右派家属包袱,已经够瞧的了,这回他真要死了,那压力还不是我们来受?”

和母亲相依为命还在念中学的石贝,描述“那天晚上,饭菜在桌上放凉了,我们谁都不想举筷,昏黄的灯光笼罩着一屋的沉闷,我的泪水一再涌出,我不想在母亲面前掉泪,惹她伤心。”今天的中学生啊,你们能够想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怎样无情的世界啊!

人们常说,家庭是一个男子汉的避风港,当你在商场、政坛、事业乃至旅途遭逢失败和意外时,家庭的温暖总能给你慰藉和补偿。但是,共产党的革命连这条最后的出路也完全封杀、堵死。就是要让你“众叛亲离”、生不如死。(李志绥回忆录记载,毛在发动文革时跟他闲谈:“这次恐怕又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学者丁抒研判文革初期有10-20万人死于自杀。)无疑,“走投无路”是自杀的重要原因。著名作家老舍之死就是因为被社会抛弃,又被家人抛弃,万念俱灰而投湖自尽。

石贝是家中最年幼的成员,在出身歧视中长大,思想相对单纯,反叛意识萌生。天然的亲情成为她和苦命的父亲之间割不断的纽带。她回忆文革时,只有她和母亲留在家中,天天提心吊胆怕红卫兵来抄家。她的思念,她的悲情,都寄托在下放承德的父亲身上:

“自我懂得写字,承德二字就被不计其数地写在信封上。承德即父亲,父亲即承德。像是一条无形的脉管一样,在承德和北京我家之间,流了二十多年的血、泪、情、爱。直到今天,看到承德二字,都会有一种特别感触,触动内心深处的伤痛。”

她的智慧和情商伴随父亲的苦难一道成长,对父爱的向往,和她抗拒知青下乡一样,是她在文革逆境中启蒙和成熟的标志。她以女孩子的一点小聪明,就矇过了军代表,让在劳改中受伤的父亲回到北京。又为父亲户口迁回北京,和皇城的官僚们打了一场长期的“抗战”。最后,也是她,为了家人说服父亲写右派改正的“申请报告”,父亲原是坚拒申请的,非常鄙夷当局这种做法,看不起有些右派对共产党感恩戴德。

欧阳大夫1978年以大面积心肌梗死而辞世,终年67岁。母亲在悲痛中对石贝说,你爸走了,这个家就只有我们俩了。两位姐姐一个哥哥在外地工作,他们回来和父亲作了告别,以前他们为了个人的进步和前途,一直和父亲“划清界限”,甚至每年父亲回家探亲一个星期,他们要待在学校不回家,避免和父亲见面。二姐后来深感悔悟地对石贝说,她是一个不孝的女儿。石贝谅解家人对父亲的疏远,她知道这都是所谓阶级斗争,公开号召消灭“人性论”,企图把人变成狼的后果。——而实际上,这种罪恶的政策,不仅毁掉欧阳的家庭,导致无法数计的亲情撕裂、家破人亡,悲剧的后遗症蔓延无穷。

父亲疼爱的小女儿伴陪他度过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北京户口,在去世前一个星期才办好,四人帮倒台,他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欧阳大夫给女儿留下的遗言是,他已经到了生老病死的最后阶段,“我根本不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他对女儿说,“总有一天,你会去香港的。”父亲过世两年,石贝继母亲之后,带着伤痕累累的青春记忆和父亲有关针灸的遗稿,来到父亲的出生地香港,寻找新的生活。

现在,欧阳静戈医生的一代,已经消失在历史中,“黑二代”们也渐渐年华老去,但是民族的曙光还没有升起。我们期待幸存者和石贝一样,为历史留下一页见证,总有一天,这些文字会变成国民教材和艺术家的灵感,诉说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多么黑暗和悲惨的时代。

(2013年1月16日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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