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yanok莫言在法广录音间                                          rfi

作者 艾米

莫言在2012年获诺贝尔奖之后,有人批评他是中国体制内的作家,不应该获奖,莫言本人如何看待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诺贝尔奖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变化,莫言在接受法广专访时就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

莫言:我想政治和文学永远也不可能分开,但是一个好的作家不会满足于自己的作品和政治一样大,并不是说想通过文学的手段来描写政治和展示政治,而政治只是文学描写的一种背景。好的作家的作品是几步脱离政治但是又高于政治,是写人的,属于全人类的。

法广:当您的作品《丰乳肥臀》出版以后,也受到不少的压力,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反党的作品,当时这些评论对您是否造成伤害?

莫言:这种情况当时确实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作品的误解,因为我觉得《丰乳肥臀》这本书,我的最大的勇敢就表现在我是站在一个超阶级的立场上,小说描写了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也描写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是把他们当人来写的。

而过去一些涉及到战争的作品往往是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中国大陆的作家把共产党写成神,把国民党写成鬼,而台湾的一些作家,我在50,60年 代也看过他们的一些作品,他们是反过来,是把国军写成神,把共军写成鬼,进行丑化。所以我觉得客观公正的描写就是要站在超越阶级和政党的基础上,从人的观点,从人性的角度对这段历史进行描写,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良心指引导致的结果。

当时我还在军队里面,军队里的一些老作家当然不会同意我的这种写 法,所以就写文章进行批评,这一点我也理解他们,但是我不认同他们,后来我就想我还是转业,离开部队比较合适。

后来我就去《检察日报》做记者,但是也不是第一线的记者,因为我们的报社里有一个影视部,这是一个专门负责拍摄电视剧和纪录片的一个部门,我在里面做过编剧,艺术监督,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法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会给您带来一些批评的声音,您如何看待这些声音?

莫言:刚开始对一些别有用心,不切实际的批评我当然也会很不高兴,后来我就理解了,我觉得这完全是正常的。因为诺贝尔奖这个荣誉多数人都想得到,有些人觉得他们比我优秀,比我更加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但是没有得到,我得到了,所以恼羞成怒,我可以理解,也很同情他们。

法广:您在获奖感言上最后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讲你小时候和班级去参加一个活动,同学们都哭了,只有一个没有哭,后来这个小朋友受到批评,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莫言:这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一种现实,就是不允许别人不一样,而且这也变成了一种自觉,大家都千方百计和别人一样,包括穿衣服,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时候,有谁敢在穿衣服方面标新立异?所以我就讲了这个我上小学的时候发生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去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那里面描述了地主对贫农残酷的迫害,有一个同学好像很惊愕,但他没有哭,后来我就告诉老师,老师说实际上来告他状的不止我一个,有好几十个同学都来告这个姓方的同学的状。

2007年的时候,听我父亲讲这个同学去世了,我就想起来少年时期发生的这件事情,由此我就反思这件事情,即使是到了现在这样比较开化的时代,头脑中是否还会有这种想法,当自己悲痛,流眼泪的时候,是不是看到别人没有流眼泪会感到不高兴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多数人对别人的这种绑架是很可怕的。有时候会站在道德的高地上逼着别人表态,逼着别人符合自己的观点,一旦别人保持了某种程度的沉默,就会立刻对这个人展开攻击了,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的人可以拔拔刀相助,做出上天入地的英雄行为,有的人就是埋头耕种,苦的泪流满面,捶胸顿足,而有的人是在冷眼旁观。我想在没有违反法律,没有伤害别人的情况下,跟别人不一样的表现也是应该可以允许的。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部队里在宣传科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副参谋长,一个级别很高的老领导,他实际上是去找我们的科长,他推开门一看科长没在,就说“哦,没人!”,我当然十分清楚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说,他想找的人不在,他并不是说目中无人,不把我当人看,但是我就按照这种表面上的合理性去反击他,说:“难道我不是人吗?”最后把他憋的满脸通红,一声不吭就走了。

我明明知道他的本意并不是要蔑视我,要侮辱我,我又何必要让别人下不了台呢?我就借这个故事表现我对领导,哪怕是比我级别高的领导也 敢于针锋相对,敢于反抗。年轻时候我觉得这是值得骄傲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长官,同时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同时他是一个 人,我没有必要在知道别人本意的情况下,故意伤害,让别人下不了台。所以我就表达了我的忏悔,这恰好是我精神虚弱的表现,真正的强者是没有必要针锋相对的,真正的强者会有好多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宽容。宽容是最大的勇敢。

法广:第三个故事讲的是八个人在一个破庙里,结局十分出人预料……

莫言:这是 我爷爷当年讲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群泥瓦匠去帮别人干活,中途遇到了暴风骤雨,然后他们就躲到一个破庙里去避雨,这个时候外面是电闪雷鸣,按照民间的 法,打雷是雷公要劈人,所有的人都吓坏了,他们就说八个人中必有一个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雷公今天是要把他劈死,不能因为一个人让大家手牵连,所以就想了一 个办法,说打开庙门,把斗笠往外扔,谁干了坏事,斗笠就会被风吹走,结果有个人的斗笠被风吹走了,但是他们刚把这个人扔出去,这个破庙就哗地一声垮了。

后来一个研究《聊斋志异》的专家也告诉我,聊斋上也有类似的故事。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就是想说,有时候大家多数人未必真的占据了真理,不知道这样一种把别人判处死刑的做法本身也是一种犯罪。

法广: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莫言这个笔名的?

莫言:从写作之初,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就用莫言这个笔名。

法广:您曾说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是“色胆包天,狗胆包天”,但是在生活中却是一个“可怜虫”,能不能说您在写作时是莫言,生活中是管谟业?这两个人的关系如何?

莫言:这两 个人当然是有矛盾的,但是也是统一的。写作的时候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写作的时候是进入了一种创造的世界,写作的时候作家的情感和思想是和作品里的人 物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写作的过程中,作家的魂灵经常就会寄托在他写的小说里的人物身上,我就是说我时而是好人,时而是坏人,时而是男人,时而是女人,这样才能使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生命力,但是一旦脱离写作状态,回到生活中,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一个人到了生活里依然不忘记自己的诗人和作家的身份,就是一个神经病了,老婆也会用棍子把他打出去的,所以在生活中我还是做该做的事情,在和人交往的过程中还是要遵循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仁义,理智性这些 基本的准则,当然我的小说里可以写地皮流氓,无法无天,毫无良心,毫无廉耻,但是在生活中我当然不能这样做,我还是要做一个我认为的好人了。

法广:诺贝尔文学奖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

莫言:诺贝 尔文学奖表面上看,让我成了名人,过去有好多人不认识我,过去又还多人跟我毫无交往,现在也都说跟我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也有人想通过我获奖者的身份达到自 己的目的,让我帮他们办一些事情,也有一些学校,一些单位邀请我去做演讲,担任客座老师。这些都是表面的变化,我的内心还是非常坚定的。我在瑞典接受记者 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八个字,当一个记者问我当时的心情如何时,我说我是“心如巨石,风吹不动“,就是说我做人的基本观念不会因为我的了诺贝尔文学奖发生动 摇,基本的原则和信仰也不会因为成为诺奖的获得者而发生改变,做人的基本准则也不会因为,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而忘乎所以,飘飘然做出一些令人耻笑的事 情来。

法广:能不能披露一下下一部作品?

莫言:我的抽屉里有好几部已经开了头的作品,有话剧已经写了三分之一,有一部京剧也写了一个开头,有一部短篇,还有一些长篇故事也都已经构思的相当成熟。

法广:期待您的新作品问世。

感谢莫言接受法广专访。

来源: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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