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发布会现场 独立中文笔会
旅居德国的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秘书长潘永忠先生所著新书《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在台湾出版，引发了对中国新闻媒体业发展的普遍关注。潘永忠先生在这部新书中，详尽地阐述了自古以来，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变迁。特别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以来的巨大变化。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潘永忠先生介绍一下中共建国之初，传媒业的发展历程。
法广：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之后，对新闻媒体采取的第一个举措是什么？
潘永忠：俗语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共政府依靠“枪杆子”和“笔杆子”取得天下，新政府颁布的《共同纲领》与第一部《宪法》，都写入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但政府并未颁发相关的《出版法》、《新闻法》等，作为言论、出版自由的具体保障措施。
新政府的措施：
1、中共政府对宣传领域的全面管控。1949年中共建政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新政府首先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群众政治动员网络机制和渠道 宣传网制度。这个网不是今天的英特网络概念，而是自上而下的宣传机构和系统，落实党委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
2、保证执政党的宣传媒体一个管道，一种声音。两年之内，结束和关闭所有的私营通讯社、报刊杂志社等，将新闻出版业纳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国营企事业，组织机构体系上形成了党领导下的统一新闻媒体体系。四年之内，结束和关闭私营出版社。客观上堵住了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管道。说一个数字，1949年前，上海报纸有《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前线日报》、《东南日报》、《新闻天地》等，这一时期报纸多达70余种（其中日报27种、外文报纸13种），还有大量的“方型周刊”，甚至多达100余种。这些报社、杂志社均以私营为主。经过中共新政府整顿后，上海的报纸、杂志统统归官方办理，仅剩15种。
法广：请就中国结束私营新闻传媒的深层原因谈谈您的看法。
潘永忠：延安时期，共产党批判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但中共执政后，依葫芦画瓢，甚至还不如国民党政府。究其原因有如中共元老陈云所表述的：“国民党统治时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法广：您如何解读毛泽东曾经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张？随后发生的反右运动对中国新闻传媒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潘永忠：只能简单来说，首先应该知道毛泽东这人太自信，且相信经验。中共在延安经历了一次党内整风运动，1941年5月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党史的评价中，将延安整风运动拔得很高，称之为中共组织改造，组织建设上的伟大创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后来的国共决战，及至中共取得天下，一统江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共执政后，毛泽东再次心血来潮，向社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帮助中共开展党内整风运动。重走延安整风运动的旧模式，希望通过整风提高组织和队伍建设，开始新的征程。
毛泽东是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自己作为党国之尊的地位不保。他知道最危险的是内部的腐化。郭沫若在延安时期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说的是李自成覆灭的历史。早在进北京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强调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这就有了那次开门整风运动。
毛泽东没有估计到，运动一展开，社会各界的建言和批评超出了中共的预定设想，中共受不了。比如有人提出“实行‘两院制’，搞‘政治设计院’”；还有人提出“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成绩，要求鼓励申诉和纠错”；甚至质疑中共一党独大的专制体制等。
面对这些激烈的批评和民主诉求，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惊愕了，意识到这将危及中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随即展开“反右运动”，据官方统计，被戴帽的“右派分子”计55万，而实际人数高达317万余。
因言而获罪，惩戒了一大批人，警示了整体国人，言论自由客观上被完全取缔了。“五七反右”，彻底堵塞了中国言论自由的环境和空间。
法广：50年多后的今天，反思历史，您认为中国民众应从反右运动中得到怎样的启迪？
潘永忠；当代文明的一条定理：一个健康的政权，需要有制约有平衡，民主国家的制约与平衡，是通过议会、反对党、新闻媒体、民间团体等来落实和实施。
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人大、民主党派、新闻媒体、民间团体等，均受到中共的一元化领导。这个国家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依然处在专制独裁淫威下，反右运动的残酷斗争温床始终存在，言论出版依然禁锢，对普通民众来说，吃一堑长一智，最直接的启迪和简捷的经验是：“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三缄其口，闭上你的嘴。”而对海内外中国民运人士来说，就是一如既往，坚持推动和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早日实现宪政民主制度，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样反右运动的噩梦才不会重现。
作者 法广 播放日期 03-08-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