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为龙应台北大演讲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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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台湾作家龙应台应邀在北京大学纪念讲堂发表演讲,她说她真诚地拥有一个“中国梦”,这个梦希望中国的崛起不是来自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富强,因为这样的大国“很危险”;她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龙应台指出,她看一座城市的文明尺度是,这座城市怎么对待精神病患、对待民工、盲流;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也有很清晰的尺度,就是国家怎么对待弱势群体、怎么包容不同意见、怎么对待“异议人士”,也包括多数怎么对待少数,“当然也包括13亿人怎么对待2300万人”。最后她引用80年代《野火集》出版后,离开台湾去欧洲前留下的一句话:“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深怕带来什么后果,但我有梦,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讲我们想说的话,我们的下一代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龙应台的这次演讲,赢得了台下听众如雷的掌声。远在万里之外的我,也不禁为龙应台高声叫好。

读龙应台演讲,使我想起30年前我在北大办公楼礼堂的竞选演说,题目是言论自由。基本内容是依据我在民主墙时期发表的文章《论言论自由》。在结尾处,我讲到:我们的理想是:通过我们顽强不懈的努力,让言论自由的原则真正深入人心,在中国扎下根来,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他们能自由地想、自由地说、自由地写作。那时,他们可能会奇怪,怎么还会有这种时代,单单是说了几句话就招来杀身之祸?

恐惧社会和自由社会是根本对立的。什么是自由社会?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就是自由社会。我赞成夏兰斯基的说法:“如果人们拥有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权利,并免于被逮捕、监禁或者身体伤害的恐惧,那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诚然,有言论自由不等于就有一切。但正如夏兰斯基所说,只要持有异议成为可能,我们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时就将会是安全的。那么,怎样确定一个社会有没有言论自由呢?夏兰斯基提出“城镇广场测试”:如果一个人可以走到城镇广场中央表达他或她的观点而免于被逮捕、监禁或身体伤害的恐惧,那么这就是一个自由社会。否则就是一个恐惧社会。这个测试标准很妙:简单、明晰,很有说服力,很容易操作或者说很容易想像。

30年过去了,言论自由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实现。但是我们并不灰心,并不沮丧。因为我们看到,30年来,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包括今天,它又在北大讲堂回响。

在这里,我愿意再次重申坚持言论自由原则的伟大意义。首先,言论自由的原则是如此正确,如此正义,即便是那些专制统治者也不敢公开拒绝公开反对,这就使得他们在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不得不处于劣势,处于守势,而且必然会节节败退。其次,言论自由原则又是如此简单,如此清晰,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正确领会和把握。另外,言论自由原则对最大多数人具有最大的说服力,它不像有些更激烈的主张,可能会引起一些人不无道理的疑虑,特别是关于社会稳定的担忧。没有人相信有了言论自由就会天下大乱。换言之,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我们最有可能形成最广泛的共识。再有,明确地公开地坚持言论自由原则,并不需要过人的勇气,这就能让更多的人,包括那些素来谨慎小心的人也参加到抵制强权,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中来,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而又温和的压力。

正象龙应台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的崛起,仅仅是来自于军事力量和经济富强,那是很危险的。我们需要的大国崛起,必须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而文明的尺度就表现在正义,包容,免于恐惧。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重大的选择,何去何从,取决于我们的努力。

2010年8月5日

来源:Radio Free Asia (RFA)《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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