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从莫言看体制

Share on Google+

9月16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审查制度对作家而言是创新的激励;作家会因审查制度的存在而更有动力去挑战禁区。莫言解释道,他这样说并非为审查制度辩护,也不是说这些禁忌的存在能促成好作品的诞生,但他表示历史就是如此,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莫言这番话并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作家说:“不要妄想去砸碎脚镣,现在就看谁能戴着脚镣跳舞跳得更好。”

索尔仁尼琴一语破的:“鱼群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过去。”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作家们都以钻过网眼为能事为满足,那么,审查制度岂不是就可以万岁万万岁了吗?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人中有争议,在西方人中也有争议。不久前,莫言的代表作《蛙》被翻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主流媒体给予很高的评价。《南德意志报》一篇书评中指出:《蛙》让读者震动,鉴于该作品所透出的强烈批判精神,西方读者们会很费解,作者何以被认为是典型的“体制内作家”。

其实,把莫言归类为典型的体制内作家一点也不费解:

第一,莫言不仅是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成员,而且是全国作协的副主席。要知道,中国作协并非民间社团,而是国家正部级单位,中国作协主席为正部级官员。

第二,莫言的作品都是由官办出版社出版的,例如《生死疲劳》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第三,莫言多次获得官方的文学大奖,例如《蛙》获得了2011年的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是中国作协设立的长篇小说奖,是当今中国官方最高文学荣誉之一。

既然莫言一直在体制内发表作品,而体制又给予了莫言如此高的地位和荣誉,怎么能说莫言不算典型的体制内作家呢?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莫言的作品确实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尽管对其批判精神的强弱深浅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莫言的作品确实具有批判精神,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如此说来,真正让人费解的问题,并不是莫言何以被认为是典型的体制内作家,而是今日的中国体制何以会让莫言这样的作家成为它的典型。

说来也很简单。莫言的作品固然不无批判性,且不说其批判性有限,更重要的是,莫言一直在体制内活动。莫言总是把自己的作品交由官方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如果有内容通不过审查,或者修改,或者等待,决不拿到境外发表出版。另外就是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包括平时避免和敏感人士往来,一般不接受境外媒体、尤其是那些有“敌对势力”之嫌的媒体采访,不参加任何非官方发起的签名活动,更不参加任何街头运动,等等。简而言之,莫言并不力图超越体制的束缚,更不公开挑战体制。莫言完全符合当今体制对作家的要求,因此成为体制内作家的典型。

毕竟,今日中国已经不是毛时代。在经历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以及苏东巨变后,当局发现,它那套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因此,像毛时代那样高度统一人们的思想,严格压制一切批评的声音,已经不再可能,同时也不再必要。因为在今天,当局在维护自身权力时可以直接诉诸暴力,不需要再假借意识形态的名义。

在今日中国,当局对思想的控制尺度比以前宽多了。在今日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和作家可以享有不但远比毛时代更为广阔,甚至比“八九”之前也更大的学术与创作空间;只要你不签名不上街,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越党划定的雷池一步,或者是偶尔有些出格的言行,但肯听招呼,组织上一说就缩回去——这也就够了。

需要说明的是,绝大部分体制内的学者作家之所以不肯超越体制的限制,乃是出于恐惧,故而情有可原。但也有一些人是安于现状,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人助纣为虐。

作为中国本土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享有比其他作家大得多的话语权。他可以说出很多别人不敢说出的话而当局拿他无可奈何。遗憾的是,除了在获奖之初回答外媒提问时,莫言为刘晓波说了一句公道话,以后他就对这类问题再也没有吭声了,甚至还讲过一些为当局辩护的话,这不能不令人失望。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严酷最广泛的文字狱。倘若我们不能在我们手中结束以言治罪,争得真正的言论自由,那已然是奇耻大辱。面对暴政,有人居然还心安理得,踌躇满志,那么,不论他们在学术上创作上取得何等成就,也不足以掩盖其灵魂的卑劣。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第116期(2013年10月18日—10月31日)2013年10月18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阅读次数:987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