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期）发表了林蕴晖先生的大作：《1950年代初关于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林先生把那些故事娓娓道来，使我们复有置身其间之感。这些当时发生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争论，不仅涉及所谓“劳动致富”，也不仅限于“农村问题”。我以为，它们正是解答“革命转变”（或曰“新民主主义何以放弃”），这一个重大问题所不能回避的。其中，在解读毛泽东的想法时，林先生引用了杜润生的一段回忆（页290）。这段内容特别关键，虽然一向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一是《杜润生自述》发表得晚一些（2005年，人民出版社），二是有关段落存在若干删节。我因帮助杜老做过一些文字工作，对“内情”有所了解，手里也保留有一部“原稿”，因此能斗胆转述如下（文字略有删节，对比参阅《杜润生自述》31页前后）：
1953年1月与毛泽东会面，从中南海出来后，在汽车上杜润生与邓子恢有一段对话，杜润生说：
我的看法是，山西提出试办合作社是可以的。他们说动摇私有制，客观上也有可能，这一点，山西省委已做了说明，不过全中国那么大的社会，办几个合作社也起不了那么大作用；第二，农村两极分化……在现有条件下，还没有到来……把农村分化描述得太厉害，不合实际。少奇同志对山西试验合作社说是空想社会主义，也未免提得太高。他是主张先工业化而后有农业生产社会化的（按：这恐怕也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我还说，这些都是次要问题，最重要的是毛主席说的手工业工场。毛的意见是先改变所有制，然后发展生产。针对的是刘少奇的先有机械化然后才有集体化的思想。我的意见是∶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工业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可以搞流水作业，因为工业有个厂房，有块土地，就可把大家聚集在一块生产。农业在广大的土地上生产，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太阳集聚在一块土地上，对劳动者也不能直接监督管理。如果土地收益多少和农民利益关联很薄弱，农民不自觉，就会磨洋工，造成减产。农业还有个季节性，有的农活要靠众人动手抢季节，哪个农民也不能只会锄地，不会收割，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上分工，不能你锄草，我闲着。都得学会全套农活，没有那种流水作业（按：至今不少学者仍以此一段话，即农业跟工业的不同，来解读杜的有关思想）。
记得我讲了这些话后，邓老让我写个报告。此后和陈伯达说起此事，那时候陈伯达是毛泽东的大秘书，帮他读原著，发现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自述》印成“工厂手工业”，有误）。他说，手工工场是马克思说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毛主席所以强调办手工合作社，是可以不等工业化、机械化，不等外国援助，自力更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他还说，马克思主张“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我说：这不是“劳动营”了么？他觉得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不尊重马克思，反对毛主席。当下他很不高兴。
在人民出版社的版本里，“劳动营”一句，是见不到了。
1998年在广东西樵通稿的时候，杜老已经预见到“劳动营”可能难于发表，打算主动删去这几个字。我觉得它太重要了，是画龙点睛之笔。杜老遂对我说，将来你找机会把它补上吧！现在，我终于可以告慰他老人家了。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杜润生的这段话非常重要，是他思想的精华。弄明白这一思想，就可以解释中国集体化历史里，几乎所有那些重大的问题了（否则便不可能）。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农业工作不好监督，监督再好，劳动者一样可以有“反行为”（杜老所说农民磨洋工，以及工人控制劳动进度、产出残次品等，皆是），而且比较起来，工厂更甚（这些可都是当日的“盲点”）。
谈“革命转变”（即“放弃新民主主义”而开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不能不联系国际因素，联系其中重要的一环：“一边倒”，还有之前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战略转变。这些并不能理解为纯客观的，它有主观性的一面，它们又不是纯被动的，而有主动性的一面。此后直到抗美援朝，都有中共主动的、从自身考虑出发的因素，这正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
毛似乎也尝到了“甜头”（参见《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期布朗的文章，以及高王凌关于抗美援朝的系列博客，如第九篇《姜还是老的辣》）。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人发现，他似乎也是越来越“左”，越来越“教条”，越来越“斯大林化”了。现在看来，不止如此，在毛泽东的心里，还有一套“原教旨主义”的东西，在内心里感到“骄傲”的，这就是陈伯达所说的农业方面的“劳动产业军”。它在苏联也未曾实行，如果能够在中国实验成功，岂不就可以超过苏联，而回到马克思了？
“农业产业军”的典型表现，就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参见王燕妮《大跃进的ABC》，Eating Bitterness，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2011）。为此，1958年底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特别加写了一段话，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建立“农业产业军”（在西樵山，我即遵嘱特别带上了这批材料；可惜的是，这一段话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显然，这正是毛在中国农村集体化问题上一以贯之的一个重大想法。
什么是“农业产业军”呢？这在经典著作中很少进一步的解释。在《共产党宣言》里也仅仅说：革命成功以后，“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第八）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6，页272）。
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产业军”，一个“信口而来”的“劳动营”，岂不是一付“绝对儿”？好好琢磨琢磨这“针锋相对”的两句话吧，它指的正是同一件事，恰是解开“谜底”的一把钥匙。尽管杜润生当时并未想得太多（许多事情都是在实践中一步步展开的），可是在我看来，这才是他思想中精华的精华，特别值得重视。
也许，今天我们就可以说，1950年代初（至迟在1951年），毛泽东想的就是如何组织农业的“产业军”了，——我们曾经一再表示，毛这时考虑的并不是“经济”（如所谓“工业化”、“发展战略”云云），而是“革命”（他的“革命”），——所以他不能同意刘少奇的想法，如等待多少多少年，或具有什么条件以后，再进行集体化，更不要等到哪天“两极分化”以后，再重新组织队伍，发起反对“新富农”的斗争。他要的是，遵照《共产党宣言》的教导，当下，就“提前一步”，把“农业产业军”先“组织起来”。
“提前动手”，是当年我们在杜润老领导的研究小组，读这段史料时的最大感受（关于研究小组，参见高王凌《评说发展组》，《领导者》2011：6）。比如，东北问题出现在1950年，山西是1951年，这时候全国的土地改革才刚刚开始，怎么就要“集体化”了呢？
不止如此，我的另一个感觉是，一旦开始动手，所有的东西都会触动，哪怕只是一点点（如杜润生所说山西的试办），就会形成一种新的“不三不四”的局面，原有的新民主主义那套就“保不住”了，比如“私有产权”、“雇工”、“劳动致富”等等。最终问题就出现了：“新民主主义，还要不要”？
而且，一旦“提前”，就一定会“加速度”。
秦兆阳在他的小说《在田野上前进》中，就写出了合作化运动要么不做，要做则必然加速度的道理。在一个产权大变动的时代，旧有的已经推翻，新制度尚未建立，一个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标尺已不存在。这种过渡期中“不三不四”的状况，正是合作化运动中最难措手之处。也正是因此，小说作者主张合作化应加快进行，“越快越好”，早日达到高级社才“更简便，更痛快”（参见高王凌《历史缩影——早期农业社的成败得失》，《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
但，问题还不止这些。如果没有“提前动手”，如像刘少奇所主张的那样，过多少年以后再开始集体化（所谓“将来才能搞社会主义”，或“严格区分两个不同革命阶段”），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也不一定。看看沈志华《历史的启示》中所述，苏联集体化以前那多少次的“供求危机”吧！同类危机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如1953年的“统购统销”，即是其一。这不一定是农业集体化所带来的，它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在“实际工作”中必不可免要遇到的问题，而不能只是读书本子。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的体制（从政治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到经济上的“统制经济”趋势），跟“新民主主义”之间，实有一种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早晚要暴露出来（或称之为“爆发”）。它是躲不掉的，二者之间必然要一步步发生冲突，不管你能否料及和未雨绸缪。最终，矛盾冲突达到一个点，新民主主义的就可以“告终”，它的“任务”就算完成（如果它本来是“有”和足够“明确”的话），于是也就可以宣布新民主主义的“放弃”，以及“革命转变”的完成。
这一切，都发生在1953年。
当然，这也涉及共产党人的行为模式等等问题，不了解这一点，许多问题还说不清。
最后我要说的，是学界有一种倾向，好像非要给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争论评断出个“是非”似的。我觉得，那里不一定有什么“谁对谁错”。真理，也可能须到那以外去寻找。
历史学，不是为了寻求什么“标准答案”、（或已逝事件的）“正确路线”的。历史学的功用，不在那里。我们的任务只是恰当的解读那些“当事人”、“决策者”的思想想法，以求进一步解读那个时代和那些个问题。
当然，这里只是一种解读，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检视这一段历史（如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及不断革命论的影响，等等）。 来源: 《炎黄春秋》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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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