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清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但一个人是不是只有这一个“人生”呢,那就不大好说。譬如说我在插队时差点就“上梁山”,你相信吗?

我的这一个人生,就跟清史关系不大,而且涉及时间很长,它始于1971年,距今有四十年历史了。与《求学偶得》不同,它还牵涉到许多朋友。

本篇初稿作于2010年,发表于《领导者》2011年6月号。

约翰·勒卡雷在他一部小说的开头写道,要想清点一段历史,必须知道“应由何处落笔”。写“发展组”,何尝不是如此?

“发展组”全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活跃于八十年代,是“乾隆朝”空前绝后的一段逸闻。但若以为它前后只有十年的经历,那就有悖于历史家的法眼,大错特错了。

把发展组比喻为“水浒”故事,并不是笔者的发明。“先上梁山,后受招安”,更是何维凌(曾任副组长)的名言。如此说来,不妨把发展组的历史分作三段:“上梁山”、“受招安”、“水浒后传”;每段十年,跨越三十年时间。

以下引自一份口述,“勉为其难”,算是一个开头:

发展组的历史,特别难写,不止一个人这样认为。曾有几个人找我,有的还没见面,就知难而退了。难写的原因之一,是涉及太多的“大腕”,而且呢,“人言言殊”。贸贸然想写一段“真历史”,或谓“历史事实”,便不免众说纷纭、大失所望。

我与发展组颇有渊源,虽然几乎没有回忆文章谈到我这个人。我一向不愿意谈的原因,可能有不止一条:一,发展组有太多“官家色彩”(其实没那么简单,详见后文),容易引起误会(如友人许倬云对我);二,我在小组里没起过多大作用(友人韩刚曰:切莫如此说);三,我也不是“正式组员”(这是我建议制订的制度,详见后文);四,现下恐怕还没到时候。

但是,一个人的行为乃是一个客观事实,既已成为一段历史,恐怕也不再为他个人所有,而带有“非个人性”。说长说短,尽可由人,自己“避讳”,多半也是“不智”。

特别是,近一段时间,报章杂志上出现了几篇评论发展组的文章,起因是以杜润生为首的团队,获得了一项经济学大奖。所以也就无所谓时机成熟与否,加上“人还在,心不死”之说,不管怎样,现在,也许就“是时候”了吧。

我要说的是,“发展组”的名字尽管只使用了十年,它的历史却可以分为三段,每段十年,这就是:“上梁山”、“受招安”和“(水浒)后传”。

它始自1971年,距今已有四十年之久了。

发展组:上梁山(七十年代)

用“上梁山”来冠名发展组的第一阶段,可以说是“一绝”。也说不定,有很多很多同仁不会同意。

本节继续引用口述。同时也保留一个约翰·勒卡雷式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可能共有几个“人生”?

1971年是我们下乡的第三个年头,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那是两年之前的1969年)。夏季的一天,村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年龄也比我们都大得多。他就是陈一谘。在本文中,我们就管他叫作老陈(也有时候在行文中我称他为宋江),——事实表明,这也就是他的角色,无可替代。

插队时节,南来北往的客人很多,通常都会受到接待。哪怕是“持不同政见”者,比如两年前就有一位自称刘邓司令部什么行动组织的,临走还拿走了(同学老猪的)一台高级半导体。

老陈对农村政策“情有独钟”,我们也有一肚子话可说。不正是由于插队,才使这些北京城里的“大学生”(山西老乡的说法,其实是中学生而已),接触到了中国农村的实际生活吗?

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他的谋略,先“反”,受到上面关注,再被“接纳”(这些虽非原话,当相去不远,“上梁山受招安”并非日后归纳)。也许我和我的同学都还年轻,所以就有几分别扭,不好接受。

农村糟到了那样子,还有希望吗?甚至,有了“好的”政策又能怎样?这也是我们内心里“根深蒂固”的一点怀疑。

大家都下地“动弹”了,在剩下的几天时间里,我陪着老陈,谈论的不外是对农村现状的种种看法。那年,他31岁,我21。

本来,老陈只是路过吾村,原计划是到另外一个村子看看的。目的吗,就是交朋友,拉队伍(这恐非原话)。原来他有两个铁哥们,都是大学生,由于感觉大学生不行了,所以这次来找中学生(在自负的老三届眼里,也是看不起那些大学生的)。就一路从北边下来。

此际的老陈,已是囊中羞涩。遂决定就此回家,不往下走了。

他告诉我,此行就交了两个(中学生)朋友,一个是你,一个叫邓英淘。

你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值得交的朋友(也许是走后来信中说)。

第二年夏(1972),我因为北京某大学招生“不公”的问题,回京“打官司”,事后从晋北绕道回村,去桃源会晤了邓英淘(笔记本中写作婴淘)。

确实不枉此行。颇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劣等香烟一根接着一根(海河牌,一蹾就下去一截),海阔天空,聊到得意之处,他拿出自己得意的诗作与私人信件(他妹妹因把老父的名字“力群”错写成“立群”,还为老人写信纠正),手头的灰皮书,也大方的借我几本。

他多才多艺,又有读书条件,思想特别“解放”(十年以后,他还私下对我说,咱们那些人怎么这么“正统”啊)。跟今天比,邓公子完全是两幅样子。

如果此处允许做一个“自我批评”,我就会说:我们中好多人,怀抱“精英主义”,迷信“人类智慧”,迷恋“计划规划”,这终于形成发展组的一个特点,“科学主义”、“制度万能”,迹近于王安石变法。而且始终不改,当然,这是后话。

次年,我进入大学。学习历史,“别具用心”,打算从根子上纠正“理论”上的错谬。上学,若说是为了“当教授”(如某兄讣告之某某教授云云),那可就臊死了(想想让老陈看得起不)。

走前(1973),邓英淘来吾村看我(大约是去始设聚义厅的“梁山泊”,从此路过)。以前他就告我说,再当二三年小队干部,进一步了解农村情况。村里有好枣子,我也破例请队里批准,打枣接待客人。

在大学期间(1974?),“风萧萧兮易水寒”,他来学校见我一面,表示要实践诺言,去河南,“上梁山”了(两个头领:一宋江一柴进。一笑)。当晚他住在我床上(一个上铺),我则睡在两个拼起的“八仙桌”上。享受如此“待遇”的,好像还有老同学郑义,不过那是通往我另一个罕为人知的“人生”了(来找过我的,还有同样后来成为作家的老鬼)。

说起我的大学教育,也不宜一笔抹煞。其中一个好处,是图书开放,尽可用功(我的脚步声因此闻名全校)。山大历史系亦有其过人之处,与本文主题有关的,是在刘书礼老师主持下,讲授“当代史”(而非“党史”)、请“贫下中农”来校讲课(当身经历)、下乡调查写作村史(没想到这一门功夫就一直用了下来;多年后读了“反行为调查”的一位老省长说,你和老乡的关系可真好啊!不止山西,后来去的那些地方,老乡都很好,对我几乎知无不言)。

在其后几年里,我拜访了王飞欣(老陈的大学朋友之一);大学假期里,我去过邓家,恰巧也见过老爷子(留下吃饭,语及以前把治理国家看得太简单,以为有好人好政府就行;再次见面,是十年以后在中南海会议室了)。

一篇纪念发展组的文章中说:

“在那个年代,学生们仿效青年毛泽东是潮流。”

此说不确。经过文化大革命,还这样想就近于“狂妄”,至少也是“半疯”。1968年大多数知青下乡乃是“迫不得已”(当然也有个别例外)。

“之后,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到了河南,王岐山到了陕北,翁永曦、白南生到内蒙古,陈锡文、周其仁、朱嘉明到了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王小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去了山西。”

这很容易引起误读,——并不存在任何预想和甚么安排;其中许多并不是发展组成员,遗漏者更是不少。

1978年,我考入研究所;邓英淘考入北京大学。

我还要重申,在这段历史里,我并不重要,重要的除老陈外,只是邓公子一个人。

1979年,出于种种缘因,宋江终于接受“招安”,回京“上任”。

想起来,那真是“惨淡经营”的十年。

人的行动可能带有超出个人的“代表性”,显出大的意义(参见我的博客:“一个人修有什么用”),不知各位是否也有同感?

发展组:受招安(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正是发展组的“挂牌”时期,也是它的鼎盛时期,进入画面的人物很多(恐怕不在百名以下),每一个都可能留下自己的痕迹,拥有自己的不同记忆。

我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在“宏观上”提出一点意见,“微观上”给出一点单薄的个人经验。其他,则留给大家。

有一篇文章说:“1978年早春,当上海知青周其仁站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场部,在广播喇叭下静静聆听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他心里明白,人生到了一个转折的十字路口。”

对一批人来说,“历史”就此开始。

八十年代初,等我再见到老陈时,他已“受招安”,拥有了机构、拨款,和队伍——主要是77、78两届毕业生。可谓人才济济,一个个英姿勃发。《水浒传》的聚义发生在山寨,这一次“三山聚义”却是在招安以后,也包括了许多“无意落草”人士。

老陈问我什么打算?我把弟弟小蒙推荐给了他。自己却没有调入小组所在机构——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

按老陈原来的打算,是将所有人员都集中到一个单位,不要每个人在各个单位里“慢慢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不举例了罢)。这是很早的想法,我觉得有道理。但当它进入议程时,最终听从国务院领导的意见,还是各自分开了(所谓“专业与业余相结合”;所以,到1988年,就有人建议成立一个庞大的半民间研究院,也有人专门来游说我;而1982年,一纸邀我每年有三四月时间参加两研究室调研活动的红头介绍信,不料竟引起了“单位主义”的轩然大波)。

如果按照早年的想法,也许我就过去了?事情往往可能只是“一念之差”。

当时小组里人员多了起来,有的在外面做事不谨慎。1982年下乡之前,一次在北大,老陈问我,如何是好?我当下建议,小组分立名目,一部分(正式调入的)是“正式组员”,一部分叫“通讯组员”(言下就不为其言行负责了)。这可能是我在(组织建设上)为小组做的唯一贡献了。

结果呢,我自己,包括何维凌等人,就成了“通讯组员”,特殊身份的人(有如“客卿”)。

虽然各有“户口单位”,但大家终于在一起了,这仍是一种“政治姿态”。即相信“事有可为”。它还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近距观察”。也像是一个历史的“看客”,形成一种特别的人生经历。

上面为什么要招致和使用这一批年轻人?(口述断裂,当然这有正规的解释,如邓力群的说法,但是不是太皮相了?)

下一问题比较重要:发展组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有文章说:中国农村“变革是由农民和基层官员、执政党高层以及一群知识分子三方共同主演的。农民基于摆脱贫困、追求温饱的本能自发启动了变革;一群敏感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这些变革,并论证了变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最终,这些论证说服高层开明者将农民的创新确认为政策、法律。一时间,这群知识分子和他们组成的介乎官民之间的研究组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为当时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另一篇文章里,也把此次得奖的原因归之于发展组对“包产到户”改革的贡献。

这样说,是太自大了。本质上,包产到户改革是上层领导与农民之间互动的结果,知识分子贡献很小(看看西单民主墙就知道了,几乎没人提农村问题)。发展组介入时(1981年),包产到户的决策已经完成(关键是80年,有邓小平表态和75号文件那次会议)。发展组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此,而是在“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

归根结底,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是出自“知识分子精英”,还是其他什么——比如农民?其实,无论在王耕今(发展组在农经所的顶头上司),还是在杜润生(国家农委的顶头上司)看来,农民比咱们都聪明,智慧是来自那里(阅读内部资料的结果,我发现,就田制来说,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想出的“方案”就不止一个,如“井田制”、“三田制”等,亦各有千秋,并不比“包产到户”逊色)。

还有文章说:王贵宸回忆(这一段采访不知是从何而来):1980年初那次国家农委会议,看得出来,杜润生(与当时领导人有所不同)对包产到户是另有看法的。

这太容易引起误会了!这样说也太“嫩了点”,不明个中究竟。1979、1980年初的两次会议均十分重要,杜老处心积虑,包括周曰礼讲话都是他特意安排。杜老首先的定调子发言,从文字表面看,并没什么,——多年后李克林(老同学李银河的母亲;原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部老人何燕凌在座)对我说,我们可明白他要干什么,可兴奋啦!——这里涉及杜润生的政治手法和特定立场,对于只有文化革命“大字报政治经验”的人来说,就很不容易理解(我没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不便讲透;读者可参见《杜润生自述》有关章节)。

发展组成立后,有过两次全组性调查。一次是安徽调查,1981年,主题是“包产到户”的成败得失;一次是江西调查,1982年,目标则在“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选择。它最终落实在统购统销和粮食问题的解决上,一时成为农村改革的“第二步”(这种提法是可争议的,当时却无可厚非)。

我参加了1982年秋季的江西调查(负责历史小组),许多事情至今记忆犹新。例如,送邓英淘过大庾岭(那时我们还有不少悄悄话说);与宋国青、罗小朋共赴福建;中央“悬赏”解决粮食问题,国青提出粮食生产国家可以不管(振聋发聩),在福州熬夜写他的“连环对策”(包括修路造车等;自赣州起我俩就住一个房间);赴上海看望养病的老陈(住其仁家),他问:发现什么人才没有?我:发现一个:宋国青!……

国青对小组有特殊贡献。在粮食问题上,他是全组的“启蒙者”和“开路先锋”,功不可没。随后(大约1983年),在一次全组会议上,我提议所有成员,除部分人专门应付上边日常需要以外,全都研究粮食问题(可惜未被接受)。当时转入此项研究的,除国青外,有小蒙(部分因我鼓动)、英淘(他俩倒成了好朋友)、小朋,还有小组副组长高山和我(我们组织翻译有关著述并书写了一系列农业税变革历史的文章),好些个人。八十年代中,两研究所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由于没人招呼国青,他去了体改所,是为一大遗憾(当然为他提供了新的机遇)。事后国青对我说,如果不走,和小蒙一起做(粮食问题),就好了。

1993年我随杜老赴福建,一次在车上他说:要是这时候国青、其仁、小蒙都回来了,该有多好!——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几员爱将。

我对小组却很少贡献。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写了一篇关于清代农业政策的文章,老陈看好它,来信说:“不仅文章对现实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改变史学界的学风有一定价值”,并决定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并安排我在全组集训时宣讲(为江西调查作准备);多年后据北大唐晓峰回忆,王岐山曾拿此文四下显摆(唐还以为笔者是个老头子)。

我还参加若干调查,并负责有关的经济史科研任务(副组长王小强,“六五”重点课题等)。1986年,我写了关于清代粮政的文章,转交杜润生,多年后他说还记得这篇文字。此后形成为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沈志华赞助出版),既是一部清史著作,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阐释。

这些问题,按照古人的说法,当属于“经世之学”,(官僚技术专家)“治国”的学问。其内容,一曰“垦政”(1974年毛泽东对斯诺坦承,一向以为中国还有多少土地可以开垦,是错了);一曰“农政”(胡耀邦斥之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一曰“粮政”(如前所述,并包括国家仓储数额等问题);一曰“工政”(所谓“传统工业”,今日乡村工业的前身)。对这几点,清人皆给出了带前瞻性和跨越时代的回答。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把历史与今天连接起来(中间的断裂,此处不必细说)。总之,我的学术生涯,本享有充分的“自由”,不料全未离开所谓“三农问题”。

1986年秋,我沿着“职业轨迹”,作为路思学者(所谓中国第一流学者),访问美国(同样作为路思学者,何维凌去了约翰·哈普金斯大学;我们遂有较亲密的交往,包括给他当“私人侦探”)。经历了“一个国王在纽约”,以及组建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等活动,……多年以后,我几乎不相信自己还有这么一段“人生”。

发展组:后水浒(九十年代)

发展组,有没有“后传”?明明的,小组已经“散了摊子”,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没错,这里的人和事即使存在,也不再以“小组”的形式出现。

而且,走的走,拘的拘,下海的下海,剩下的人,还能做些什么呢?

这还要从1990年,杜润生休致说起。小蒙说:以后怎么办?经过几位分头策划(包括尚晓原),遂决定“写书”,杜老挂帅,一起回顾农村改革的“十年”,并及于此前的“三十年”。

参加的人前后有锡文、小蒙(小高)、大高、谢扬、晓犁,毅夫、南生、道峰、宁一、守银等人(还有其他几位老干部,“过来人”)。在杜老带领下,召开了一系列小会(最盛时双周一次,大高布置发言并填补空缺),就许多历史问题逐一展开讨论,如“土地改革”、土改以后的农村形势、“新民主主义的放弃”、53年、“统购统销”、55年的“危机”和集体化“大风暴”,……等等,中间充满了时而激烈而有趣的争论,令人倍感怀念。

特别不寻常的,是有杜老这样一位“当事人”的参加和不客气的批评,更为难得(可惜其成果大多未能结集出版)。

这些,虽然有杜老领衔,却没有了所谓“官方色彩”。

记得一次宴请美国学者赵冈,奇怪高某怎么在座(他们本是清史和经济史的同行而且熟识)?林毅夫回答:高是我们的“学术主任”(以前小组中其仁的职位)。

以此项历史回顾,遂引出“三村调查”,农业社“社内帐目”的研究,南生负责,杨力伟等人参加(“三村”之一是在太谷——杜润生的家乡——看看我们兄弟之外,有多少同仁都来过这个地方)。

引发了农民“反行为”的构想,并开启了一系列的调查(几乎没有资助)。简单说来,该研究表明,农民通过他们各种静悄悄的行为,一方面,推动了“包产到户”的大改革(既无须“农民大起义”,也无须“知识精英”或“革命政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把产出的百分之二十拿到手中,以补充他们贫困的生活(其基本行为方式,并不是什么“反抗”)……

通过此番对农村历史的重新调查,我才了解到(1994),问题的根本,在于“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这才是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应有之义,为所谓“粮食问题”无法涵盖。

同时,我重新考察了历史上地主和农民关系的问题,这虽与一向的理念相反,但杜老仍表示了他的有力支持(参见《租佃关系新论》封面)。

力促杜老组建一个自己的民间研究组织。

推动基层选举(乡镇选举,具体就不多说了)。

1996年开始,协助杜老写作《杜润生自述》。2005年,在贾宝兰等人的襄助下,为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经手的这些文字,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如杜老所说“劳动营”的观点:据说,五十年代初上层的分歧之一,是中国没有工业化、没有拖拉机,怎么集体化,怎么保证集体化以后能够增产?陈伯达帮毛泽东读原著,发现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自述》印成“工厂手工业”,有误),就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出现在“生产力”的进步之前,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办?为了宣扬这一套说法,在一次会面中,陈伯达讲了马克思主张“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杜润生当下就回答说:这不成了“劳动营”了?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杜老这一段话极为重要,是他思想的精华。弄明白这一想法,就可以解释中国集体化历史里的那些重大问题了(其症结不在于农业生产不好监督,监督再好,一样可以有“反行为”,而且工厂工人更甚)。

在西樵通稿的时候,杜老已经预见到这几个字可能发表不了,遂对我说,将来你找机会把它补上吧!现在我可以告慰他老人家,说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参见《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页4;我的博客:“回避犹胜于歪曲”)。

为这本《自述》,曾有几位老干部当面向我表示感谢。

先是,在九十年代初,我曾代杜老复信许倬云,表示感谢及不能参加国际会议的遗憾。1994年,为又一次国际会议拟写发言稿(亦未能成行)。其中最有趣的一节,言及大跃进,特别是农民“不干了”的精彩评论。

“反行为”,也可以说是我跟杜老二人的合作研究。因为从一开始,就有他发踪指示,批评引导。

我的“职业户口”,虽说是古代史研究,当代农村这一段历史,因为跟自己经历密切有关,在内心里,却是放不下的。如果说我曾有过一个计划,那便是退休以后,一定要回头来作这段研究。现在,一个特殊的机遇,使这“计划”提前了二十年。

直到2005年,不得不按单位的召唤,回到清史,撰写《乾隆》,杜老仍跟我说,早点回来啊!

相对而言,在“户口单位”眼里,我的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清代经济的宏观判断)、经济政策、地区理论、租佃关系(罪名是“为地主阶级翻案”)、人口问题、我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即已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包括乾隆研究,等等(参见“求学偶得”),皆未获得认可(一笑)。好像只不过混了三十年,骗了一个教授职称,还要继续骗取退休金。

那里,可以称为我的另一个“人生”。

发展组的这一段故事,不妨也可订为十年(前后加起来共三十年时间)。

它似乎已告一段落,又像是没有“终点”。

关于发展组的故事,我就讲到这里。相信不同的当事人作者,就会由不同的角度,说出不同的故事,一同构成发展组的历史。

我还要说,这里所说一切,都不是指向个人,而表示着超出个人的意义。个人,只是符号,是一个“承载者”。

最后让我引用约翰·勒卡雷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事实这种商品,稍后即极难得手,其困难度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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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3-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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