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前,我写了批评外国师爷史华慈和他的中国传人的文字,发表在《读书》2009年第11期上。没想到过了这么长时间,还有人记着它,还写了反驳文章(《读书》2013年第3期),不是我的弟子说起,我也还不知道。

后来托清华的弟子买回来一本。据弟子说,这篇并不值得回答了。我读了读,确实淡不叽叽的。

当年在60天时间里(2010年11~12月),我连续发表近40篇短文,专门讨论所谓“天花板”问题。如今人家反批评,应该说是很正常的,尽管回避了大部分的关键问题。

当年我写那些文字,到底有何意义?

首先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辩诬;同时表示,一味西化,只能成为“无根”者,结果只会越来越糟;文章可能还有别的意义,如朋友所说,是为中国的将来“再建道统”。

我以为,将来有一天,不管政治是建立在什么之上,是“民主选举”,还是其他什么,其内核却离不了我在“天花板系列”中所说的这些道理,例如“一人做主”,“能够负责”,“可上对天下对百姓”,等等,等等。

如此,我们也可能终将超越“天花板说”。

说来话长,《读书》2009年第7期刊载《“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一文,开头就借用外国师爷的话说,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为什么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作者指出,这所谓“深层结构”,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皇权:它“还真让我们无言以对”,“成了我们文化的一个软肋,一块中国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天花板”。

其后,《读书》2010年第6期还发表有一篇“如何理解史华慈问题”,批评高某不该“空过宝山”,没好好领会洋大人的教诲。确实,俺是不懂什么史华慈的,但如果“皓首穷经”,研读一位老外的晦涩大作,最后得出一个“民主还是比专制好”,说了就跟没说一样的结论,我看,还不如免了罢。

其实,说这些话的人有一个基本点就错了,这就是所谓“立场”问题:那些人对中国文化传统根本就没一点感情,甚至弃之如蔽履,视之为寇讎,只想“灭”之而后快。

另一方面呢,就是一味“崇洋媚外”,以为当今世界上存在一种“万灵”而“一无破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比如“民主”制度,如能把它强安在中国头上,从此就可以了。

其实这是久处“鱼肆”,不觉其“臭”,不知道“专制”二字不但肤浅,而且是一句鄙俗的“骂人话”。实实不该随便出口。

其要害是不给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以“对等地位”,实施“恐吓”战术,上来就让你矮一截子,让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东西文化可否并论齐观?我的意见是,无论“民主”制度,还是“中国传统政治”,不应预存成见,而应对两造等价齐观。当然,这一句话就让那些人接受不了。

最近因讨论小书《乾隆十三年》,再次阅读比较了《万历十五年》,感觉最有意思的是黄仁宇先生在书里表示,明代国家在体制上有很多“罅隙”,不是依赖“直接处理”可以解决的,它“不容许中枢凡事过问”、“处处干预”,而只能依靠所谓“间接管制”,或者说“以道德代替行政”。如果像张居正那样对文官“强迫命令”,则非弄得身败名裂不可。

因此黄先生以为明朝不具“现代性”,此话不假。但我今天是否也可以说,明朝并不是一个“专制政治”?

黄仁宇另一本书《汴京残梦》一书中的精华,则是说大宋皇帝处于百官包围之中,凡事不能不“马虎迁就”。“国家大事看来全是朝廷做主,其实不然……各地方官也不能全不顾及下情。”皇上稍作“分外之事”,即有臣下诤谏。但“如此登场应卯,又与一般百官有何差别”?昔日杜太后即曾向太祖提及“为君难”,朝中公私上下左右的是非,又如何能由皇上只眼独断?宋朝末年,连皇上自己都不能一言九鼎对和对战决策,还要叮嘱自己亲信的大臣忍气支吾。以致神宗悻悻道:“快意事一件也做不得”——这算得“专制”么?

可是,在《现代中国的历程》里黄先生又说,中国官僚政治是以“专制王权独断的裁决”,以“不合理勉强称为合理”(页210),——这里所谓“专制王权”几个字,我经过几番思量,总觉得不如称为“家长制”好,正如他所说(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的“男女尊卑长幼”原则(页214),可能更为妥当。

黄先生又说,传统政治,其结构只注重上端的理想,不注重下端的实际情形,结构松脆,效率极低(页131),——我觉得这也不能断然称为“专制”,——所以他又说,“这样的体制在旧时代里不是没有它的积极性格”(页239);蒋介石的“决心全系自己所下,他不受任何人支配,可是我们亦不能因此称之为独裁者”(页247)。

我们或可以说,当日中枢政令无论能否影响到社会下层,都可以视为庙堂之上的一种“仪式”,表示的是一种“仁政”,是“大家长”施恩于百姓苍生(事实后果不计),要的就是这种“表面文章”(否则后果不可想象),如果后人把它视为“专制独裁”,可真是冤枉煞了!

也可以说,这几个字一出口就弄拧了。这里,还牵涉到一个“专制”的概念问题,可是我们早就发现,“专制”二字在中文里并不是这样用的,在西文里,也都对不上号。

例如,美国学者罗斯金(M. G. Roskin)《政治科学》(第九版)说: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君主制”是一人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统治。但君主制可能蜕化为它的堕落形式——“暴君制”,单个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使权力。“贵族制”,希腊语意为最好的统治,是少数人为了全体利益而统治。但也可以蜕变为它的堕落形式——“寡头制”,少数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统治。

其中可能只有“君主制”和中国传统制度有几分相似。其他都搭不上边。

又如李零在《读“动物农场”》中写道:

欧洲政体,古典时代是分为三类六种:“君主制”和“僭主制”是一人统治,“贵族制”和“寡头制”是少数统治,“共和制”和“民主制”是多数统治。亚里士多德说,这三组词,都是前边好,后边坏,君主制最好。可是现代政体,流行的却是民主制。

独裁。我国帝王,称孤道寡,唯我独尊,西周时期,叫“余一人”,最像这个词。这种一人说了算的统治者,在我国,那是司空见惯,并不都叫暴君。中国的暴君,那得“独”到一意孤行、谁劝都不听、随便杀人、近乎虐待狂的份儿上,如纣王之“独夫”。

绝对主义,多翻成“专制主义”,是个没有历史概念的混沌。其实,它是专指资本主义前夜,高度集权的君主制。

诸位看看,哪一个词儿能跟中国传统时代配得上?所以我说:“西方的概念再好也别往中国身上随便安”。

在六十年前,钱穆先生就说过,“近代中国学者专以抄袭稗贩西方为无上之能事”。在他们眼里,中国自然是君主专制,说不到民权,其实,这不过是“把西洋现成名词硬装进中国”。西洋的政治史概念,只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范畴,可当代西方法西斯和共产极权两种政治,完全逃出了这些范畴。“难道中国传统政治便一定在此三范畴之内,不会以别一种方式出现吗?”——为此,我也曾不止一次写道,“专制”一词,无论对中国历史,还是对中国当代,“两不相宜”,都不合适。

钱穆先生就此提出,“我们还得把自己历史归纳出自己的恰当名称”,而不可附会演绎,太随便太懒惰(《国史新论》)。

现在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自创词义,拿一个自己制造,“自以为是”的概念去跟别人辩论,像是唐吉珂德跟风车作战。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风车”,自然就是所谓“专制”了。

最近我的朋友维光写道:有一种典型的观念论者,他以为他掌握了真理就可以随便谈什么。把一个词翻译成什么,那要看这个术语是如何产生的,人家如何使用的,指的是什么,不是他一拍脑袋想当然的。他不去看文献,不去了解发生发展史,居然指定西文词应该是什么意思。

我也碰见这样的同仁,就是“想当然”的认为中国传统就是“专制”的,这个词从何而来呢,就是他自己的“感觉”和“解释”,拿自己发明的概念充数,如说:一人做主就是专制,政治垄断就是专制,反正就是那个小羊羔了,不是它也是它!悲夫。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字呢?我只是想证明,各种政治制度可能都有其“天花板”,都有其“不幸”的历史,怎能把中国传统拿出来单一股“特殊照顾”?如果我们先把中国文化传统看扁了,还没怎么着,就当成了“臭狗屎”,后面还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我说,如果不能解决正面看待传统政治理念这一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先就把中国自己的文化“抹黑”了,还有什么“国”可“爱”?

至于《读书》第三期的文章,我本来想放在一边算了,可读了最后一页,看到作者说:“我们之所以关注史华慈问题”,就是要“认清我们的短处,看清我们文化的缺陷”,以便与“来自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嫁接,——就不禁拍案而起:

好一个“外国师爷和他的中国传人”!

好一个“克华兴洋”!

好一个百年来的“陈腔滥调”!

中国百余年来的悲剧,岂不尽在于此,——尽管它不在于内(中国传统),而在于外(西方邪魔),——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将来——恐怕既没有今日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没有明日的希望!

《华夏时报》2013.7.10《中国历史是“专制传统”吗?》(限于篇幅文字有较大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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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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