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步入现代文明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与“文明诚信、公正法治”的世界大同背道而驰。中华本是文明古国,礼仪道德深入人心,敬老爱幼更是上古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可是到了今天,南京一桩“彭宇案”让这一源远流长的爱心奉献戛然而止,“彭宇案”中南京法院没有出示彭宇撞人的任何证据,仅凭“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送她去医院”的主观臆断就裁定彭宇赔偿,在中共不顾社会舆论一意孤行维持原判后,从此潘多拉之盒便被打开并引发了日后“老人扶不起”的连锁反应;与之如出一辙的是,雷州市中共法院同样也没有出示海外媒体报道“王健林谈及习近平家族持有万达股份”是“不实报道”的任何证据,更没出具我本人“明知是不实报道”的理由,整个判决书就一句“明知是不实的信息仍然转载”便把我投入黑狱囚禁牢笼。由此可见,独裁专制下的不独立司法是多么的任性和蛮横,在那面五星红旗的遮天蔽日之下中国的司法面目狰狞毫无公正可言。如果说“老人扶不起”只是偶发事件,那么,“撞瓷”就属于职业化的了,在今天的中国就有这么一群人,专门假装被车撞伤讹人钱财。当今中国人的道德滑坡和人性堕落与现代文明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而这一切的罪恶根源正是腐败黑暗、腐朽无能的中共“人治”在作祟。

去年,电网公司在我本地全面更换智能电表,由于旧式电表的数量庞大,所以各地的供电部门便雇佣民工换装。我于2017年年底出狱后处境窘迫,便有人介绍我去换装电表赚点糊口钱。因闻安装电表的工钱大都拖欠上年甚至更长时间才结帐,所以当时我就婉拒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但凡是被私人老板承包下的项目工程,民工的工钱大多都很难追讨。比如前两年,我家大嫂到邻村干活,工钱被拖欠了一年多死活不给,之后该工程被转包,欠薪民工找到新老板要求扣下前时的工资,这才要回早出晚归的血汗钱。今天的中国,“拖欠工薪”已形成为社会主义的“特色国情”——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确实存在,只是站到了罪恶的那一边。

今年春节过后,村里人的亲戚也包揽有更换电表的项目,经推荐便应了下来,一来是熟人的亲戚当老板稍为安心,二来因生活所迫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我们一行几人接到的单子是更换雷州市松竹镇东井村及其周围村的部分三相电表。在经济欠发达的湛江地区,农村使用三相电表较为少见,一个村庄一般也就两三个,多用于农田灌溉、村集体饮用水、戏剧文化楼和学校等。然而,到了东井村才发现,这一带村庄有一副业,就是印制“冥币”(阴间的钱币),由于都是家庭作坊式生产,故东井村及其邻近村庄的三相电表用户颇多。毋庸置疑,这一副业的经济收益显然比耕种水稻的农业生产要高得多。因此可以判断这一带村庄的生活水平应该不差。事实上,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别于他处村庄。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家庭作坊棋布的东井村村委会内却驻扎着一支来自佛山顺德的“扶贫”小组,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我顿时懵逼了……果然是“一扶就脱贫”,政绩卓著彰显!

当我们一行开始替用户更换电表后才发觉,村民们对我们怀有深深的敌意,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被谩骂侮辱成了日常。村民们抱怨,自去年更换了新电表后(指单相照明电表)他们缴交的电费大幅度提高,甚至有的声称翻倍增加,“我就说共产党哪有这么好心免费给我们换装电表,原来是为了宰我们!什么‘智能电表’,分明就是‘跑得快电表’。”村民们一致认为这是中共政府在变着法子坑他们。由于用户感觉到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又拿庞大的中共集团没办法,转而迁怒于更换电表的民工。从理论上来说,智能电表的灵敏度要比旧式的机械电表高得多,更换智能电表后的用电量应该会比原来的机械电表略有增加,但是差距不会太大,至于村民们反映电量增加一半甚至翻倍,这就不合常理了,问题出在哪里不得而知。为了缓解与村民们的不愉快气氛,我们总是保持克制和迁就,包括在更换电表时尽可能的避免给用户用电造成不便,比如,更换学校的电表我们会避开中午和傍晚,因为放学后老师们会集中用电;对于一些规模略大的家庭作坊,我们会选择在中午或傍晚等他们收工后再更换,宁愿自己饿着肚子干活也不敢耽误他们生产。即便如此,也换不来村民用户的欢心和理解——电表跑得快跟我们安装工有半毛钱关系吗?不可理喻。

为制造和谐气氛,通常我们会跟用户拉拉家常,在一次的闲话中,我提到周围村庄有这么多的家庭作坊,想必生活水平应该不错,虽然不敢说大富,但小康应该是有的。不料竟引来意外话题,该用户的女主人满肚子牢骚:“可是也有穷人啊,我们村的那几个孤儿寡母日子就很艰难,大家都想着能够享受低保,谁知落了空,拿低保的竟然是村子里面有高楼豪宅的人……”以我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中共的“扶贫”饱受争议不得人心,群众百姓总是怒斥有楼有车者享受低保补贴——小时候,我村有一扶贫对象是专门放养牛群的老头,那年头,卖掉一两头牛就能盖一座瓦房了,而我家住的却是茅草房。成年后,我在父母的老屋一角盖了一间简易房居住,历经二十多年的风雨剥蚀,原来的简易房如今早已成了危房,暴风骤雨来袭时屋顶漏水墙壁裂痕房子摇摇欲坠,可是村子里面每年的“危房改造”指标始终没有我份,而我却一直想不出来整个村子里面还有谁家住着危房。2014年我通过强争和信访终于争取到一个名额并送到附城镇政府规划办,恼羞成怒的村委会和“不能讲法律”的附城镇“流氓”政府却故意刁难一直搁置。年复一年的“危房改造”总是不知花落谁家。在2014年湛江地区的2.5亿元“茅草房改造工程”中,我附城镇北营村也有村民举报村干部虚报数十座茅草房冒领扶贫资金,揭发数年无结果。如果村民的反映属实,这显然不是一个村干部能干的事——水很深。一言蔽之,群众眼中的中共式“扶贫”实质是“扶贪”,干的是“贫者不扶,扶者不贫”的勾当。在香港,若有市民贪心不足冒领“综援”将会被提起公诉控告其诈骗,所以在香港基本没人胆敢染指政府援助金(只有个别案件)。而在中国大陆,人人却以争当“贫困户”为荣,钱这东西虽然多多益善,但如今对于有钱人来说,那一点扶贫款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能拿到扶贫名额就特别有面子,表示“有关系、关系硬”。一边是违法必究,一边是放任自流。正是如此,脱离中共腐朽统治的香港其全球清廉指数的排名总是在前十几名,而黑暗腐败的中共政府2012年后的排名一直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的77-100之间徘徊。他日香港台湾倘若落入中共之手,相信“人人争当贫困户”的妖风邪气很快会在港台彼岸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和“不能讲法律”的流氓政治形态将会蔓延至港台。

更换电表的工作每天都在忙碌中有序进行,每天领取多少材料完成多少更换都有登记和笔录务必核对无误。直到有一天,在收工后清点材料时发现当天完成的电表更换数目与所剩下的电表数量不相符——电表少了一只。我们几人很纳闷,因为这三相电表既不能卖钱一般家庭又用不上,被偷窃的可能性不大。由于事出蹊跷,此后每次拆箱取表时我都敞开箱子检查清点,果不其然,没多久就发现了原本应装四只电表的箱子里面只有三只电表!之后又发现了一次。提供三相电表的是一家生产医疗仪器的宁波三星企业,本以为能为国家电网企业生产电表的单位绝对是个可信赖的正规企业,可万万没想到,手段竟然是如此的下三滥——该公司坑的不是财大气粗肥得流油的国家电网企业,而是我们这些累死累活的安装民工,因为少了电表老板要扣我们工钱的,据说一只三相电表的价钱要五、六百块!听一位管工的大姐说,去年也听到别的安装工说过电表不够数的事,搞得大家在领取电表时不得不当场开箱检查。

为了多赚点生活费,安装电表的民工通常都是“晨出夜归”埋头苦干,至于何时能拿到工钱谁也说不准,平时老板会借点伙食费用给民工维持生活。由于就业艰难,即使是万般不如意也没人愿意退出,包括我——由于是带电作业,平时我们都得小心翼翼。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因分心和大意,接线时造成两相火线相撞,短路产生的强烈高温瞬时烧伤了我的右手,由于疼痛难忍当时就回了家——别跟我扯什么工伤,僧多粥少的环境下老板不炒掉你就知足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由于担心失去生计,所以仅歇了三天疼痛稍减后便又匆匆带伤复出劳作。起早摸黑的好不容易完成了手中的单子,大伙合计着跟老板借点伙食费接着干第二单,因为前段的伙食费用都是大伙凑的钱,近一个月下来大家都囊中羞涩手头拮据。然而,借伙食费的事老板那边却不见有回应,而离结帐之日又遥遥无期,进退两难之下思量再三权衡利弊后只得放弃——才就业,又失业。中共年年鼓吹国家经济增长,可个人的就业却是如此艰难,这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国内的媒体网络更是一面倒的激情澎湃斗志昂扬,日夜叫嚣“赶俄超美、傲视亚欧”,仿佛让人又回到那个亢奋狂热打鸡血的“大跃进”年代。似乎,伟大英明领袖、导师和舵手毛泽东的衣钵已被伟大英明领袖、导师和舵手以及引领世界潮流航标的习近平继承了下来。

当今中国社会的尔虞我诈已经毫无底线,步步惊心步步设防还是防不胜防。犯法的牟利太高,犯罪的成本太低,何乐而不为?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今天中国社会的人心险恶道德败坏,实是上行下效之过。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8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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