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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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
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中顾委委员

我所知道的耀邦
1984年在中央组织部时与耀邦的一次长谈
耀邦下台前后
1988年1月耀邦约到家中长谈
耀邦去世前十天的长谈
结束语
【注释】

1989年4月15日,耀邦去世。我当天就得知噩耗,真如晴天霹雳。因前天邻居秦川还告知,危险已经过去。第二天下午同秦川到耀邦家中,在灵堂行礼,不禁泪水盈眶,将一首悼诗交德平。归途中我们还到人大习仲勋住处,了解丧事规格确定经过,有种担心,怕出乱子。晚上为《新观察》草小文一篇,题为《活在人心便永生》,此亦为悼诗末句。

就在4月5日我应邀到耀邦家中长谈,从下午2:30谈到晚上9:30,他精神很好,记忆清楚,毫无倦容。晚餐还特为我做了家乡菜,吃得很香。他一共谈了10个问题,其中涉及许多分歧,在这些分歧中他并没有什么错误,执行的是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却被逼得在那个“生活会”上做检讨。他最后谈到,“如果中央重新给我做个合适的结论就好,不做也没有什么,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然的。”

4月19日,中顾委为悼念耀邦开支部会,我最先发言,讲了与耀邦的谈话,说这大概是他在世的最后一次如此长谈;由于他突然去世,他要求重新结论就带有遗嘱的性质,请中顾委将我的这个意见正式转告中央。我说完后,张光年发言为耀邦鸣不平,霍士廉等赞同我的意见。陈丕显问我:你们谈话时旁边有人没有?我说,有一个干部子弟始终在场,后半截胡德平也参加了。

4月15日写的那首悼诗,是这样四句:

天下奇冤一扫清,
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
活在人心便永生。

诗中第一句是写耀邦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之举。第二句语带双关:既是耀邦的心愿与在位时的作为,又为耀邦诉屈。平反了大量冤案的他,自己竟是一个冤灵!第三句是写他1988年到湖南张家界时,成千游人济济于道,争相握手,要求留影;随后到南宁,只好足不出户了。第四句不言而喻。

“神州莫再有冤灵”,多年来,这七个字就在我的脑中时常萦回;他同我的长谈,他的遗愿,我也总想将它公之于世。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不可推卸的责任。前年是他逝世十周年,我已开始整理谈话记录,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完稿。现在特将他同我的三次长谈按时序整理出来,并将其间有关交往写出,希望可以告慰耀邦在天之灵。岁届耄耋,总有“汩余若将不及”的感觉,及至整理完毕,才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下文中黑体字是耀邦本人的话,圆括弧内的仿宋体字是笔者按语,楷体是我当年日记的相关内容。

我所知道的耀邦

耀邦从总书记职务下来以前,我同他只有工作上的关系,没有历史渊源。在延安中央青委时,听说过胡耀邦其人,都是称赞的话。

我们第一次碰面是1958年3月,周总理带队查勘三峡坝址时,同在船上,有人在下围棋,我们都是旁观者。1959年庐山会议时,不在一个组,《简报》上似乎没见到他有什么发言。1975年5月,我从秦城监狱释放,仍回到安徽磨子坛水电站过劳动生活。1977年12月24日清晨,我从广播中听到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消息后,连夜写了要求平反的长信,第二天发出。与此同时,我的二姐(李英华,三八式)与女儿李南央,几次找到耀邦家。于是我得以先到合肥的医院治病,1979年1月回到北京复职。这年写“怀念田家英”一文时,田还没有平反开追悼会,担心文章寄《人民日报》难以发表,特先寄给耀邦审阅。他立即批示:没有什么不可以发表,还赞许有鲁迅文风。

1982年初我65岁,已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决定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将这个局的作用定得很崇高,成员入选特别严格。据说这件事中组部曾拖了一年没办,原因在组织部内的地方、经济、宣教等局都分工管各系统干部,当然也包括选拔青年干部,单独成立这样一个局,岂不像当年国家计委内有过的“小计委”。我知道这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自己有过当年在中央旋涡中翻滚过的经验,不愿意再卷入,想“安度晚年”。可是陈云的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是“能上不能下”、不愿当局长。于是我只好服从了,于该年3月调入中央组织部。中央定的“干部要四化”(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 的方针,以及据此选拔接班人即培养后备干部队伍(当年称建立“第三梯队”),我是衷心拥护、坚决执行的。

中组部青干局的具体任务是选拔省部级后备干部( 最后考察了一千来人 )。这个任务的第一仗,就是“十二大”的人事更替。1982年5月成立了“十二大”人事小组。耀邦是组长,副组长是余秋里、程子华,日常实际工作由秋里负责。组员有十多人,我负责办公室的工作。办公室人员由中组部办公厅主任等组成,同各系统和地方联系,编辑《简报》供中央参阅。工作地点在玉泉山,“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也由耀邦负责( 胡乔木任副职 ),大家都住在玉泉山。耀邦来参加人事小组会议的次数不多。人事小组的任务是准备“十二大”的三个名单: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在玉泉山住了三、四个月,工作当然是繁重复杂的,也很艰难,有时进新退旧一个人,要作许久调查,反复研究,花很长时间才能定案。记得我向耀邦作过两次或三次系统性汇报,他平易近人,交谈很是随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原“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去留问题,是煤炭系统的,在“文革”中欠了帐,当年是颇有点名气的中青年。我们同耀邦来回争论了三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后他服从了大家的意见,这个人不保留了。自己当时似乎有一点感觉,从耀邦( 他是总书记 )这方面来看,我大概还是可以信任的吧( 由于“我行我素”,后来我终于遭到“解铃还是系铃人”的一幕,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文章是写耀邦。 )在那个人事小组任上,我也被推选并被批准进入中央委员的名单,这是丝毫没有精神准备的。接着就开“十二大”,其历史意义大家都清楚。我曾应《诗刊》之命,写过歌颂和期望的四首七律。

“十二大”有最后一幕,报纸没有作过报导,也没有留下一个镜头,一张照片。大会就要结束了,传来耀邦的话:新当选的中青年,要我选出30至40人向政治局作介绍,先印出简历。此事可说是驾轻就熟,很快就办好了。大会闭幕当天在人大会堂的一个厅,记得叶帅、小平、陈云、先念、邓大姐、彭真等都到了( 庐山下来以后就没有见过叶帅,老人还认得我 ),耀邦主持,让我一一介绍。老人们笑容满面,很是高兴。

“十二大”之后到1984年离职以前,由于工作关系有时列席书记处会议,亲眼目睹书记处开会情况,以及总书记如何主持会议并处理一些事务。1958、1959两年,我也列席过中央的一些大小会议,曾亲眼目睹毛泽东执政时的情景,使我感到我们确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言堂变成群言堂了。( 不过书记处的会,两位老人是不参加的,新时期我无缘列席常委会。 )总书记在人们面前是平等的一员,他个子矮,有时发言似乎比别人还矮一点。胡乔木总是挨着耀邦坐着,显出某种监护的样子,令人不快。

有关人事处理还记得两件事。一次讨论到有关问题时,胡乔木发言,声色俱厉地说道: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 听说王震在中央党校也骂过“那个姓巴的……。”)当时大家都不搭腔,也就过去了。耀邦能保护好巴金,却保护不了周扬。第二件事是有关《人民日报》的人事。批判“两个凡是”时,耀邦还在中央党校,同《人民日报》合作得很好,报纸真正起了贯彻改革开放路线的喉舌作用。因此也最受胡乔木、邓力群的攻击,这是他们指挥范围内没能控制住的最后一个重要阵地。大家知道,自胡绩伟、王若水被整下去后,报社不听他们指挥的剩下一个秦川。中宣部拟派王忍之等4人进入报社领导班子,将旧班子“一锅端”,中组部有的领导打算批准。这时听说王在二中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各条战线都已受到严重精神污染,似乎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了。于是我同陈野苹( 时任中央组织部长)商量,这个名单都是搞理论的人,恐怕不合适。1983年1月7日在习仲勋处谈到此事时,在座的乔石、宋任穷、陈野苹都不赞成。我还为胡绩伟说了话,并说胡乔木不能容人。于是我们回到部里开会,顶住了这个方案。1月12日,中宣部的干部局长曾来中组部催办此事;野苹还告诉我,接到邓力群的电话,说我反对此事。1月中参加了书记处讨论广西、湖南等省班子的调整问题和“文革”遗留问题时,耀邦谈到柳宗元的文章“驳复仇议”,其中有句“亲亲相仇,其乱谁救?”他提出要向古人学习。我回家后找到原文,觉得同当前广西形势并不相关,于是向耀邦写了封短信,说明此意。19日书记处会议讨论《人民日报》人事问题。会上好几位同志说到,王忍之在二中全会的发言过“左”,决不能去管报纸;耀邦则谈到报纸不能办成理论刊物;我最后发言说,这个名单不合适,报纸是对着现实情况的,重担压着,无日能卸,书生不能办报;耀邦加了一句:书生要打引号。邓力群在座,一言未发。这个名单就被否决了。这件有关《人民日报》人事处理的事,可能使耀邦加深了对我这个人的印象。

我的老伴有两个很熟的干部子弟夫妇延滨和元元,他们的父母同耀邦夫妇关系密切,元元的母亲同耀邦夫人李昭是延安女大同学。在耀邦的追悼会上,我见到他们同家属站在一起。他们常来我家,于是元元有时就成为我同耀邦之间某种交流的“中介”,既交流必要的信息,也从她的口中多知道一些耀邦的思想观点和为人处世的和特点。现在还零零碎碎记得一些:

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对于“左”祸肆虐的记忆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原则,熟悉西方这方面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还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心中有数,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思考。粉碎“四人帮”后,他有三个建议:停止批邓、平反冤假错案、抓生产。“真理标准”讨论时,阻力不仅来自华国锋、汪东兴,胡乔木更是坚决反对。平反冤假错案时,汪东兴不交出一、二、三办专案办公室的档案;一些专案的甄别,如61人案,耀邦就只能克服阻力,另起炉灶搞调查。

在中纪委时,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耀邦是从这个根本方面抓党的建设的。抓年轻人的选拔,他比谁都积极,紧抓不放。( 在选拔“第三梯队”的工作中,我有亲身体会。有些人不过是口头讲讲而已,有些人只重视干部子弟或过份关心自己的儿女,有些人还硬要“老中青三结合”、“扶上马走一程”)。当年赵紫阳、纪登奎被上面重视。1964年,耀邦曾推荐过紫阳到团中央接班。他没有任何拉帮结派思想,很反感“谁是谁的人”这种说法。他常说,“ 我是党的人”;“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贺龙、谭政…….对我都帮助过;林彪对我也很好,抗战胜利后,争取我同去前线。”林彪事件后,他更加深了对山头、宗派的认识,说“ 这最脱离群众}。”

他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重有知识的人。在延安毛泽东曾夸奖他“思想敏锐、口若悬河”。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并尽力保护他们当中挨过整的人。“文革”后坚决反对过去整人的那一套,主张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不是停在口头上,而是认真贯彻于一切方面,要见诸行动。

当然他也有缺点、弱点。虽然遇事总经过深思熟虑,但有时过于热心,讲话多了难免有失。他不弄权术,从不设防,有时遭人暗算而不觉。“文革”后他的“ 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干部政策,对有些人的使用也是引起过意见的。

耀邦下台后,听到他在“生活会”上受到那种攻击,大家愤愤不平,同时极其关心他的情况。我当即写了这样一首七绝送他,表示某种安慰:

文章翻案古而今,
左右逢源仇又亲。
黑白纹枰输后手,
是非公道在人心。

并让元元带去一本钱钟书的《谈艺录》,将末句写在扉页上,供他翻翻,怡情养性;同时还将我的《龙胆紫集》和《论三峡工程》送上,请他一阅。后者是1985年出版的,该书序言交《人民日报》后,清样送到书记处,有人说我的闲话,耀邦没让发表。

原来我并不知道耀邦喜好旧诗词。不久后,元元带来耀邦写的三首诗让我修正:一首七律“再登泰山”,两首五言古风“赠李锐”、“戏题李锐同志不赞成修三峡水库论著”。看来他比较了解我这个人了,也知道三峡工程的详情与要害了。诗中借巫山神女之口,最后两句委婉道出莫立石壁的切切之情:“乞君莫作断流想,断流永使妾哀伤”。三首诗我都做了些格律上的修正,让元元还去时,顺便送了他十来本旧诗词和有关格律的书。

1984年在中央组织部时与耀邦的一次长谈

1984年1月20日,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21日下午3点,耀邦约我谈话。当时我想可能是要听听我对人事方面的意见。结果耀邦同我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自到中组部工作后,我没间断过写日记,所以许多事还可以如实写出。下面是1月20日和21日两天的日记中有关记录:

1月20日。拟明天谈话提纲:

一、希望中央生活正常( 回顾当年)。 邓力群要干什么?清除精神污染事。人民日报事。

二、对乔木认识、看法:没有管过柴米油盐,没有单独挑过担子。总是一支笔。有时不认帐。不能容人。权威自居。

三、秘书与子弟问题。谨慎小心 、注意传话。

四、科学技术第一( 专家治国问题)。 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好大喜功问题( 三峡)。 水利部“一水三核”( 钱正英到美国,争取美国援助贷款建三峡工程和三个核电站。)

五、“偏离社会主义”的担心问题。

六、湖南问题。( 省部级机构改革后,湖南遗留的人事问题比较严重,还有“文革”遗留的派性问题。)

七、谈丁玲事。( 中组部拟为丁玲彻底平反。)

这天的日记中最后有一句话: 大局在支持耀邦,黄老有同感( 当年我常去看望黄克诚)。

1月21日。下午3点到耀邦中南海住室,谈到6点,整整3个小时,惜无录音也。我大体按准备的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下面是耀邦所谈:

关于1981年、1982年争论[1]: 经济上讲得尖锐些,关键是速度问题。说不能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于是引起陈云、紫阳误会。

生产目的讨论 [2], 并非批评什么人。

翻两番问题。1980年夏在武汉讨论经济,到2000年翻两番。紫阳、姚依林心中都无数。小平问:怎样达到两番?我答年增7.2%,力争7%,不能少于6%。姚说只能定6%,1981年争5保4。我发急了,讲了难听的话,并非对谁过意不去。这时互相不能说服。于是每到地方,我就在下面鼓气。准备十二大报告时,争论爆发。有人告状,说我在下面讲了要10%,向乔木反映,乔木向小平反映了。于是小平找我去问:1、是否搞高指标?答未超过7%。2、是否说不要搞重点建设?答无此事。3、不要整党?答要整,是文件怎样写的问题,实际上报告中写了。

二中全会后,在中顾委讲:我吃几碗饭长大的,大家还不知道?(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上来的,这种说法大家服气。)

胡启立是小平看中的,问过我两次,第三次又问,才讲定的。此事中央都知道。外面说法很多,说我用团中央干部。小平保了李雪峰。

小平看乔木,党的第一支笔,不是政治家。1983年1月,我关于“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内中谈到要全面改革。乔木当时在昆明,送给他看了,他说全文很好,略有增删。结果又向小平告状,说是刮改革风,等等。乔木认为邓力群并不会写文章。( 我谈了对此人的看法后,) 对邓力群现在摸不透。

自己准备1987年下来,乔木、力群等也下。三、五年内要新上几十人。书记处还要进四十几岁的,下5个,换5个年轻的上。

要敢于实践。列宁1920年讲的。这是首位问题,要打开新局面。拨乱反正,反“文革”,正到解放初。新局面是开创,无所谓拨乱反正。

自己坚守两条:毫不谋私,大事请示。各方面尤其地方要敢于创造,现在创造性不足。否则如老的都不在了,会惶惶无主。地方要分权,权不能过于集中。

秦始皇亡在转业干部,军人三十六郡分封,于是在地方闹事。

宋朝亡在高度集中,一切权力集中到朝廷。“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现在只有四件事算是有了纲:

一、外事方针、政策算是有了一套。

二、党内生活、人事,有了《生活准则》。干部要“四化”,老同志安排好。

三、农业还在发展。责任制到专业分工,又一大发展。里程碑式。

四、统一战线。台湾、港澳、民族、宗教( 让郑必坚写宗教问题,三个月了,看了历史文件,有互相矛盾处。)

文化部长四平八稳,无新局面。

计委过稳,大家不满搞老框框。司局级换一批,交流一下,有的可以到省里去,合适的当副省长亦可。

这次谈话,有些是泛谈泛论,但也有属于组织部业务范围的事。

耀邦下台前后

1985年以后,我虽不在职了,但仍关心风云变化,耀邦的处境大体上是知道的。每年一次的中央全会上我还发发言,有时还说得比较尖锐。后来在中顾委每周一次的支部会上,发言也不大有顾忌,该讲的还是讲,胡乔木的问题我就谈过。1986年北戴河会议后,关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也听到一些传闻。年尾的中顾委支部会上,就有对耀邦说长道短乃至攻击的言辞了,如“搞青红帮”之类( 用共青团和红卫兵)。1987年1月“生活会”之变( 会上强加给他不少不实之词并迫使他下台),我并不感到意外。

为便于读者理解,现就导致耀邦下台的问题作一扼要说明。

改革开放以后,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理论务虚会”乔木并不赞成,反而夸张当时的形势“像1957年右派进攻”,还说“不要逼华主席反右派”。于是代邓小平起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大讲专政、贬斥民主,使会议虎头蛇尾,草草收场。1980年8月,政治局刚刚通过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强调国家政治、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胡乔木就利用当时发生的波兰事件上书告诫,使这个讲话束之高阁。

此后胡乔木不断以“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罪名,大整坚持经济改革尤其是坚持解放思想、政治改革的人。党校事件 [3]、特区事件[4]、周扬事件、《人民日报》事件等等,接连不断,矛头指向耀邦,视其为这些人的总后台。

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供六中全会讨论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避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即“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不移”;特别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开放性,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突出政治民主化,“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总结了“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并且规定要“在全体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公民意识”,“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要遵守宪法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

胡乔木和邓力群反对这个文件,他们提出了一个修正稿送给邓小平与陈云,坚持“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调。当时,陈批示赞成修正稿;邓批示赞成原来的文件草稿,否定了修正稿。随后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二人极力活动,引起了激烈争论。耀邦做了妥协,在草案中加了这样一段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反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以这样的话来限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解释。但是,这段话遭到陆定一的坚决反对。他在会上三次发言,从历史角度论述“反自由化”这一提法的荒谬和危害;指出这是当年苏联反对我们的“双百”方针时提出的,后来“文革”时“四人帮”也使用这一提法批判过陆定一、周扬和邓小平;笼统地提出“反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同宪法规定的各项人民的自由权利相冲突,而且对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极为不利。

这场争论的最后一幕出现在9月28日六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我亲身经历了这个场面。对“决议”进行表决前,陆定一又站起来发言,坚持他的意见,要求在“决议”中去掉这一段话,引起全场热烈掌声,我们中顾委这边的掌声最热烈。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余秋里、杨尚昆等发言反对陆定一的意见。胡耀邦采取调和立场,主张暂时仍保留这一段落。接着邓小平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讲得最多,而且最坚持;说现在年轻人中有一种自由化思潮,自由化本身是资产阶级的;最后说,反对自由化,还要讲10年、20年。

耀邦会后布置传达时说,不要将这个争论传达下去,以便集中精力讨论“决议”本身。然而,胡乔木、邓力群却借此机会来整倒耀邦。王震在中央党校带头发难,印发邓小平的讲话,在全校大会上责难耀邦。王震说:有人故意不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说,在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20年,现在再加50年,反到下世纪。于是,这件事和1986年底发生的学生上街,成为迫使耀邦辞职的一根导火线。

我1987年日记的记录了以下相关之事:

元旦。于光远电话:被点名批评,批他的“大公有私”,“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他拟申诉:怎能同“全盘西化”联得起来?

2日。有人告知,凌晨两点,长安大街由西向东,有几百人游行,高呼“自由万岁”,“严惩凶手,爱国无罪”。当是昨日天安门事余波。同黎澍、秦川通电话:必须疏导,不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李普来,同去黎澍家,漫谈形势,不胜感叹:苏联文教科技一直未受大的干扰,知识分子待遇一直拉开,因此基础比我们好得多。

3日。项南来,再谈假药事经过。他已见过耀邦,耀邦说,他在福建工作已经全面肯定,并说谁无过失,自己过失还多些,还谈到自己日子难过得多。

下午,顾委传达12月30日小平约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六人的谈话文件,颇似当年“夏季形势”:当前学生闹事乃是近几年来反对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所致,否定“清污”过头。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人应予开除,过去软弱。关于王若望,上海有开除和保护两说,中央也有保护层。波兰教训说明专政必要。上天安门,有多少抓多少。巩固文艺宣传阵地。整肃要开个名单,但不急于处理。

4日。传言颇多:紫阳转总书记,耀邦到顾委等。陈云说赞成开放,但基建不能过大,要个笼子。计委很难改老一套作风。

5日。上午顾委支部会,调门都高,黄火青几乎点了耀邦的名,说小平是舵手。有人指责陆定一和于光远。倒是提出物价问题,关系千家万户。下午到医院,向黄克诚遗体告别。

6日。高扬说:由来已久,几年矛盾;少开常委会,书记处专断;专职书记分开开会,不合党章。嘱我不要发表意见。

7日。黎澍电话:他的邻居自天津回,学生卧轨,要求中有物价问题。下午参加黄克诚追悼会,不见耀邦。

8日。秦川告知,王鹤寿通知钱李仁:方励之、刘宾雁开除党籍。钱问是否符合党章?答符合。

9日。到人大小礼堂,参加“华夏研究院”成立大会,颇为隆重,避免讲话。遇胡绩伟、于光远、苏绍智等。说点了一串名字,王震还点了巴金。

12日。上午参加顾委一支部会,揭批耀邦了。多人发言讲具体人事。最激烈者说,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要当军委主席;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总后台;同中曾根打得火热;擅自批3,000日本青年访华,等等。上面定的,似乎要人人表态。

14日。续开支部会。曾志大姐也说了一篇,但最后讲了公道话:还得全面看,三中全会以后做了许多好事。大家最后意见是:小平决不能下。黎澍夫妇、李普、秦川来,都有忧虑,要注意国外反映。

15日。得到电话:耀邦停职检查;检查好了,可保留政治局委员。

16日。电视新闻,耀邦下台,保留常委。多日来的不安,告一段落。来日方长也。有人谈感受,匈牙利改革曾停滞10年。但愿我们不步此后尘。厂长制贯彻甚难;企业都有潜力;都知道作为生产力发展,私有制不可避免。

( 1987年1月21日的日记中有“丁卯年初有感”一首七绝,是赠耀邦的。此诗刊于1985年出版的《龙胆紫集》新编本中,题目为:《丁卯岁首赠人》。)

1987年7月3日元元来告我,耀邦明显瘦了。听家人说,那些被指责、检讨的东西,其实很多是小平说的。我们当时都奇怪,何必匆匆做这种检讨。

7月19日。元元夫妇来。元元昨天到胡家,同耀邦单独谈话,是出事后第一次同外人谈话交心。元元一开始向耀邦讲了我们大家对他的关心,谈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党有史以来最民主的( 领班人),选中了;要从全局考虑自己的问题。

元元转述的耀邦谈话要点,有以下这些:

下来这几个月,不看电视,专心阅读马恩全集( 《列宁全集》是“文革”时读的), 作了一些笔记;并将过去几年自己写过或讲过的,凡形成文件和付印过的记录,好几百万字都看了一遍,就放心了,并没有什么错误。

关于小平全下,我半下[5], 这是小平同我两人的私下谈话,当时很赞同。总书记的职务辞过几次。六中全会时向中央写过报告,一定要建立退休制度}。 ( 此事小平同紫阳也谈过,紫阳即表示不赞成小平下。因此有人说耀邦不聪明,耀邦曾因此大生其气说), 我不能让人几十年以后指着脊梁骨骂。

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19号文件是羞辱。( 1987年中央发的19号文件罗列了耀邦“在经济工作方面的一些严重错误”、1月2日耀邦给邓小平的信、1月10日和15日在中央一级党的生活会上的“我的检讨”、“我的表态”。) 其中许多话并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3,000人来,是外交部的申请件:到1989年末10,000人,常委都圈阅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3,000人。总书记连这点权力都没有?( 在中顾委的支部会上,我也听到过就此事对耀邦的攻击。)

我还是谨慎的。领导人的退休制过去小平、紫阳都讲过,我就没讲过。那时考虑根本不可能,因此力主二线制。搞退休,伤老同志的感情。

香港的东西,过去根本不看,免得受干扰。

今后四个字:安度晚年。是否能“安”?有两条:一是自己已经71岁多,自然规律不行了。二是希望党好起来,但是否可能}?( 元元说,耀邦叔叔有极度失望之感。说过去一起斗争几十年、互相信得过的老朋友,如王鹤寿的揭发,当然伤心之至。)

马克思的一个观点:一种现象的发生,要寻找根源,发现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文革”当然不好,发生了以后,其结果好:不会再发生了。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观。

( 粉碎“四人帮”后,关于中国的前途,陈云曾找耀邦谈过三天,谈到的一系列问题后来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评论员的文章中都有过反映。元元说,耀邦叔叔对陈云一直很尊敬。)

在党校负责时,提出是按当时的中央文件[6] 讲课,还是按马克思主义讲课?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六中全会前在北戴河讨论时,陆定一就建议在文件中删掉,万里赞成。全会讨论时,他们两人仍坚持这个意见。我只说求其稳妥,现在还是保留为好,将来再考虑是否去掉。最后都归咎于我。后来我被逼得做检讨。

元元说,她几次听耀邦讲,在原则问题上他是没有错误的。元元感到耀邦的心灵受到很大伤害,于是对他说:对我们来说,不管你是总书记也好,不是总书记也好,我们感到最亲切的是你的人格高尚,你无愧于世,对得起历史;你14岁参加共青团,经过那么多党内斗争和政治风波,依然保持了一片赤诚。这都是为人最宝贵的东西。耀邦听后笑了,说: 对的,马克思也讲赤子之心。

1988年1月2日日记载:

晚上延滨、元元夫妇来,告知耀邦最近的一些言谈:

小平处打来几次电话,大概是12月30日去了一次,只是打桥牌,什么也没谈。邓家后来又约去,以身体不好,谢绝了。自己也没想好今后做点什么( 秦川曾劝他写回忆录)。 现在就是参加政治局会议,读书学习,思考问题,情绪尚好。陈云说我不懂经济,其实他们还是过去老一套}。( 自己) 总以善意看人、待人,不知人心之诈,去年初下台时才有所醒悟。关于方励之、 刘宾雁、王若望三人的问题,是很后悔的,小平问到时,没有讲清楚三人情况,没有正式进言,只说不理会好了。( 以至后来挽回不了。) 看来耀邦对自己大小遭忌之处尚未深思,也没有一个得力帮手。延滨听说,王震向人诉冤,他并没有想整耀邦。另一位有关的老人表示,没有想到耀邦事惹得人们意见如此之多,说“我也是被授意的”;于是要儿女们自己奋斗,不能靠老子。}延滨还告诉我,耀邦很想同我谈一次。

1988年1月耀邦约到家中长谈

1988年1月10日,元元来电话,耀邦约我星期四下午到他家去。

1988年1月14日下午,延滨来,同我一起到耀邦家。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刚一走进客厅,耀邦张开手对我说: 欢迎你,你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有正义感,犟脾气}。从下午2点40分谈到8点20分。留我吃晚饭,是同家人分开单吃的。我1988年日记的最后几页记下了耀邦谈话的要点:( 原来记得较乱,是凭记忆记的,下面大体上按内容做了调整)。1

( 1987年1月的“生活会”,) 这是完全意外突然的。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束了。( “生活会”上) 薄一波的开场白是很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谈谈,相互之间有什么意见,从耀邦开始。第一个放炮的是余秋里。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没有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 就是这次“生活会”也是专门布置的。习仲勋事先不知道,一进会场见到这个态势,就大发脾气: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不告知?1986年11月开始,中央有一个由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王震、伍修权、高扬等组成的七人小组,分头找有关人徵求“十三大”中央人事如何安排,尤其徵求对耀邦的意见。周惠找我谈过这个情况。此事耀邦全不知道。) 他们还到各省收集资料,并没有收获。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讲了点过头话。生平不背后议论人,否则会更不得了。下来后,通看了自己在这七、八年中的全部讲话、谈话和文章,都是已经印出来的,好几百万字。看了三个月,问心无愧。( 这同我们的看法一致,代表了三中全会后的正确路线,都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安危、如何健康发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因此我们这批同耀邦有交往并熟知其为人的朋友,都谈到他不应当辞职,也不应当做这种检讨。)

检讨中自己大包大揽、上纲上线。下来后,尊重新的领导( 没讲服从), 维护党的团结。我只要求安度晚年}。

( 由于是这样一种心态,听说耀邦在会上被迫作了检查之后,离开会场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耀邦是红小鬼出身,经过苏区肃反、长征、战争烽火,十年“文革”,受尽磨难,历次运动从不整人。三中全会后,以无私无畏、大智大勇的精神,开辟社会主义新阶段的新道路。他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 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 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终于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谈话时我问到,有意见分歧,为什么不召开常委会呢?) 常委会很少开。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我一年去一次陈家。( 感到耀邦有许多难言苦衷,也不便深问下去}。) 小平耳朵软( 指有时也听进去两个“左王”的一些话)。 关于( 全退、半退) 下来事,是我同小平两个私下谈的,交换意见的性质}。( 据说邓后来问过万里:为什么让我下?万答:也许是失言。邓说不是,是要取而代之。由此可见,当年邓小平对胡耀邦误会之深。这太令人遗憾!)

大概是1980年,同赵紫阳、姚依林、房维中到武汉,向邓汇报,谈五年计划的盘子,年增长速度4.5%( 这是当时定的)。 邓以为这样翻两番困难,问定多少才能做到。三人都没答。我答7.2%。三人脸都很沉,都没讲话。因为陈云原来拟降到4%。邓又问,五十年翻两番,这是什么速度?只有我能答出2.5%。平时这些数字都注意并且记牢了的。( 曾听到陈周围的人说过,陈对耀邦两条大意见:不懂经济,用人不当。后来大家对耀邦的责难之一是搞高速度。)

( 国务院) 三十几个部汇报,是想让书记处的人熟悉经济情况。( 我在电力部时参加过这种汇报。耀邦问过,我们的电何时能赶上美国?我说,如果按人均,永远赶不上。耀邦当时想快的心情可以理解。攻击他要搞“大跃进”,就太过份了。) 后来觉得赵有意见,就停止了。选为总书记是几位老人商量的结果。只有叶帅还提出过让华国锋再过渡一下,看看再说,后来也同意了。( 在延安时,叶就很了解耀邦。三中全会后,叶对耀邦说:副主席你当一个。耀邦答:那怎么可以。) 十二大的政治局、书记处名单是由几老商定的。

( 我到组织部以后,接触了一些人事,我这个过来人当然敏感到,陈云与耀邦之间是存在某些矛盾的,知道陈对耀邦有大不满处}。) 1983年初常委会,陈云就批评了我( 搞乱经济) 九条。( 当年耀邦到各地调查研究时,常讲小平的“翻两番”,邓力群就向陈云讲经济过热是耀邦造成的。其实1982年工业增长7.7%,计划却是4%。) 小平不以为然,当时就说:到此为止。并疾言厉色地说:中央工作会议不要开}。( 借着陈云的批评,胡乔木当即建议开省市委书记会议。邓力群会后即在他管辖的两个宣传口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陈云的批评。一时上下沸沸扬扬,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大事}。) 小平后来就将胡乔木、邓力群找去质问:你们要干什么?( 1987年的“生活会”上,邓力群在发言中就此事做了点轻描淡写的检讨。)

在组织部工作任上时,要撤换张平化的中宣部部长,曾经让我推荐人。推荐过胡乔木( 据家人和我熟悉的人反映,耀邦是一直尊重乔木的)。 小平不同意,说无行政能力,是一支笔。( 邓早说过胡乔木骨头软,固执等,这是传开了的。) 一星期后,又两次问到,只好毛遂自荐。当宣传部长后,先念曾经说过,威信不如组织部长时高。为《人民日报》事,沉住了气,总会有磕碰的。( 这是胡乔木、邓力群未能控制住的一个部门,逼得胡绩伟辞职后,除掉王若水,后又撤换秦川。不知耀邦是否感觉到,两个“左王”从中央党校组织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一直搞“清君侧”的活动。)

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 似乎是一句总的评语)。 一天几个条子,老打电话,不堪其扰。胡启立刚宣布为常务书记后,就遇到这种情况,诉过苦。小平也不堪其扰。1983年有一天,乔木突然跑来,哭诉着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我当时感到非常诧异,不解其故。乔木反应过来后,又破涕为笑,谈别的了。以前乔木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思想很开阔,以后文章交我改,可以改得更好。纪念毛泽东90诞辰的文章,我憋了一个星期写出来了( 没有交乔木改), 乔木自己却不写。乔木还说,邓力群不会写文章。( 耀邦随即谈到这样一件事) 书记处会上讨论乔木儿子事件 3)[7], 邓力群第一个发言,赞成法办。

改革开放,安定团结自是重要,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重要。有右反右,有左反左( 这是黄克诚当年建议的); 启立在山西讲话,这样两边都提到,这不能解决问题。( 接着耀邦谈到三件事) 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这样继续伤害知识分子( 将不合已意的“眼中钉”,不实事求是,随意开除党籍), 如何求得安定团结?学生总是比较激进的,对学生闹事的看法与处理方针的问题。这三件事实际上是未了的。从历史责任,应当提出来,必须强调实事求是,这是根本之根本。还应当坚持这个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三件事尤其后一件,耀邦是有预见性的,是预言家。)

生平对两个人有亏心:一是苏静,宁都暴动后,长期被怀疑,1942年才入党。“文革”时8次被逼,要我交待苏的问题,只说有思想意识毛病。二是项南,1959年后打成机会主义分子。延安抢救运动时,在总政没打过一个特务。曾做过几次试验,找根本不会有问题的几个人,一审问一逼供,就都承认了。毛主席找去汇报时,讲了这个情况和对抢救运动的看法( 当时毛还听到其他人的反映), 才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

在延安时,同陶铸、王鹤寿关系好,曾被称做是“桃园三结义”。( 耀邦曾对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在“生活会”上被鹤寿揭发了,非常伤心。)

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张治中。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次分裂时,张两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很不赞成。1949年以后,他不批蒋介石。大概是“大跃进”时,有次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上遇见毛主席,张说:“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张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

对总的形势很是忧虑。世风日下,人心涣散,物价指数居高不下,经济最关紧要。党风不正,有些干部胡作非为,不讲真话,无维系中心,讲真话最重要。

下来后,小平多次让去打桥牌。12月30日去了,也没有谈什么。

( 谈了谈自己的一生) 家乡成了红区,浏阳中学读了半年初中,同杨勇( 表哥) 同班。在湘赣边区,编儿童报,自刻蜡板。开始杀“AB团”,被怀疑。中央苏区来人,冯文彬把我( 救了) 带走了。一次听到顾作霖( 团中央书记) 同冯文彬谈,说我不像反革命。于是要求留在团中央工作。延安时,最初在抗大一大队当支部书记。一次开会发言,谈改进工作,定要深入群众。受到毛主席赞赏。提拔我当抗大政治部总书记。有人不同意,毛就让再提一级,当副主任。抗大办报,自己写文章。还请毛主席写,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1955年前,同毛主席有过七次谈话。( 于是谈到毛及其他一些人事,从略。)

江西时,任弼时并不赞成肃反,朱德也不赞成。毛多疑,延安写有十封信,说服弼时( 关于清算“左”倾路线历史)。 弼时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曾不同意“王明路线”的说法。

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到我的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中央,等等。也有些工作上的事,引起多年结怨。如黄火青,三年困难时,我被派到沈阳去了解情况,只差20亿斤粮,硬要30亿斤,当时没有同意。( 黄火青在中顾委会上对耀邦意见很大,讲得也多。)

耀邦去世前十天的长谈

1989年4月5日下午2点,元元来,同去耀邦家,谈到9:30。

交谈开始,耀邦先提到乔木访美前 3) [8] 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会犯20年的左倾错误”( 令人不解的是用“中国”而不用“中共”),似乎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像,是否真有改变,还得察其言而观其行。接着我就谈访美之行的经过,谈到不仅许多留学生而且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关心他的情况。关于美国的情况和我的看法,谈得较多。如美国历史没有什么传统又有传统、移民国家的特点、两党轮流执政问题、对个人自由与平等的尊重、社会生活与社会保障情况、资本的社会化、税收政策、黑人问题等等。在哈佛时曾住在傅格尔(Ezra Vogel, 《日本第一》一书作者)教授家中,与也住此处的刘宾雁有过接触。刘到过40多所大学演讲,想办一份刊物;我劝他还是与国内取得联系为好( 这个刊物后来没办成)。关于美国民主,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还谈到参观许多博物馆,也见到马克思全身铜像,西方将马看作是一个经济学派的创始人。

我谈完之后,耀邦谈了10个问题。我当日的日记记载: 谈了10条分歧,关键是所谓的“要树自己”,导火线在“同意全下”、“自己半下”( 两人对话)。这是我当时的观感( 事实是否如此,当由历史评定)。

一、关于华国锋问题。( 1962年短期下放湖南时,耀邦曾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同华国锋有过一段共事经历。在党校也合作过,比较了解其人。当年在党的高层讨论华的问题时,邓小平认为华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是造反派出身。耀邦认为,) 其主要问题在于搞“两个凡是”与个人崇拜,受了汪东兴身边那个秀才班子的影响;处理不要过急,要宽一点,保留在政治局好,不要搞丑化。而且粉碎“四人帮”,华和汪东兴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耀邦的看法得到大家的赞同。他讲了很长一段话,彭真还特别称赞:讲得好。处理华国锋的决议,乔木起草,经他修改,措辞较和缓。华下台后,本人也一直没有说过什么过头话。)

二、处理“四人帮”的问题。 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有个别人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果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三、清理“三种人”的问题。 从宽还是从严,一直争论到1983年整党。有些省矛盾很尖锐,如山东、广西、江西、湖南、内蒙等。处理不好,又会发生内乱。我顶住了过激的一面,坚持冷处理,尤其是一些省的一把手,历史上有过功绩的人,更要慎重,从宽为好。他谈到刘建勋、刘子厚、李雪峰、白如冰等人的情况,保与不保,在高层中是有争论的。有一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时,陈云谈到“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我很是赞同,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四、清除“精神污染”问题。 胡乔木、邓力群一直反对周扬、夏衍与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自由化”的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这三个人决不能整。( 大家知道,这两位“左王”是怎样利用“异化”问题整周扬与王若水的。邓后来被这两位说动了,于是(十二届)二中全会发难:清除精神污染)。 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做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并将原件退回。( 这也说明耀邦胸无城府,从无抓人家小辫子的习惯,并不把这样的文件留在手里。) 当时邓力群也气势汹汹,逼《人民日报 》、新华社都发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与紫阳联手抵制,其他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28天就停下来。赵紫阳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是胡乔木、邓力群两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访问日本时,日本记者故意提问“清污”问题,于是我回答:“日本军国主义是最大的精神污染”。

他们两位( 指胡乔木、邓力群) 总是要在文艺界挑起争端。如批白桦的问题,《解放军报》的文章,幸亏乔木也不太赞成,否则我也顶不住。

五、外事问题。 1982年以前,讲联美反苏,徐帅不赞成。我作过两次系统发言,外交讲了10条,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紫阳找我谈,说太大胆了,敢印出来。东德昂纳克来时,请他传口信到苏联。我们( 指耀邦和紫阳) 两人各讲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 我与耀邦还谈到东欧、中日关系等。1980年4月,意大利贝林格来访,当时耀邦谈到), 苏联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别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脱不掉。赞成意大利的提法,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话讲得较早)。 “我是老鼠上秤钩,自己称自己。”当年于是传来上面一句很厉害的话:“你要树立自己的形像。”

六、1983年1月,耀邦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共讲了28条。 1980年邓小平的长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讲过党政要分开( 但办不到)。 这个说法,毛主席批评过:党政又分又不分。( 耀邦说,) 我的讲话中,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全党都要懂经济。喜欢讲四个字:“藏富于民”。这28条,书记处都看过,乔木当时在云南,改了几个字寄回,是同意的。小平说:文件很好,没提不同意见。赵紫阳认为,现在不忙毛里毛躁搞全面改革、搞政治体制改革,向小平反映。乔木后来又说不知道这个文件,没经过书记处。于是只好向小平谈:文件经过书记处的,这样才没生气。于是定个协议:文件暂不发表。( 此事又关系到“你要树立自己的形像”问题。)

1984年开三中全会,开始没有题目。后来想到两个:还是谈改革;或者一年工作报告,讲7、8个问题。小平认为,改革纲领存在困难,争取讲第一个问题。这就又180度转过来。同时取得紫阳的支持,列出12条,仔细交代,提纲也向紫阳谈了。本来想讲点理论问题,2、3、4条合并,理论也不能讲得太多。我从来不同意“理顺物价”的说法。紫阳提出“物价是改革关键”,几经商量,定稿改为“物价是改革的成败关键”。这个报告大家都赞成,说成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耀邦一直坚决支持邓小平1980年讲话、搞经济与政治全面改革的,两者要同步。问题就出在两位老人之间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矛盾。同时两位“左王”实际上抱住老框框、死教条,如雇工7个即是搞资本主义,应主要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等,并不赞成改革开放。他们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在两位老人之间钻空子,谎报军情,籍以得逞。于是出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段刚刚过去的史事可说并未结束,根深蒂固的“左”害也还时在发作,人们对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对些未了之事,应当彻底弄清实情,总结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这就是列席“十五大”时,我为什么要写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的原因。)

七、经济工作中的问题。 给我戴过一顶帽子:提倡高消费。我反对高消费,主张适当刺激消费,促进生产。马克思谈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其同一性。(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耀邦曾支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被胡乔木强行制止) 我一直强调农业、基础设施、原材料问题;要发展第三产业,引进外资和技术;同时要限制高消费商品进口。有人却想以进口高档商品回笼货币,1元换8元。头10年和后10年的问题,头10年定要有个速度。1980年8月6日武昌谈话,邓谈到翻两番的速度问题,只有我答出7.2%。当时陈云定的4%,邓也同意这就翻不了一番。我说我们这些人顶多还搞10年( 耀邦多次谈过,自己准备1987年下来), 不能将麻烦留给后代。邓问过我:“你说了这个话?不能将麻烦留给启立?”1981年、1982年刮下马风太冷,他们要负责。198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一个青年翁永曦的8句话( 邓力群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印发的材料): “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上的纲领,得到陈的认可。( 这就是要采取紧缩措施,压制当年“经济过热”现象,否则财政赤字无法弥补,要爆发经济危机。) 我为此发了脾气,引得陈很不满。( 1982年全国经济形势看好,农业总产值增长11.2%,工业增长7.7%。) 1983年那次会[9] 本来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历来不赞成大调整物价,不赞成提所谓“理顺物价”,没有充份有说服力的材料,物价必然有上有下。到1986年讨论五年计划报告,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胡乔木、邓力群都不赞成。( 据我所知,还有如此令人意外之事:1986年耀邦到湖南时,邓力群竟然来找他,要同他联手反对赵紫阳,被耀邦严辞拒绝。)

八、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开始时不赞成这种提法。此事上上下下都有责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老提法,是上对下。“清除精神污染”只搞了28天,书记处都不赞成,不能不停下来。( 这个问题他只提了一下,接着讲下面最要害的问题。)

九、“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在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发言,坚持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于是就闹大了。( 这个最后导致耀邦下台的最大问题,谈话时他只说了这样一句,就没有再说下去。可能是他知道我们这些人对此事首尾都很清楚,也有可能是怕触动自己感情不愿多谈。

十、政法问题。 主张从理论上弄清楚。就是搞法治,依法治国。不要再象毛老人家一样,强调专政。依法打击刑事犯罪。不赞成搞什么“几大战役”,不要搞新的冤假错案。彭真说过我:“四个坚持”,你时而说,时而不说。留学生反映,再搞“四个坚持”,就回不去了。邓几次讲,反右派没错,只是扩大化了。

(最后,耀邦谈到自已的事情): 有苦恼,但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不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主持工作这7、8年中的作为) 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新的结论,没有,也不能强求,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然的。我已无所谓。当然,死了什么也不知道。( 耀邦还谈到), 当时作检讨,是为了照顾大局,为了保护一批干部。( 也为了保护这个家,这是他同别人谈到的。)

( 最后谈到), 再出来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两三年,又能做些什么?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个新的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

谈话时我曾让元元简要记个要点,耀邦如此正式地谈自己的“十大分歧”问题时,我也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一点。以后根据元元的记录作了整理,我与元元相互校对过两次。当然,我不能保证以上所记与耀邦讲的完全无误。其中若有不合耀邦原意之处,自然由笔者负责。

结束语

关于耀邦一生的评价,1989年4月20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会上所作的悼词,是经过邓小平和中央负责同志讨论过的,还是比较公正的。但由于1987年1月“生活会”上强加给他的那些不实之词,以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曾使得党内外广大党员和群众为之愤愤不平,以致1989年4月他辞世时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对耀邦在改革开放和总书记期间的作为,有一个全面公正符合实际的总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形像问题。要知道不能正确认识昨天,也就掌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耀邦下台后,在1987年的“十三大”的几次选举中,“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是言中了的。那次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耀邦得票1,800多,只比合格选票少几十票。随后的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共173人,而耀邦得了166票,后来知道未投他的7票中还有他自己的一票。

就在这次大会的中央委员选举中,邓力群落选了。据说为了照顾他,后来又违反程序、临时把他放到中顾委候选名单中(这是等额选举),他得到的还是最低票。紧接着选举中顾委常委,当时上面又想让他进常委(甚至选前准备当选常委集体照相的座席时已把他的位置安排在前排),选举时气氛很紧张(我是亲临其境的),共有187人投票,结果邓力群只得到85票,连零头都不够,又落选了,而胡乔木只得到135票,是得票最少的两人之一。选举完后当选的中顾委常委集体照相,只好临时撤去邓力群的座位,胡乔木最后走过来,一脸死色,也无人同他打招呼。早在6、7月间,就听说王震极力活动让邓力群当总书记。后来有人向邓小平写信揭发此事,并检举邓力群之种种劣迹。小平批示:撤销其一切工作。

“十五大”召开时,我是列席代表,曾写了一个近万字的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发言中谈到,“应当开始总结这20年来(1978-1998)的经验教训”;应当象总结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是自发进行,还是有组织领导;是内部动态参考,还是允许报刊讨论?其实许多事境外议论甚多,书刊出得不少。研究历史,不能设禁区。……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20年能这样走过来吗?何况这20年中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艰难,没有干扰。”我在发言中还提出了7个不能回避讨论的问题,其中第5个就是“1987年胡耀邦辞职问题”。

多年来有关耀邦的书出版甚少。最近港版《怀念耀邦》一、二两集共52篇文章近60万字,作者60人都是耀邦在各个时期的战友、同事和部属。这些文章都是研究耀邦其人和党史的资料,我的这篇当然也可列入其中。

【注释】
[1] 1980年末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上关于1981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争论;1981年底又一次发生了争论。
[2] 1979年10月,《人民日报》在耀邦的重视和支持下,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但是有人误以为这是针对某人的,胡乔木更说这样会造成紧张,“可能引起爆炸”,向耀邦施加压力,使这场讨论被迫中止。
[3] 1981年,有人向陈云进言:中央党校校刊《理论动态》有篇文章是影射攻击你的。结果耀邦受到指责。陈云查询,耀邦答没有此事,可以调查。于是中央组织部派调查组进驻党校,审查校刊编辑负责人吴江、阮铭、孙长江,结果并无攻击陈云之事。但不久,王震接任中央党校校长,即宣布这三人调离党校,并且下令将阮铭开除出党。
[4] 当时广东、福建的领导人挨批挨整。
[5] 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里谈“十三大”人事安排。耀邦说,我已过70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说,我、陈云、先念全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耀邦由衷地赞成。
[6] 指“两个凡是”那些东西。如说“四人帮”也是“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耀邦不同意这个判断,他提出一个问题:“在思想政治或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
[7] 1984年,胡石英因诈骗罪被北京政法部门立案审理。因其是胡乔木之子,乃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逮捕法办。后依法判刑一年半,但不久即以“保外就医”为名出狱。
[8] 1989年1月9日至2月20日,我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邀请,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逗留了40天。在美国遇到了留日学者杨中美,他将自己所着的《胡耀邦传》中文版赠我,回来后即让元元交与耀邦。回国后不久乔木应李政道邀请拟访问美国,知道我刚从美国回来,3月5日,特让郑惠来找我谈谈美国之行的观感。郑惠是乔木多年的助手,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知道我与乔木多年的历史关系,个人之间并无恩怨,尤其清楚是乔木建议我写《庐山会议实录》并予帮助的。4月4日听到我的介绍和意见后,甚为感动。
[9] 即胡乔木准备发动召开而被邓小平制止的中央工作会议。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1 Issu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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