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游卒岁:从孩童失踪到国王砍头:法国大革命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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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在法国的历史实在不算是个特别的年份,而发生在这一年五月的儿童失踪事件,就在本年度中也不算是特别大的事。但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与雅克·勒韦,却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从当时的档案中与法庭案卷中仔细爬梳,将当时的图景细致而完整地拼接,还原出当时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件不大的事,但草蛇灰线,却可看出近半个世纪之后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情形。虽然作者在书中强调,这个事件绝非法国大革命的预演,但无疑却是其前戏。从此事件中,我们亦可看出法国大革命发生的逻辑。

这本书就是最近刚刚出版的《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法国大革命前的儿童失踪事件》。书的篇幅并不长,所述的事情也不复杂,但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通过还原十八世纪中叶巴黎的一幅图景,让我们看清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的真实情形,看清国王与民众关系的渐变,看清其暗含逻辑对未来政局走向的影响。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该书的中译名。中译名不仅与全书的意旨相悖,让人对阅读此书的兴趣顿失,且与法文原名及英译名都差距颇大。法文原名叫《Logiques de la Foule:L’affaire des Enlevements D’enfants,Paris,1750》,我不懂法文,查了下法语字典,大意即是:群众的逻辑:巴黎1750年的儿童绑架事件。而英文译名则为《The Vanishing Children of Paris:Rumor and Politics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意思即为:巴黎孩童的消失:法国大革命前的谣言与政治。三个书名所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原文名强调的是大众的情绪,英文名则关注于谣言与政治的关系,中文名却强调谣言对于政权的威胁。三相比较,优劣自见。不知出版社出于何考虑,弄成这样的名字?在笔者看来,中文名无疑将该书的意义完全扭曲了。其实,老老实实地从法文或者从英文中直接翻译过来,不是最为省事也最贴近原意吗?

1750年的春夏之交,法国正是国王路易十五当政之时。他是执政达七十年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曾孙,也是法国唯一被处死国王路易十六的祖父。路易十五五岁就登上了王位,执政时间虽不及其曾祖长,不过也将近六十年。这位长相英俊的国王,其前期倒还算是励精图治,并依靠其祖上的余荫,在民众之间赢得一些声誉与爱戴。他与其曾祖一样也有一个外号,叫做“被喜爱者”,从此外号也能看出路易十五与太阳王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他没有其曾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也不好大喜功,同时也没有他那样严厉,相当的温和,且遵守其祖训“让人民免除痛苦”。但承平日久,且时世亦在变化之中,路易十五执政后半期,则耽于享乐,且遇事优柔寡断,能避则避,许多其曾祖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如财政空耗等,不但未能解决,反而越拖越烈。而他对蓬巴杜夫人的宠幸,更是受到众多诟病。“红颜祸水”本是王朝的老话题,但路易十五恰恰提供了最为生动的注释,更何况“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说不清楚来源的传言,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后世,更让路易十五的声名严重受损。这是《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所描述事件的背景,也是民怨沸腾的肇因。

路易十四虽是雄才大略,但也穷兵黩武,四处征伐,同时又大兴土木。这样的结果,尽管烘托出一个强大法国的景象,但实则财政已经空虚,许多地方的经济已经凋敝。在临终之时路易十四对其继承者、他的曾孙路易十五交托后事之时,也颇为感慨地要求他不要学自己,要与四邻交好,要善待人民。但已经亏空的国库岂能短期填满,已经变坏的趋势也不是那么容易扭转的。雪上加霜的是,天灾也来捣乱。就在1750年事件发生前两年,“1747年至1748年,饥荒又一次席卷了王国内的一些地区,平日里饥饿的流浪汉大军受此驱使开始了逃荒之旅,绝大部分人最终来到了首都。”这些身无分文一贫如洗的农民,他们背井离乡来到首都,却在这里不享有任何的权利,过着依旧贫穷的生活,成为巴黎街头的流浪汉,他们给巴黎治安带来了极大的潜在威胁。1750年暴动的主力军,恰恰就是这些人。

但让矛盾激化的,则是当局者的应对措施一成不变,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自从中世纪晚期以来,一整套的镇压机制一直存在并且在危机时刻得到充分的运用。新的权力使之不断完善,警察可以用逮捕、囚禁、甚至有时用强制劳动的方式来清除街头流浪者”。而且这些对付流民的条款在前一年又得以重申。1749年12月的法令声称:“陛下要求所有在巴黎街头发现的乞丐和流浪汉,无论他们是在教堂里面还是门口,在乡村还是在巴黎周边地区,无论年龄和性别,都应当予以逮捕并关进监狱,这项必要的措施已经耽搁太久了。”其实巴黎的市民并不反对驱逐首都到处都是的流浪汉,也许也容忍并支持清除街头小混混的方案,但警察却不顾人们的反对,任意将搜捕目标扩大化,这激怒了巴黎市民并让他们感觉到害怕。这些街头警察与巡警的所作所为,让巴黎市民对他们产生了敌意,在此问题上他们又坚定地站在了流浪者一边。

这时流言也出现了,说不但警察驱赶流浪汉,而且还绑架儿童以向其父母索要赎金。这样的传言又得到了不断有流浪儿童甚至是巴黎当地人孩子失踪的消息,而让这则传言有了可信度。为何孩子会失踪,会被警察抓?除了警察要赎金的说法之外,还有其他诸多的说法。比如说因为北美殖民地密西西比缺少劳力,需要抓捕孩子到那里去劳动。连高等法院的秘密报告中也采信了此种说法。这些说法其实相互矛盾,从后面的调查来看,也缺少实证。但这些说法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警察在其中都是有罪之人,且在零星的案件中也有警察牟利的证据。作者认为,“警察内部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严重,而且并非个案。对于一个一直缺乏人手完成任务的治安系统来说,这些陋规或许是维系其运行的必要机制,尽管它在整个18世纪的欧洲都臭名远扬。”而且警察在驱逐这些流浪汉的行动中,言辞最为激烈,行动也毫不犹豫,他们一再强调采取“选择和区分行动”的必要性。

但“这种甚至在最贫困人群当中也不顾人们身份差异乱抓一气的行为”激怒了巴黎人民,并引起了整个巴黎极大的恐慌。高等法院的报告也认为巴黎人有理由憎恨和反对警察的行为,“因为这种对于自由的侵犯使得人们一踏出家门就有被逮捕送到密西西比的危险。”而且对这些流浪汉的驱赶其实也没有什么效果,经常是刚刚驱逐出去,过段时间他们则又出现在巴黎街头。因此,巴黎民众公开站在了被驱逐者一边,不断地爆发一些小冲突。据作者在书中统计,在叛乱发生前短短的五个月中,巴黎发生了十五次暴乱,而且这些暴乱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这些小冲突不断地累积着,民众对警方敌意越来越浓烈,他们将一切怨气集中在警察的身上,因此双方激烈冲突也就无可避免了。最后这些小冲突演变成一起大叛乱。

谣言越传越盛,情绪已近爆发的临界点,而警察不是去纡解这些情绪,反而去追查这些谣言,他们怀疑有人在后面煽动,是将矛头对准整个制度,对准整个王国,对准国王的。他们将谣言当成一个更具颠覆性阴谋的一部分。

“就是在这种恐慌和怀疑的气氛下,叛乱在5月22日至23日真正爆发了。”在5月22日巴黎6个不同街区内爆发了6起严重的冲突。都是从街头事件迅速地转变为群体性事件。巴黎陷于一片混乱之中。翌日,这种叛乱达到了最高潮。一位名叫拉贝的倒霉警察在抓捕一名11岁的孩子时,被巴黎民众发现,在进行各种追捕之中,他被愤怒的民众从警察手中抢了过去,并被乱石砸死。而且这些暴动的民众将其尸体拖到了警察局长的门前,作者评论说,“这就不仅仅是一群失控的群众的行动了,而是一次挑战。”那是对警察的挑战,也是对制度的挑战。

正如书中作者所所言:“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些参与叛乱的群众的所有细节,它们很明显是很多不相干因素的混合体。”虽然作者在书中透过当时人的各种笔记与记录,包括法庭的庭审材料,想竭力完成1750年这次叛乱的拼图,还原出当时的情景,弄清楚参加叛乱的主要是哪些人,而又是哪些人冲到了最前列,但他们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个任务。”每一次零星的暴动都是由不可预知的、不可控制的孤立事件引发的。“叛乱中究竟死了多少人,也一直存疑,警方给出的数字是二十人,但亦有人认为远不止此数。不过仅从此数字,也可看出当时叛乱动静之大,范围之广。”群众的暴力行为一开始并不是想发动叛乱,而是一种情绪化的常规手段,以此来恢复人民与警察之间一直以来的平衡状态。“但民众的情绪一旦点着,暴力一旦失控,一切都会朝着不可收拾的方向狂奔。当然,最后是警察控制住了局面,巴黎暂时归于平静,波旁王朝又一次转危为安。

叛乱平定之后,接着就是处理叛乱参与者,这也是一种普遍的程序。但巴黎事后的处理,却颇有一些意味深长。”绝大部分被推定有罪的人都是流落街头的人,包括一些乞丐、流动商贩、流动散工,以及一名沿街叫卖的小贩、一名擦鞋匠、一名轿夫、一名运水工、两名民兵,换句话说,他们是那些在极度贫困边缘生存的巴黎人的代表。“但实际上,作者认为巴黎市民才是最先爆发出怒火的人,而且他们在每个阶段都积极地参与和呼喊,他们的愤怒也点燃了叛乱的每个阶段,而且最为激烈的最为暴力的每个现场,都有着他们的身影。但除了一位锁匠之外,他们的名字却都未出现在警方与法庭的名单上。为何如此?”很明显,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身份而受到保护。他们是社会上的体面人,警方将他们与那些社会底层大众明显区分开来。“政府非常清楚他们的敌人是谁,他们所激怒的是谁,同时也很清楚能够有力量颠覆其统治的又是谁,在实力的较量之中,他们很自然地把最为弱势的流浪者作为了牺牲品,其中三人被判绞刑。

当然,警方也清楚,民众的叛乱并非针对他们而来,他们也只不过是那股愤怒洪流所冲击的第一道篱笆而已。虽然他们平常的行为也是这股洪流喷涌的原因之一,但他们并非是首要目标。首要目标是谁?当时另一则谣言,就已经透露出一切。”在1750年流传的诸多谣言中,最后一则谣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则谣言,它是能证明这一点的最好例证。“这则谣言认为,绑架儿童的动机,就是恢复国王路易十五的健康。其实,早在事件之前,法国就流传着很多关于路易十五的谣言,这些谣言又与宗教与历史混合到一起,益增其可信度与可怖度。根据路易十五行为的乖张,当时就有流言称国王就是希律王,得了麻风病,因为”麻风病患者性情易怒、反复无常,无法抑制自己的欲望,对于性的渴求毫无节制“。而要治愈这种病,那么孩童的血则是关键。如此,在导致叛乱的绑架孩童谣言中,国王的身影浮现了出来。

谣言并不可怕,那是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巴黎密集的人群,封闭的生活环境,也很有利于谣言的产生与流传。作者在书中写到,”谣言是一种无法抑制的现象,永远无法将其打败。‘巴黎人更倾向于相信秘密流传的虚假报告和诽谤诋毁,而不是相信公开出版发行的有关政府命令的公告。’在一个口耳相传的社会中,谣言必定会一直存在,谣言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和盲从的表现。“谣言的产生,必有其现实的根基,谣言的流传,也得有适合的情绪环境。很多谣言其实来无踪去无影,很快就销声匿迹。但有些谣言则能一呼百应,迅速传播并很快激起愤怒,时势使然也。正是法国人民尤其是巴黎人民对于路易十五的早已不耐,认为其已经背叛了人民赋予他的神圣责任,才会让他成为一切谣言的中心。

路易十五最初即位之时,是颇受人民爱戴的,人民给予其热情洋溢的欢迎,并庆祝其成年礼与婚礼。但这种热情却慢慢在消褪,原因在于路易十五懒散的天性,与其对人民痛苦的漠不关心。他软弱、自私,且冷漠,沉溺于与蓬巴杜夫人的私欲之中,这正是人民所忿恨的。对于国王的不满情绪,不仅在失意贵族圈子里,也在巴黎大街小巷的酒馆里传播。”这不只是一种短暂的抱怨,而是一种持续增长的不满。“人民认为路易十五缺乏传统国王所应具备的统治才能。书中也引述了《法国大革命史》作者所感觉到的这种情感上的反转:“作为上帝形象的国王成了令人恐惧的对象。君权神授这一不言而喻的公理永远消失了。”在这种对路易十五的敌意气氛之中,当时在法国颇为势盛的冉森教派,他们关于大屠杀的预言,则又与这种不满情绪一拍即合。而冉森派的猛烈抨击,更成为当时公众舆论的中心,他们所质疑的并非只是国王,而是整个君主制的根基。波旁王朝的垮台,在此时就已埋下了火种。

当局平定了1750年的叛乱,处死了几名闹事者,重新恢复了巴黎的秩序,但整个事情却并未尘埃落定,恐怖的气氛弥漫于上层,也弥漫于底层之间,然而人民的愤怒则有了更明确的指向,那就是王朝本身,那就是国王。作者认为,这次叛乱,成为了人民与国王对立的里程碑。“这次绑架儿童事件只是整个18世纪叙事中的一个小片段,但是它标志着一次重要的态度转变,人们直至这时候才开始认识到这种转变。暴力和恐惧带来了一个新的令人震惊的事实:‘人民已经不再爱戴他们曾经如此珍视的国王了。’”

从巴黎儿童失踪,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绵延数十年,但我们能看出一条清晰的逻辑线。波旁王朝走到路易十四之时,其实已是回光返照,制度已经衰颓。而路易十五接下的这个被其曾祖耗空的摊子,已是无力回天。再加上他懒散与好色,更让他与人民恩断义绝。而整个的政府制度尤其是警察制度,既腐化又无能,早已与人民相对立。于是流言四起,既是针对体制,也是针对国王。而王朝与体制应对无据,让小小的事件酿成大的叛乱,至此朝野矛盾已是势成水火,革命势必燎原。让人有些不解的是,法国人民竟然忍了如此之久,虽然最后的爆发很是吓人,且涤荡得如此的彻底,可谓是压抑越久,喷发越烈。路易十五欠下的债,由其孙子路易十六来偿,倒也还算公平。尽管后者相比其祖父来说,勤勉得多,不过革命需要国王的头颅,因此他也只能成为波旁王朝成为这个制度的牺牲品了。

书中写到了这么一件事,就在1750年的5月13日,一个警方密探在胜利广场旁酒吧里偷听到人们对话。有人说,在老实人市场的所有妇女准备一同去凡尔赛宫,把国王废黜,并把他的眼睛挖出来,然而再回到市场里杀掉那些负责的警察。不过,废黜国王并挖出他的眼睛的事并未发生,只是杀死市场警察的事在几天之后就发生了。但几十年后的1789年10月5日那天,又有另一群妇女按照此种方式出发去了凡尔赛宫,之后国王确实被废黜了,只是没有被挖掉眼睛,而是直接上了断头台。那是路易十六,是很多人想挖掉其眼睛的路易十五的孙子。其实,早在这个世纪的中叶,革命的幽灵就已经在巴黎的老实人市场里游荡了。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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