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风和日丽，在尖沙咀一条僻静小路上的华丽酒店的会议厅内正在举行一连两天的《丁酉反右六十周年座谈会》。小小的会议厅挤得水泄不通，来自中国大陆、美、英、澳、新、日、丹麦和台湾地区的右一代、右二代、右三代以及研究反右问题的专家学者挤挤一堂，共同追忆历史，釐清真相，拒绝遗忘。
在3月28日的开幕式上，代表主办方香港民主促进会和五七学社的甄燊港先生首先致开幕词。他欢迎来自祖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六十年前反右运动幸存者及其后代和专家学者，热烈欢迎大家光临。他说：“我们这个会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其过程错综复杂。六十年前的反右运动直接打击了一百多万人，受牵连的有七百多万人。七百多万，相当于我们今天香港全部人口。七百多万人忍受了六十年，但是忍受不等于认同。受害者和有良知的人们六十年来在作全新的审视和反思，要把必然性变成偶然性。我们不希望再发生这种事情。如果不正视它，谁能担保六十年后不再发生呢！”
向大会发来贺电的有美国加洲大学宋永毅教授、美国研究反右史专家丁抒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李海霞教授、杭州大学退休教师叶孝刚、上海格致中学退休高级教师张强华等，会上宣读了部分贺电贺信。
沙尚之为中共党内最大右派之一的前浙江省长沙文汉和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极右分子陈修良之独生女。由于大家所知的原因不能出席大会，委托陈愉林代为宣讲她的论文《试论反右运动的历史溯源和反右研究中的十大课题》。沙尚之数十年如一日，长期整理和研究分析父母遗留下来的两大樟木箱数千万字的中共党内文件资料，从中得出结论，中共官方把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根源归咎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或大鸣大放，她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以及社会根源出发，探究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发生反右运动的政治、文化基因及其必然性；探讨六十年以来反右史研究中易遭忽略、不被重视或颇有争议的课题。
沖破重重阻挠前来香港赴会的北京市公安局前右派任众，今年已八十四岁了。他声泪俱下地倾诉了当年错划右派和几十年的“改造”经历，这时，北京来的其他右派和右二代展示了从北京带来的二条横幅“毛泽东要清算，共产党当反思”和“反右冤案六十年，我们要求赔偿”，引来一片赞赏的掌声。这二条口号，道出了全体与会者的心声。
美国林牧晨、澳洲张小刚、丹麦廖新军和香港刘梦熊博士相继在会上发言。张小刚是右二代，他父亲逢荆早年从南洋归国投入共产革命，反右中以莫须有罪名打为广东省中共党内地方主义分子。毛泽东说：“地方主义分子就是右派分子。”遂被开除党籍，划为右派，全家遭殃。
丹麦廖新军千里迢迢飞来香港参加会议，他的父亲王定是打游击出身的中共广西环江县委书记，因反对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主张包产到户，划为中共党内极右分子，被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讽刺为“广西纳吉”。廖新军作为右派崽子，同他母亲和兄弟姐妹备受折磨和煎熬。王定故世后，他为父亲立碑，上联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下联是“不屈不挠争民主人民英雄”，横额为“广西纳吉”。极具讽刺的是，王定的前妻蒋继璘是游击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妻子的革命烈士陵园与丈夫的反革命右派坟墓遥遥相对。
原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博士上个月才从冤狱中出来。他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他沉痛地回忆忠于职守的公务员父亲代人受过，顶替他人做了一名“凑数右派”，二十多年后才真相大白。他作为狗崽子，受尽歧视和奚落，一怒之下，一条泳裤偷渡香港。经过努力拼搏，终于成为期货大王。最后他以最近的特首选举对比六十年前的反右运动，说：“中共提倡七不准，反对普世价值，反对司法独立，反对基本自由。特首选举把六十年前反右的阶级斗争那一套搬来香港——说什么不选林郑就是不信任中央；排斥建制派曾俊华、胡国兴、叶刘淑仪三人，就像反右扩大化，扩大打击面。”“我们很清楚看到，反右斗争虽然过去六十年了，但是围绕着特首选举，看他们是怎么对待曾俊华的，反右斗争的阴魂不散，在香港徘徊，让香港同胞感受到五七年反右的情形。”
中共党内大右派许良英之子许成钢教授、上海右派徐绍华佛教居士、北京右派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蒋绥敏高级工程师、北京政法学院退休教师赵日月、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离休教授八十九岁高龄的蔡群、香港优秀义工前北大物理系极右学生岑超南、成都右派周茂歧、《开放》杂志原执行编辑蔡咏梅、右二代马文都等二十多人都作了发言。他们以亲身经历和遭遇倾诉反右运动对中国社会进步的破坏作用，漠视法制，以百分比定斗争指标的阶级斗争危害性、荒谬性。与会者揭发出看大字报时微笑划右、批斗会上眨眼划右、上厕所划右、撞见领导在办公室搞破鞋划右、与党员争夺女朋友划右等等种种荒诞不经的只有在党天下社会才独有的怪现象。
这次座谈会一波三折，受到官方前堵后追，多次濒临夭折的危险，最后沖出重围，死而复生。香港五七学社和民主中国促进会早于2016年已开始了筹备工作，成立了以前香港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前线》和民促会召集人甄燊港为首的筹备小组。可是在合办单位和会场问题上首先经历了一波三折。2016年底我们与中文大学商妥合办，中大提供会场、食宿交通，双方分工明确。据此双方共同发出了会议通知和邀请函。
不料2017年1月8日在中大举行的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上，发生五毛党呼叫“毛主席万岁”“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引起校方警觉，于次日便撤消共同举办的决定。春节后我们又找到城市大学，城大同意会议由双方共同主办，只提供会场，并作了安排，但不提供食宿交通。我们又发了第二次会议通知和邀请函，制作了招贴画。就在距会议召开前不久，城大又没有任何理由地取消了合作，不提供会场了。以后在《苹果日报》报道这一消息时又断然否认了合办研讨会此事。我们保留了城大答允共同举办和提供会场的电邮。然而我们充分体谅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香港高校的苦衷，放弃了与大学合办的计划，另觅酒店租借会场，第三次发出会议通知和邀请函，那时距开会已经没有几天了。就是连这么一家国际连锁酒店也受到中共干扰和警告。
我们这个会是个穷会，没有任何基金会或大佬的支助，全靠穷右派和热心朋友五百、一千地赞助，集腋成裘。有二位老右派各捐二万，拿出了“棺材本”。一位没有参加会议的美国朋友捐助三千美元。就这样临时凑集了十多万元会务印刷住宿交通费。
我们这个会又是个悲壮的会议，从头到尾遭受中共的打压。前文提到的前堵后追，我们这些年老体衰、手无寸铁的耄耋老人正面背后都要应对一大群武装到牙齿的凶神恶煞。国民党只有中统、军统二家，而共产党却有国保、国安、总参、总政、中统（战部）、中联、港澳、边防等五花八门的“维稳”机构；有中央军，也有地方军、杂牌军；有省部级、地市级、也有区县级。他们个个财大气粗，在香港都有各自的代理人，据说有九十多家。中午刚签约的酒店的名片，几小时后已出现在北京中央某领导的办公桌上了，其速度之快赛过电脑。
三位会议经办人分别受到多次威吓警告，取消会议、消失旅游、金钱收买；不准主持、不准发言、不准出席；不准叫研讨会、不准招贴、不准拉横幅、不准超过四十人，如此等等，管头管腿，不一而足。为了把会开成，主办者在某些支节问题上也作了一些让步，例如把研讨会改名座谈会，虽然换汤不换药，但政治就是妥协嘛！
更为令人愤慨的是用各种卑劣的手段拦截各地来港赴会的右一、右二、右三代。有的威吓出席者：“28日香港有个反华会议，你们不要参加”；有不批准港澳通行证的，有只许参加旅行社的香港游不可自由行的；有强制退票而不补少补退票费的；有强令写保证书不去开会不发言的；有不准出家门，24小时监控的。更有一绝的是上海国保说“28日开会当天你只要站在自家阳台上挥挥手，证明你没有出家门即可”。有的地方见硬迫不行，便放软档，和颜悦色地好言相劝：“帮帮忙配合我们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吧。”其态度之诚恳，令人动容。
自古以来，暴政统治手段具有二大特点：制造恐惧和制造谎言。中共当局为破坏这次会议，把这二手绝招都用上了。有人听信了谎言，有人害怕了，甚至有人到了香港也不敢来参加会议。有一位筹备组成员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反对举办什么“狗屁研讨会”；在紧张繁忙的筹备筹款期间，他在温暖之乡潇洒八个月；当有一位主办人在深圳海关被扣，一时不能回来主持筹备工作时，他立即主张取消研讨会，一声怒吼“狗屁研讨会”与中共当局的封杀令何其相似乃尔！而会议召开时，又变脸以主办人自居，如此反复无常难道是出于恐惧而自保吗？
当然大多数人是不怕打压不怕封杀的，无所畏惧的。北京、上海、福建、成都的右一、右二、右三沖破阻力和刁难，安全赴会，安全返回，用行动击退并戳穿了恐惧和谎言。面对有关部门的威胁利诱，正如会议组织者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所做的一切，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一百多万死去的和活着的阶级兄弟姐妹。我唯一对不起的，是我的家人，妻子、儿子和孙子们，他们为我担惊受怕一辈子，如果你们秋后算账，他们还要担惊受怕。”
当各地与会者陆续返回后，秋后算账开始了。来香港开会的上海右三代刘颖小姐于4月13日傍晚在电梯口突遭拘留，经威吓审讯一晚后次日晨将她释放。刘小姐热心为老右派当义工，帮他们打字整理回忆录。她被释后立即宣布退出活动。可是有关部门仍不放过她，17日又去查她工作单位的账目——
在《丁酉反右六十周年座谈会》前后和进行中，始终受到各方媒体的关注，《苹果日报》三次跟进报道，《东方日报》、《明报》、《大纪元》、《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多维》、《新唐人》等媒体都有专题介绍。中共当局原本妄图封杀此次纪念活动，可是却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炒热了这次会议。其影响力已经越出华丽酒店小小的会议室，经由媒体走向世界。
在闭幕式上，放映了艾晓明教授的新作《夹边沟祭事》和澳洲王旭的《我们的声音》两部以反右运动为主题的纪录片片断。最后用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大会宣言《釐清真相，拒绝遗忘——告华人同胞书》。
在会前专门出版了一百万字的《新编五七右派列传》，分送与会者。大会收到的五十多篇文章，将出版丁酉反右六十周年专集。
2017年4月17日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