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反乌托邦小说，几乎必然会提起著名的三大反乌托邦小说，而一提这三部小说，人们往往又会突出那部奥威尔的《1984》，其次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最后恐怕才会提起扎米亚京的《我们》。确实，对于扎米亚京，我们知之甚少，他的文学作品在国内也似乎就《我们》略为有些名气，而且往往仅仅限于名气而已，很少有人看过。这位作家无疑是位睿智而天才的作家，但是他的这部作品又不幸碰上专制的体制，于是他的小说只能被查禁，他的肉体只能流亡。扎米亚京和《我们》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巴别尔和《骑兵军》的故事，不同的是巴别尔被极权体制夺去了性命，相同的是扎米亚京在《我们》之后也再也没有传世之作，他和巴别尔一样，文学生命早早的结束了。
与气氛压抑的《1984》相比，《我们》显得要“有趣”一些，作者以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极权世界的一位普通人民的思想历程。但是，幽默既然已经成为黑色，它就是那种让人笑中带泪，笑后沉思的幽默，尽管风格不同，但是奥威尔和扎米亚京一样，通过他们的笔有力的展现了极权社会下一个虚幻的乌托邦世界的真实状况。
《我们》从形式上是本日记体的小说，通过主人公的第一人称描述来以一斑窥全貌。小说的前面几个章节无疑让人读来感到搞笑和不可思议，主人公是“积分号”太空船的一名设计人员，他生活的联众国是一个在他看来美好的世界，一切和谐无比，没有自由的“野蛮”，而像他这样的个体已经没有了个性的名字，只有一个个代号，主人公便代号D-503。这些人完全忠实的服务与联众国，臣服于类似《1984》中的“老大哥”那样的“无所不能者”。在D-503看来，他无法想象不少人类“仍旧生活在自由状态（亦即不受管理的原始蒙昧状态）的那些年代发生的不可思议之事。”，无法想象“没有义务性散步，没有对进食时间的精确规定！人们居然可以随意在任何时候起床，上床。”，甚至“对性生活完全放任之流”，“简直就像牲畜一样，完全反科学！”。到了这里，D-503生活的世界已经渐渐浮现，无疑，这是一个极权的社会，它有许多反乌托邦小说描述的极权社会的固有特征，比如政府对思想的控制，对人们生活上的极端军事化管理，对性生活的功利化管理等等。而在联众国中，人们甚至没有了最基本的“个性”――姓名，他们被一个个代号所标示，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书中被联众国赋予历史性重大使命的飞船被命名为“积分号”，就这样，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一个个本来可以充满个性的个体被当作零件一般标号，成为一个庞大社会一小部分，而这些部分又被“积分”成一个整体，成为为整体服务的“部分”，具体的个体，即一个个“我”就这样消解于笼统的“我们”中，成为极权制度下的悲剧性群众。
显然，如果本书只是简单的叙述一个极权社会的景象，那么这只是本让人开怀大笑的喜剧故事，而黑色幽默往往要在让人在荒诞中发现残酷的真实，所以扎米亚京开始慢慢引入悲剧元素。显然，爱情是可以营造悲剧效果的绝佳因素，于是，I-330号出现在故事中。在本书中I-330号不但是一个令D-503心动的女人，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I-330一出场就给人以不同一般之感，首先，D-503已经给人一种可悲的感觉，而在他眼中的，I-330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甚至是个荒唐的人，正是这点让读者对这个新出现的女人有了兴趣。而男女起初见面的不解与鄙夷往往会演变成戏剧化的爱情，I-330便这样对眼中这个不同女人产生了爱意，这个女人充满个性，而且显得神通广大，总之她的一言一行都显得与众不同，甚至与联众国倡导的价值观不符。是的，I-330便是一个异端的角色，一个追求自由的异端角色。当D-503开始拥抱与I-330的爱情时，也就开始拥抱自由，一种与他长期的价值观背离的生活方式。我想，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看，D-503中的D是否就可以看作Dependence，而I-330中的I是否可以看作Independence，一个人是需要依赖一个庞大极权象征的“我们”生存的个体，一个人是可以独立于所谓的“我们”的真正的“我”。而独立的I-330不但要自身独立，而且是一个抵抗组织的一员，她试图劝说一个在本书中起初看来很忠贞的联众国价值观信徒配合他们的胆大妄为的革命。在书中，“绿墙”是一个隔离了极权世界与自由世界的象征，就如很多人后来给予柏林墙的象征意义，当强势一方无法彻底摧毁异端时，将之隔离到另一个世界便成为一种节省成本的手段，而I们正试图从绿墙外突破到绿墙里，或者墙里墙外本身就是相对的概念，事实上是I们试图将千万个D们从自由世界的墙外拉进来。
故事的结局则带有彻底的悲剧色彩，而我一直认为一个喜剧的贯穿，悲剧的结尾才是真正黑色的幽默，一种令人心悸的“幽默”。最终，他们的行动失败，而I-330在D-503的面前倍受折磨，更多I们被处死，这些联众国下的“非理性号码”本身就不在联众国合法的号码登记簿上，所以，没有人在乎他们的消失。联众国的秩序得到了拯救，一切又会一如往常，无数的“我”在有计划的性生活下被创造，从出生其就成为一个数字，一个零件，而当他们成年后在日记中或许也会如D-503一样写下对没有异端，没有自由的秩序的赞叹。扎米亚京没有讲述一个自由反抗暴政的成功故事，而是在荒诞色彩的故事中揭示极权令人窒息的真实。
就在我写这篇书评时，猛然发现我竟然很难记住书中的人物的“名字”，也就是他们的代号，甚至几个主人公，我不得不翻书去寻找他们。看来，数字确实容易被人遗忘，我们更容易记住的是那一个个鲜活的名字，想到这点，我不禁感到一阵更深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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