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钱钟书老先生曾经写过一段话，说的是猴子蹲在地上的时候人们是看不到它的红屁股的，等到它爬上树之后，人们举头一望惊讶地发现猴子的屁股竟然是红的。钱钟书老先生最后说，猴子屁股本来就是红的，只是爬到树上之后人们才看到而已。
这个故事，让我不由得想起柏杨老先生的通史《中国人史纲》里的两个“大头症”的典型人物，一个是隋炀帝杨广，一个是金帝国第四任皇帝完颜亮。
提起隋炀帝杨广，很多人对他的残暴都略知一个，俨然成为了暴君的代名词。在杨广仁寿宫弑父登基之前经历了长达十四年的卧薪尝胆，在这十四年中，他只娶萧妃一人，符合其父隋文帝杨坚对“一夫一妻”的坚守；他不喜宴乐，以简朴的生活示人；他礼贤下士，即便是对仆从也极为尊重，杨坚夫妇耳中听到的都是周围人对其道德和人品的溢美之词。除此之外，杨广知识程度很高，有很好的文学素养，对任何人都很诚恳，很谦虚有礼，尤其曲意交结政府重要官员，包括杨坚最信任的重臣宰相（尚书左仆射）杨素。他所展示出来的，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标准领袖，具有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的英雄性格和救国救民、民胞物与的圣贤抱负。节俭、朴实、谦恭、虚怀若谷、好学不倦、礼贤下士、不爱声色犬马。—–集人类美德于一身。于是，公元600年太子杨勇被废，杨广在一片支持下被立为太子。公元602年，其母孤独皇后去世，公元604年，趁其父杨坚病重弑父，最终登上皇帝的宝座。杨广从开始采取夺嫡行动，到他行凶之日，历时十四年，在这段漫长岁月中，一直保持伪装，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杨广经做得天衣无缝，可见他具有绝顶的聪明才能。可惜他欠缺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灵魂和情操，他夺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获得无限权力。获得无限权力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发泄他的大头症。
大头症是一句民间俗语，形容一个极端自私的人所发作的肤浅而强烈的炫耀狂。杨广如愿以偿地当了皇帝之后，被压制十四年之久的兽性，像火山一样，以雷霆万钧之力，向外爆发，最后除了一根绞绳外，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住。他在位十五年，大头症也历时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他的穷奢极欲怨声载道，东征西讨好大喜功，残暴嗜血众叛亲离，将开皇盛世糟蹋成一片废墟。杨广十四年处心积虑，十五年折腾作死，最终在五十岁的时候被最信任的大将宇文化及率领的禁卫军绞死。他的故事使人想到《伊索寓言》，一个农夫牵着一匹驴子走过悬崖，农夫恐怕驴子跌下去，牵它靠里面一点，驴子坚决不肯，越牵它，它越向外挣扎，最后它跌下深谷，粉身碎骨。农夫探头说：“你胜利了！”杨广常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感言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杨广也胜利了。杨广跟他的前辈孙浩、石虎之流的暴君，不同类型。孙、石之流的凶恶，可以直接从行为上观察出来，而杨广不然，他给人的是一种非常厚道和非常理性的印象。他作的诗充满感情，造诣很高。他的言论跟他所颁布的命令，都大义凛然，无懈可击。他把暴行间接化和制度化，使之成为一种合法的暴政。这暴政表面上好像不是杨广的本意，实际上却恰恰是他的本意，而他的本意比官员们所做的更恶毒，所以对人民的伤害也就更大。
另一位大头症的典型代表是完颜亮。完颜亮是金帝国第三任皇帝完颜亶的宰相，以生活简朴和对人谦恭，受到举国尊敬。公元1149年，他杀掉完颜亶，自己即位。完颜亮和隋炀帝杨广好像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都具有使人失笑的大头症。无限权力到手后，他那一向艰苦克制的兽性，全部爆发。最终在狂屠皇族、南下侵宋后众叛亲离被自己的将士绞死。
俚语说：撵着不走，打着倒退。民间俗称这种人叫“犟种”。当一个“犟种”获得无限权力之后，便成为一个民族的灾难和一个国家的噩梦了。讨论至此，我们只能抽丝剥茧、寻根溯源，在大头症发作之前先看看接受权柄那一刻的社会标准，以此来寻找破解的良方了。
红屁股的猴子有可能会坐在地上很久，但永远也不要忘记它有一个红屁股。这也许给很多人出了一道难题，眼见为实嘛，既然没看到它爬上树，没有亲眼看到它的红屁股，怎可武断地就厌恶之？再加上，谁不喜欢大头症发作之前的“暖男”呢？一个人的虚实都与道德有关，虚伪的人也只能在道德上做文章，甚至可以长年累月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姿态去博取庸碌群氓的好感，实在之人其表现状态也是如此。面观，一脸诚恳；听言，正义凛然；观行，礼貌周到。俗话说；乱花渐欲迷人眼。在一个社会节奏飞快的现实中，在一个只靠泛泛之交就要建立信任的交际社会中，虚伪的面具和本来面目似乎很难辨别出来。于是，难题无解的无奈便油然而生。不破不立，如果陷进道德和表象的循环以及由此带来的表实难辨的困惑中，便永远走不出选择的怪圈。其实猴子屁股原本就红还是在地上蹭红的抑或是爬树的时候磨红的，要不就是人们抬头望猴的时候火红的太阳照射过来造成的错觉，都不重要。用“登高现红”来反推任何坐卧站爬的遮掩都有点而事后诸葛亮的意味了。“大头症”发作之前的种种美德，如果不是虎头蛇尾，也不至于被人反推诟病，也就是说虚伪一辈子在存在感上那就是一生的道德楷模，一个不完美的结局，一个有始无终的表演，让此前的一切模范成为让人深恶痛绝的邪恶种子的入土过程。看来问题的关键倒不是曾经的美德，而是这种美德是否应该成为被推举成为掌权者的唯一依据，尤为重要的是掌权之后如何才能使其美德延续下去，而不是不受制约地转化为变态爆发的“大头症”。
以“德”取士的可操作性原本就虚无缥缈，主观意味浓厚，以“德”定尊，一着不慎，更是会贻害深远。清朝道光帝选储君的故事想必很多人知道，一个“不忍”、一声痛哭，一套惺惺作态，不但巧妙地掩饰了自身的无能，反而映现出能力超群者的冷酷无情和残忍，结局是德高者成为咸丰帝，落选者成为恭亲王，而恰恰是这位恭亲王奕䜣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如果当时道光帝秉承“能者上”的标准，也许能干的奕䜣会带领清帝国顺利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而不至于迎来帝国的黄昏。评价一个人，如果将言行泛道德化，只会催生耍小聪明的虚伪和人生如戏的掩饰。破解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便是靠制度去约束猛虎，而不是选择一头温顺无害的羔羊成为头领。如果制约严密而巩固，即便一头披着羊皮的狼，也只会在笼中施展自己的狡猾和血腥。对于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来说建立一个法治社会，用法律去制约一个人对道德边界的突破，竖起高压线，画上红线，告知底线，“大头症”也就失去了任何可供发作的土壤。也许有人觉得，“大头症”的两个典型代表一个在隋朝一个在金帝国，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以为随着君主专制社会的远去，“大头症”就会烟消云散。实则不然，“大头症”的土壤是权力集中，“大头症”的催化剂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在只要还有人依然惊异于猴子屁股怎么突然变红了的社会，“大头症”便会出其不意地在人们的道德洁癖中生根发芽，在不受约束的“一把手”中开花结果。一个法制完善的社会，道德不会成为唯一的评判，所有的制约也不会让虚伪的表演有机可乘。唯有法理思维的辨析才能撕下“画皮”返璞归真，魑魅魍魉和正人君子都可一目了然。可以说，坏制度可以将“人”变成“鬼”，好制度可以将“鬼”变成“人”。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面前，既然我们无路可逃，势必要被裹挟和同化，那就创造一种更适宜生存的社会环境吧！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18/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