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傅国涌 国语书塾 2018年11月4日
蒋介石一生最惊险的遭遇莫过于西安事变，虽然侥幸脱险，但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惊魂初定，1937年2月，他就急于要出版一册《西安半月记》，以日记形式记录了自1936年12月11日至12月26日他的经历，多有自我包装的成分，旨在维护自己的领袖形象，处处强调自己在危难中保持了完整的人格。世人皆知这是陈布雷代笔完成的，其中所说当然并非全是实情，但有许多细节应该有相当可信的成分，比如12月14日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一番对话——
张学良说：“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实太右太旧！”
蒋介石问：“何谓右？何谓旧？又何谓太右?”
蒋说张茫然不知所答，接着说：“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
根据蒋的身边人后来根据其日记编辑的《学记》大致上记录了蒋在那个时期所读的书，确有韩非子、墨子在内，从这年11月，他读完韩非子，开始读墨子，计划12月读完墨子，12月4日在去临潼的车上又读孙子，到12月9日，他还在读墨子的《非命篇》。
蒋回答说：“余不知尔所看之新旧书几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之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
十五年前，也就是蒋受命主持黄埔军校前，他前往苏联学习时读过马克斯学说，在此前后，也读过经济学、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之类的书，一度他还表示信服马克斯的学说。
过了好久，张说了一句：“举一例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为何不从成功着想，而只求成仁？……”引起蒋对孙中山所说的“不成功即成仁”的滔滔宏论。
蒋自与宋美龄结婚以后，特别是1930年以来常读《圣经》，日记中也经常抄下《圣经》的金句，比如新约福音书和保罗书信中的句子，对基督教时有心得；他也时不时请学者专家来给他讲课，经济学、统计学、政治学、金融学、外国历史、中外关系等都有，包括马寅初、王世杰、罗隆基、李惟果、王芸生等人；但从《学记》的记录不难看出，他最熟悉、最能打动他的还是传统文化的部分。他不仅喜读《大学》《中庸》《孟子》《墨子》《韩非子》这些典籍，《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这些书也读得津津有味，1932年12月11日，他连着两天在长江的军舰上读完《明夷待访录》，感慨说：“此书从前读之，不觉其趣，今复读之，乃觉彻悟之晚！夫中国之政治思想，往往有超过西欧者，惜国人不自求诸近耳。”他接着读《明儒学案》，认为“现代之书，不足论矣”。12月26日，他从上海去宁波的军舰上看完《中庸》，说：“国人近讲哲学，专尚欧西之书，而将我国固有优美之哲学，置之不讲，此今世文人之所以为民族千古罪人也。痛哉！”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何会读书“太旧”了，子产、岳飞、诸葛亮、王安石都可以打动他的心，1936年2月4日，他在行政会议上就劝各部长去读张居正详传。早在1915年，他二十九岁时曾说过“政治学则以王阳明、曾文正二集为根底也”。这一点几乎没有改变过。
1937年初，张学良在南京开始读《五朝名臣言行录》、《吕氏春秋》之类旧书，想来应该是蒋介石所推荐的。1月14日，蒋在奉化溪口劝张看《宪人模范》、《民族主义》二书， 直到1958年11月15日，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在台湾大溪，张说自到高雄以后专看《论语》，也很喜欢读梁启超的著述，还问蒋：“我应该看些什么书？”蒋回答：“《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又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日记说：“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此时上距西安事变已二十二年，张学良从三十六岁到五十八岁，离大陆政权更迭也近十年矣，当他们谈起读什么书时，蒋又岂会忘却二十二年前张学良说他读书太旧。
2017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