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的另类回顾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封闭了近30年之久的国门逐渐开启:官方宣布将派几千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这样,就在几百万年青人的心中唤起了以前从未梦想到的出国的希望一一只要他们能学好一门外语。电台电视台马上开设教授英、日、法语的节目。警察接到指示,如果今后看见年青人拦住外国人进行交谈,不要去阻止。据统计在四个月之内,仅在北京就有一百多万英语课本售出。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外国人要同中国人随便进行接触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现在一个外国人在公园里待上几分钟,就会有一个热情的年轻人来找你练口语。

中国这条巨龙逐渐苏醒的一切因素,现在都具备了:人民有权利讲真正的心里话已被官方明确认可;一种比较自由的文化氛围和与外国人的融洽关系以及对西方思想的了解一一甚至不准收听外国电台的禁令也无形中得以解除;承认毛泽东犯有错误和中止取消了他的许多政策;在最高领导层中对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有不一致的观点争论。

弥漫在当时中国大陆的还有反思历史和质疑现实的情绪,它伴随着从传统的封建专制信条中解脱出来而进入现实世界的尝试。由于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官方也就不由自主地认可了人民采取自发行动以反对他们不喜欢的人和政策的权利。《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1日的一篇文章写道:“没有人号召,没有人动员和组织,没有人事先确定斗争的目标或旗帜,人民群众自己就是这场运动的战斗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在反对“人民应该等待党来领导他们”的观点时,文章说,这相当于说“人民在历史上总是被动的力量,被少数人玩弄”。

继陆浦的第一份批评毛泽东的文章和“无文”对华国锋的指责之后,11月21日,一份未署名的大字报对中央政治局中的左派发起了攻击:“有一小撮身居高位的封建法西斯官僚,他们仍然掌握着领导权……我们正告这一小撮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将把你们赶下台。为期不会太远了。”

这里的一小撮是指汪东兴、陈锡联和倪志福,但只提到了吴德的名字一一他也是其它许多大字报攻击的目标。有一份大字报写道:“老吴,老吴,你是同你的名字一样。你真是‘无德’。”

那些参加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民兵英雄们”的照片被贴了出来,在他们的脸上打上X,并注明他们是“吴德手下的走狗”。有一份由“西单一一海德公园观察员”署名的大字报,建议将那些“爬到党的高位的罪犯”,按照法律予以惩处。

这种攻击已不限于活着的人,已经死去的康生和谢富治也被点名指责:

陶铸无辜,
彭德怀功大于过。
康生遗臭万年,
谢富治该鞭尸三百杖。

这些有关个人功过的问题只是轰动一时,它并未完全取代大字报运动的深刻内涵,即它是自由民主的启蒙。还是在11月21日,民主墙出现了一份由一位无线电工厂的工人签署的大字报,上面写道:“让人民相信民主和人权只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东方无产阶级只需要专政一一特别是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内实行全面专政一一是再也不能被容忍的了。”

一天以后,一位铁路工人写道:

“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正在考虑中国往何处去。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上,如不进行一次巨大的精神革命,革命就不能继续。一场伟大的精神革命引导着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它将引导着伟大的经济改革。”

这份大字报虽然肯定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它也指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犯错误。”

“扪心自问,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支持,林彪能上台吗?四人帮又怎么能挑起旨在推翻邓小平同志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天安门事件又怎么会被称作反革命事件?……只有指出在什么问题上毛主席曾犯过错误……才能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反过来说,如果不让人民讲他们对毛主席的看法,言论自由和民主就是空话。”

在这份大字报上,许多人签名批注,其内容是大胆的。一个人写道:“人民应该敢于批评皇帝!”另一位写上:“他提的意见很好!坚决支持他!”还有人写道:“此人有勇气”。只有一条评论与众不同,它说:“我要批判这张大字报的反革命观点。工农兵、干部和知识分子,不允许诬蔑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一条评论被打上了X,有人写道:“不要给人扣帽子。可以谈你的道理。……”

在23日和24日出现的其它大字报,有的批评毛泽东晚年变糊涂了,脱离了人民。有人这样尖锐地指出:“为什么人民不像热爱周总理那样热爱你呢?”“我们多么希望毛主席现在能谦虚地听听对他的评价!”

这一星期最令人震动的大字报是在星期五(24日)下午出现的,不是在西单民主墙,而是在天安门广场一边的木栏上,正对着毛主席纪念堂,并且与公安部只有一箭之遥。它约有两万字,长度约40米,是用66张书写得很漂亮的字体写成,第一张上画有一只火炬。作者自称是“启蒙会”。大字报激动地,有时甚至是愤怒地抨击专制主义和偶像崇拜。内容有:“打倒现代迷信!”、“打倒现代的君权神授!当这种神化在人民生活中消失之日,就是人民觉醒之时。秦始皇的封建专制国家已经过去,并将一去不复返。千年专制的长城精神已被砸碎,人民必须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大字报是以巨大的字体结束全文的:

必须对文化大革命重新评价。毛泽东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起来,中国人民!对所有种类的独裁者发动进攻的时刻来到了。要和他们彻底算账。审判他们,并准备同他们作最后的斗争!

这一时期,在北京的一些西方国家使馆,都向他们各自的政府报告,说北京大字报运动是邓小平安排来给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施加压力的。

这个推论并非没有道理。中共建国以后的第一次大字报运动是1957年“反右派”,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并由各地党组织领导操控的。1966年文革初期,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是由康生教唆,毛泽东马上表态支持的。1976年的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是由“四人帮”煽动并得到毛泽东的指点。但这一次这个推论是错的。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这场运动,并试图去引导它,但他并未去发动它,而运动也不是在他的控制之下。

一位过去的老红卫兵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时任何试图在这场运动插手的领导人,都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被发现,就会受到搞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的指责。可以肯定,邓小平周围的人对此是慎重的,不会去做任何使他们受到这类指责的事情。一位创办了非官方杂志《群众参考消息》的人去找胡耀邦寻求支持时,胡的秘书请他回去并告诉他不要再来了。

就像“四五”天安门事件一样,西单民主墙运动也是群众自发发展起来的。然而它并非没有先例。1974年11月,广州的三位青年在广东省电台的一位干部的支持下,以笔名“李一哲”写了一份很长的大字报,标题是《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文章提出了一份实事求是的、公平正义的政治纲领,但在那时“四人帮”肆虐的日子里,它被作为“反动”的异端邪说遭到批判。

有人在四年以后惊叹:“让我们惊讶的是,在那个时代的特殊条件下,年青人能够正确地揭示出如此众多的重要的政治问题的本质。”这也许是高压环境下的奇迹:尽管有着二十多年不间断的宣传洗脑和让人民与其它思想之间的完全隔绝,但中国仍然出现了许多有勇气进行独立思考的人,其中不乏青年之士,而且见解经常是惊人的清楚明晰。

从西单民主墙上显示出来的最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在思想压制最严重的时期,独立思考见解也曾存在过。但是直至1978年,西方人士甚至西方政府,很大程度上都接受了官方的中国形象,那是一个新生的、革命的社会,其人民具有高于全人类行为的道德法则,所以,在西方国家所使用的幸福和不幸的标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不适用的。

因此可以料到,1974年在广州贴出大字报的三位青年必然遭到迫害。三个人受到多次批判,最后被关进监狱。

仅仅四年以后,政治气候似乎变得大为不同了。非官方杂志《四五论坛》将大字报运动看成是“我们感到我现在有权利去做的事”。事实是这次领导没有出面禁止,并指示警察任其发展。

就这样,中国当代史上最特殊的日子开始了。11月25日,星期六。一大早就有一辆警车开来,拍摄下了“启蒙会”的大字报。天亮以后,人群很快聚集起来,整个周末,至少有好几百人站在那里,热烈地讨论着这份大字报的内容。

一些参观民主墙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在那里被热情的青年们围起来,向他们询问西方人的生活以及西方世界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法国有食物配给制吗?”“美国人民真能罢免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吗?”“外国人能自由旅行和选择自己的工作吗?”“他们可以住在自己愿意住的地方吗?”“外国人认为中国也有那么一天会有这些自己吗?”

一位西方记者问一小群中国人,你们想追求什么?

“应该保护人权。应该保障每个人的民主。我们要有到其他省去的自由,要有思想的自由,要有言论的自由……”

“但是现在你们至少有了一些言论自由。一个月以前,你们是不能和我这样谈话的。”

“我认为目前还未充分发扬民主。照我的理解,我们现在有必要对此加以发扬。似乎是有了点民主。你可以在天安门广场和这里的西单民主墙上贴大字报,并且官方不会逮捕你。但当你回到你的单位,你的同事们会歧视你,你会遇到麻烦。如果你很小心,你可能不会遭到歧视,但如果你要多嘴,灾难就会临头。”

“会有什么样的灾难?”

“很难说。或许你将遇到大祸。(在人群中用手指着其他人)他们不愿意说。”

“你的意思是你们会遭到逮捕吗?”

在一阵热烈的讨论之后,他们说他们想要摆脱便衣警察。他们说到处都有便衣警察。在民主墙,在天安门或是其他地方,他们想摆脱他们。这就是他们想要做的事之一。另一位发言者说:“我们也要言论自由,但并不是为其本身。我们要用它来为中国的现代化作贡献。在目前,实际上并不存在言论自由。”

“你们还希望得到其他的什么自由呢?”

“许多。结社联盟自由,罢工自由。人民应该得到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工人有权利进行罢工,这是写在宪法上的。但只是纸上谈兵。什么都不是!是空的!人民仍然没有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去的自由,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你们将试图怎样让其改变呢?”

“我们必须依靠人民来使它们发生变化。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从外国引进思想观念。我们要用人权来教育人民。许多人现在开始理解人权了。我们要做某种教育工作。人权问题是变得越来越尖锐了。这个问题是正在尖锐地突出来了!”

对于便衣警察告密者的担心情绪是普遍的。一位西方记者听到一位高个青年在抨击汪东兴:“他是只动物,是个匪徒!”他是这样谈论中国的第五号领导人的。他说话时,看着附近一位年龄较大的人,他终于不能再忍受了,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我害怕。这里有许多的警察。”

在中国,便衣警察一般是高大、整洁的三十多岁的年青人,比民众的衣着稍好一些,穿皮鞋而不穿布鞋。普通百姓都讨厌他们。一位在民主墙那里的青年学生,发现两位公安人员在抄自行车号码(当时规定自行车必须挂号牌),便同他们争执起来,结果遭到拘留。有一份大字报描述了亲眼见到他被捕的经过,并附了一条大标语:“我们要社会主义民主,我们不要克格勃!我们要安定团结,我们不要恐怖!”

11月25日,星期六。这一天也是《四五论坛》创立的日子。其创办者解释说:“我们认为仅有大字报是不够的。它不能在很多人中传播。自从1949年以来,没有什么由人民自己出版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能够这样做了。”此后,到12月底,至少出现了不下10种非官方的杂志;到翌年4月民主墙被取缔时,全国已出现了约几十种杂志。

那天晚上,大约有几百人从民主墙走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集会。他们高呼“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并高唱《国际歌》。一些年青人挺身而出,大声抨击“封建社会主义”和“四人帮及他们今天的追随者”。一位老年妇女则抱怨说,不仅是从文化大革命,而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人民就不敢讲心里话了。这些人的感情表达得惊人的坦率,但当时的气氛仍然是平静的。在商定再次聚会的时间后,九点多,集会的人群散去了。

邓小平在11月26日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及27日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的谈话中,都对西单大字报作了有限的表态。29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的谈话中,再次就大字报问题表态:“有一部分大字报是不好的。他们不是从大局着眼。但是,贴大字报或者发表演说,都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是好事,表明人民群众思想活跃。即使有不妥当的,经过解释就会明白。即使有个别人心怀不满,也不影响大局。”

邓小平对大字报性质上的认同,其结果是给已经迅速发展的运动增添了动力。地方性质的“民主墙”随即在广州和杭州出现了。就在那个周末,几千人聚集在上海人民广场,讨论着类似在北京的那些问题。不久,各省会城市都出现了自己的民主墙,甚至包括西藏首府拉萨。

此后几天,大字报继续攻击汪东兴。有一份大字报说,“他是一位机会主义者,权力的野心很大。将他赶出去,这条小爬虫!政治局不能有他。”攻击的矛头也指向了吴德和倪志福。有一张大字报将“吴、倪”二人称为“污泥”。它说,倪志福是一名“罪恶的刽子手”,他参予指挥镇压天安门群众运动。“像倪志福这样的坏蛋是要受到惩罚的。”

也出现了抱怨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太过头了的大字报。共青团组织的年青人接管了天安门广场的夜间集会,积极地宣传党的路线。12月1日,华国锋和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包括汪东兴,又重新公开露面,并由其他的领导人跟随着。新闻界一致呼吁安定团结。《中国青年报》12月2日刊登文章,要求它的读者们要有耐心,它说只有到时机成热了,才可能解决主要的问题,而这本身就要求有一个准备过程。于是,有一份大字报不满地写道:“你能让人们不说话,但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另一份大字报就点名批评毛泽东一事说:“点不点名都改变不了人民群众对他的看法。可以禁止言论,但不能禁止思想。”

(未完待续)

2018/11/29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