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政治现代化是中国改革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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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会大厦召开的《民主墙4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2018年12月10日

历史既要从近处看,也要从远处看。远和近,有时间的远、近,还有空间的远、近。我们隔着一个太平洋看40年前北京民主墙运动,就是从时间的远处和空间的远处看北京民主墙。

当年习仲勋给儿子起名时,就有这种由近及远的潜意识。要挽救金融危机、要促进经济增长,依靠良好政策,会有近期效果。经济学家清楚地了解到,经济的长期增长,什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没有多大作用,不良政策,会适得其反。经济的长期增长只能依靠法治、依靠资本、依靠人才、依靠技术进步。这就是长期、远期效果。当然资源也非常重要,但可以从国外购买。

看历史也是这样,从远处看中国历史,有两个最为明显的分界线,这就是秦始皇时代和辛亥革命。从远处看毛泽东,毛泽东就是秦王汉武,他想称帝,无需像今年习近平那样修宪。毛泽东的气概,超过唐宗宋祖,他依靠发动一次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搁置宪法,使所有他不喜欢的文武大臣,让普通民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形形色色的手段,在这些官僚身上踏上一只脚,一个一个地打倒。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君王有如此宏大的气魄,不怕身后洪水滔天,把文革前的旧国家机器一扫而空。1949年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起的作用,就是逆转辛亥革命开辟的大方向。

经济学家陈志武把1949年到2049年,这100年中国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到1978年,第2个阶段是1979年到2008年,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到2018年,第4个阶段是2019到2049年。这四个阶段有四个总纲领。

参考陈志武的分析,用大家熟悉的语言来说,1949年到1978年的总纲领,是毛泽东化,是为了实行共产主义乌托邦,在共和名义下复辟帝制。1976到1978年,是华国锋时期,虽然江青被抓起来了,华国锋路线大体上还延续毛泽东路线。1978年天安门事件的翻案,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主墙运动,是改变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

在天安门事件翻案后两天,来自贵州的黄翔等9位青年在北京成立启蒙社,李家华在评黄翔的《火神交响诗》时说,“要在实践的审判席上,对一切伪造的、冒牌的真理进行严峻的检验和审判!”启蒙社成立的这一天晚间,启蒙社在天安门广场靠近毛泽东纪念堂的栅栏上贴出了“应该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三七开”的大字标语。1979年北京民主墙,包括王府井、西单和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和当时贴大字报的栅栏。西单墙最早张贴的不是大字报,而是被汪东兴禁止发行的《中国青年》复刊号第1期样本。时间在1978年8月。后来,又有许多到北京的上访者把自己的冤情写成大字报张贴在西单墙上。在天安门事件翻案后,从11月25日开始,西单墙前就成了“民主讨论会”的场所。11月27日傍晚,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John Fraser向大家传达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Jim Novak 会见邓小平时,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的看法。邓小平当时说,民主墙是好事,人民有这个权利。邓小平还说,“毛泽东三七开我不同意,毛泽东比三七开要好”,并说“我对自己是四六开,彭德怀也应该四六开”。这是当时一位女学生自告奋勇翻译的。当天晚上,有几千人聚集在西单墙。接着大部分人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有十多人发表演说,为邓小平支持民主墙而欢呼,讨论中国未来的前途。

西单民主墙也是当时许多民办刊物的张贴和发行场所。当年12月5日,魏京生以“金生”之名贴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报,第二年1月8日,由魏京生起名并题字的《探索》出版。12月16日,徐文立主编的《四五论坛》出版。还有北岛、芒克的《今天》、周为民、王军涛创办的《北京之春》、任畹町的《中国人权》、胡平的《沃土》、齐建昌的《科学、民主、法制》、《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1979年1月6日,任畹町起草的《中国人权宣言十九条》在西单墙上张贴了出来。我也是民主墙的参与者,《北京之春》的刊名是我提议并为创办人周为民、王军涛所接受,创刊号上发表了我写的一篇文章,署名是步曙明。

1978年,中国有两个“非毛化”的场所,一个是民主墙,另一个是胡耀邦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在40年前,用铅字印刷十分困难,在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邵明瑞的努力下,为周为民、王军涛主编的《北京之春》铅印了一期,我把几十本《北京之春》带到京西宾馆会场散发。理论务虚会也印发了人民日报记者非常详尽的、民主墙的报道。

40年前的1978年,是中国发生大变革的一年。在这一年,有两个人提出了两个纲领,一个在中南海提出,另一个在民主墙提出,这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是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改革开放”是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

1978年到2008年,中国发展的总纲领是改革开放。没有天安门事件的翻案,就没有邓小平的重新上台,没有北京民主墙,没有当时全中国人民对文革的否定,就没有改革开放。

从1978年到2008年,有三个重大历史事件,严重地扭曲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一是邓小平在1978年说了民主墙是好事后,出尔反尔,在1979年摧毁了民主墙。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在《探索》上发表了《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说“必须警惕邓小平蜕化为独裁者”,四天后,魏京生被捕。魏京生被捕后一天,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从这一天开始,民主墙的主要人物,一个个被逮捕关进监狱,理论务虚会也草草收场。

第二个重大历史事件是反自由化运动和总书记胡耀邦下台。

第三是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

这三个事件,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受难者。今天,赵紫阳没有瞑目,天安门母亲还在苦难中哭泣。

从2009年到2018年,这10年,陈志武把它称为第3个阶段。他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这10年,是‘停滞的10年’、‘硬撑的10年’,我认为是‘局部毛泽东化的十年’。邓小平反对个人崇拜,在1982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在这10年中,受到了否定,加上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从2009年到2018年,这10年,中国变革的总纲领是‘局部毛泽东化’。今天中国的政治,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一样,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大同小异,没有变化。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下尽管有了很大发展,但只要政治没有现代化,经济上的成就会在专制政治下,在遭遇严重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下,毁于一旦。只要中国维持著有三千年历史的王朝政治的专制传统,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中国许多人物,在与外国首脑人物的会谈时,还可以看到大清王朝官僚的姿态和身影。

从2019年到2049年,面对最近10年来的倒退,中国如何发展,陈志武提出,中国要进行第二次改革开放,如果只搞半边改革,只改经济,不改其他,会带来方方面面的扭曲,到最后必然会产生一些动荡和危机。陈志武说,必须做全方位的,而非局部的改革。所谓‘全方位的改革’,我认为,首先就是魏京生40年前提出的‘政治现代化’。

实现政治现代化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进一步非毛化。第二就是在中国大地上恢复六四真相,使正义的阳光照耀中国大地。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国走出毛泽东时代、为中国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都含冤而死,冤案在中国不能申张,法治在中国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正是因为中国大地上不讲正义,所以,法治无法确立,冤假错案遍布中国大地。法治的精神就是让法律正义像阳光一样普照大地。

确立法治、厉行法治,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具体目标。政治现代化还有九个具体目标,这就是,宪法至上、军队非政治化和国家化、多党政治、议会民主、司法独立、分权制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限任制、文官制度、人权保障。

政治现代化,不只是民运人士的诉求,而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纲领。没有政治现代化,中国就有人还要想当皇帝,中国就不能走出王朝循环,没有政治现代化,中国就没有光辉灿烂的明天。我今天来到这里,最重要的是说一句话,就是,政治现代化是中国走向进步的首要目标,是中国未来改革的纲领。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是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强国。

* 严家祺先生早在民主墙时期就很活跃,后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并发表多篇关于政改的论文。他与妻子高皋合作撰写的最著名的著作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他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总理赵紫阳的政治顾问。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他流亡并参与组建民主中国阵线,并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文章来源:魏京生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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