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五十六年前写道:“我们中国的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读至此,我不禁哑然失笑。为什么要笑呢?就为的“十”字形的病菌并不因良医鲁迅的诊治而绝迹,在经历半个世纪以后,这个“十景病”之蔓延且有后来居上之势。

亲朋之间有什么事,上海人送礼起码就的十元(现在据说要送到二十元了),凑了整数,拿出去好看。送九元就不行,一则九是单数,单数影射形单影只、不吉利;二来九数不能算全福手、福手全,不是整数也不好。在经济规划方面,既然追求大而全,“全”即整数,整数的起点是十,不是一。这就是工业建设方面的“十景病”的由来。

在“十景病”里还发现了许多中国人的一种通病,即对数字观念的马虎。一个县里客观上并无十景,硬要凑个整数,这就是对数字观念的马虎。既然按主观愿望非凑足十样不可,确有愚公以及好事之徒,用白手起家法或毁伤国脉法建造亭台楼阁,并请骚人雅士题咏其上而凑足成之。数字是客观事物的数量,通过人脑的抽象形成的概念(比如扬州的风景确有十处,客观上不多不少,那是无可非议的。)鲁迅所抨击的是硬凑十景成了毛病,重点在“病”字上头。对数字马虎的人却不管客观事物的数量,专凭脑袋的臆想,发为口号,非得认真贯彻,其后果便是劳民伤财,把国家资金付之东流,只不过留下几处无益于国计民生的亭台楼阁,颓垣残壁,徒使后人扼腕凭吊,叹息其祖宗患了“十景病”,贻害无穷耳!

对宣传口号自然要认真贯彻。我们反对的是跟数字观念马虎结合在一起的那种“认真”。例如四川天然气有多少蕴藏量,这必须是客观的,经过周密勘察所得的数字;犯有“十景病”的人却关在屋子里想象出来,想像之数较之实际储藏量,非凑个“十”倍之数不过瘾,于是一切人等便忙忙碌碌认认真真地为这个“十景病”服务了,结果是白白损失了许许多多人民币,到头落了一场空,只是在大地上留下了准备埋下油管的几百里长的深沟。这样的“认真”实际就是盲目和夸大狂的混合体。遥想当年,林彪喊出的“执行最高指示不过夜”,1全民执行的可谓认真矣,新的最高指示一般均在晚间八时公布,于是在当天夜里,全城一切人等均彻夜不眠,锣鼓喧天,通宵报喜,红标语贴满所有墙壁,因为第二天再这么干就过了夜,对最高指示的忠诚就大打折扣了。这样的“认真”除了愚昧盲目外,还加上疯狂大发作和现代迷信。

再加,“一天等于二十年”,这句话原是马克思赞赏法国巴黎公社的群众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的质的变化的形容词,形容词时允许夸张的,就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不失为一句好诗是一样的道理。但到了某些人手中,就把这个夸张的数字当作是真的了,提出高速度、高指标,争取三年不到的时间走向共产主义。其结果是弄得劳动人民疲惫不堪,浮夸风不胫而走,经济建设比例严重失调,没能前进,反而大大倒退了。

鲁迅发现了中国国民性中存在的阿Q精神,这是他的一大发现;而他的第二大发现,即发现了许多中国人患有“十景病”,却不大为人所知。其实他的这一发现,其深远意义决不下于头一个大发现。如果这第二大发现受到人民普遍的重视,那么,在婚丧喜事送礼上头,不仅我可以少出几钿,主要的是在经济建设计划中,国家机关可以少损失几十个亿的资金咧。

在鲁迅的原文里有一句:“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现在不妨在这句话后面再增加一句:“而更加郑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鲁迅四十二年至四十三年间。”这里不用“沉重”而用“郑重”,也就是“认真”之意。另外我在这里做一点补充考证:“十景病”来源于数学上的十进位,大约公元前两千年,古埃及和希腊便开始懂得运用十进位,这在数学进化史上是一次飞跃,人类对“十”这个数就无限崇拜、无限敬仰了,而十进位的发明,乃是人的手脚的指头都是“十”启迪了人类的智慧。因此可以说,“十景”成为病,是人的智力上滞留在十进位那个阶段,没有随着数学的发展而前进形成的。好在我国不久将进入电子计算机时代(电子计算机不用十进位),我想,大概到那个时代,这个根深蒂固的“十景病”才能根除吧!

一九八一年八月《民主与法制》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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