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我也是一条“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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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墨自画像

2可器网友于2008-4-15在《关天茶社》上发了一篇《<卡廷惨案>:犬儒的时代,生命只能换取屈辱》的文章。《卡廷惨案》是部九十年代的波兰影片。影片描述在“苏殖”初期,就“卡廷惨案”真相的掩盖表现强权下人性的孱弱与嬗变。文章最后总结说:

这便是新政权的全部奥秘。你要反对,首先要顺从;你要抗争,首先要合谋。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象这位大学老师一样,在自己的尺度内理性地计算着,如何以最小的妥协,换取最大的抗争。然而,统治者比所有的反对者加起来都要聪明得多,他们将每一个小小的妥协粘合成精巧的国家机器,再利用这部机器把所有的抗争切割成碎片,然后再把这些碎片一个一个地投进幽深的黑牢里或击毙在大街上。

犬儒时代由此产生。

我在1988年写的《对话》(《何必集》)一文中说:

犬儒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狄奥根尼一天正在晒太阳,亚历山大大帝过来问他:“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他说:“请别挡住我的阳光。”……既然我丧失了东坡他们的心理与时代,何不像狄奥根尼一样,越过现实,直接跟历史文化对话!

在我心中,狄奥根尼等于古希腊的庄子,那份独立的潇洒,那份自由的睿智,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境界!因为“我辈‘牛鬼蛇神’和‘黑五类’及其‘狗崽子’,在‘正统’的滛威下,我们的生命其实只活得像条狗时,痛定思痛,宁可终身备受‘脱鳞’之罪,也要变人!虽然‘法海钵’依然法力无边,光芒万丈,而且愈来愈‘刺目’;虽然‘雷峰塔’依然屹立,而且愈来愈‘崇高’!”(《何必集?戏话》)

到了九十年代,全民都痞化了,无人再追求理想与情操。我也对“价值”产生了怀疑。我在《醉话》中说:

中间路线不是没有。辛弃疾《临江仙》就说过:“钟鼎山林都是梦,人间宠辱休惊,只消闲处过平生。”既然“钟鼎”、“山林”两个极端都是虚无的,全无意义的,那就只留下平平淡淡、悠悠闲闲的生活才算真正达到老庄哲学的最高境界——与世无争,争也白争。“为谁醉倒?为谁归去?都莫思量。”(辛弃疾《朝中措》)因为你一旦思量,你立即会怀疑你之所得,是果真真实的么?是有价值的么?“价值”在这个世上是果真存在的么(何况它还因民族信仰与文化的不同而面目全非)?于是你将最终获得困惑与痛苦。因为你除了从古人的艺术中获得安慰与认同外,世界之大,你将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小小支点。尤其是当社会连“平平淡淡、悠悠闲闲”的生活权都给你取消后,你还能怎的?

按照欧文·豪的分析: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一)、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于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义。胡平以为极权主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和恐怖之后常常还发生过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后才会出现普遍的犬儒主义。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后是靠着人们的消沈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

密尔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的确,我早年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同其它理想主义者不同的是,我是被他们“收拾”者,我没经历过“狂热”;我只配囚徒式的做梦:梦想中国将来会像美国一样,有公正,有平等,有自由,有人权。于是当然也很愤世忌俗,也很绝望,也很无奈。可到现在,人老了,心凉透了,一切看穿了,成了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甚至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耻。这虽是典型的犬儒心态,但我并不玩世不恭。因为我身处底层,草根兼苦力一个,既无本钱玩世,更无资格不恭。大约我这号老朽,被这个社会早早遗弃之人,只能算犬儒的另类——一条先天性贫血兼先天性哮喘的犬儒。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新世纪,上帝赐中国以网络,我们才得了点有限的自由发言权。我正是每发一篇带刺小文,才苟延了我自己的生命。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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