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08-11-27 21:20 | 作者: 柏桦
法国诗人瓦雷里曾说过，一个人在决定性的年龄读了一本决定性的书，他的命运将由此改变。无疑，1979年对我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我从一名无所事事的大二学生突然开始集中精力于一件事情了，那就是写诗（其实我从初二就开始写诗，学习过毛泽东诗词，亲手抄录过《唐诗三百首》，阅读过贺敬之的诗并在《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的小提琴独奏旋律下朗诵过他的《西去列车的窗口》，甚至还读过几首莱蒙托夫，但最终不了了之并没有形成做一个诗人的意识，一本真正能够决定我命运的书还没有出现，它在等待，而我在寻找）。
那时我正在广州外语学院读书，与少年时代的朋友彭逸林（我们读初中时有一个私下的学习小组，他和我以及杨江，我们曾狂热地读现有的书，如李锐写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天演论》，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联共（布）党史》，甚至还有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来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当然也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一些活页似的简单的古典诗歌与散文。有时我们也会相互酬唱几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之类。顺便说一句，开列这个并不全面的当时的书单是很有意思的，从中可见一代人的阅读史并管窥其成长史，那是一个不仅盲目更无选择的年代，这些书只能使人格中集体“超我”，即被规定的“超我”这一部分古怪而凶猛地成长，真正的“自我”依然在沉睡，关键之书仍遥遥无期）互通了大量信件，他当时在成都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现在是重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邮差传递着书信，书信交流着生活，无序的青春在激烈的运动，在奔向一个有序的共同点——诗歌——它成为我们书信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重新集中的焦点。
1979年的一天我怀着相当新鲜的心情读到彭逸林寄来的分析瓦雷里的《海滨墓园》的文章——一篇单纯得令我羡慕，但现在看来有些幼稚的文章；同时他告诉我他已开始写“现代派”诗歌并与四川大学的学生游小苏（以一本《黑雪》诗集震动川大）、四川大学经济系学生郭健、四川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欧阳江河、温江歌舞团的骆耕野、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的女诗人翟永明组成了一个诗社，骆耕野由于成功的“不满”和年长被推为诗社社长，游小苏是诗社公认的“首席小提琴手”（他以一口抒情的《金钟》响遍了校园，甚至响遍了重庆、贵州、昆明、西藏，年轻的大学生们争相传唱其中一行“作我的妻子吧”；诗人当时并不知道他将为美丽的抒情付出何种代价；如今代价已兑现，很快,大学毕业不久,他就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负责墙报及共青团工作。看来那“表层的”抒情或许非要某种内部的“邪恶”来支撑，比如波德莱尔、魏尔伦、甚至维庸，但他从一开始就与这个品质无缘。这也让我想到T.S.Eliot在论述波德莱尔时所说的一段话：“在某种悖缪的意义上，做恶总比什么也不干好，至少，我们存在着。认为人的光荣是他的拯救能力，这是对的，认为人光荣是他的诅咒能力，这也是对的。”为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T.E.Hulme在谈论波德莱尔时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人在本质上是坏的。”）。
很快，我又从彭逸林的来信中得知北京出现了一批“今天”诗人，北岛、芒克、江河、顾城、杨炼、舒婷，我从彭逸林激动的笔迹中新奇地打量这几个名字，恍若真的看到了“太空来客”。一个老诗人卞之琳（彭逸林与他有过通信）的名字也出现了，他在新一代诗人中再度以他早年的四行“断章”引起轰动。“年轻的”（刚复刊不久）《世界文学》杂志欢快地刊登出卞之琳译的瓦雷里的几首诗。在译者附言中他提到梁宗岱教授是中国介绍瓦雷里诗歌的第一人。而梁宗岱就是我校的教授，就在我的身边，后来我与梁教授有过较深的交往，他的高傲和天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几乎也就在那同时，我读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事情来得非常偶然。王辉耀，我的一个同学（他后来成为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驻香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经济参赞），他仿佛是神随便派来的一个使者，他把一本杂志（《外国文学研究》，徐迟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传到我的手中。就是这本杂志在我决定性的年龄改变了我的命运，而在此之前，即早年的阅读随之作废（注意：仅指能指，即形式意义上的作废），但早年那些看似无意思的阅读却为我的反叛性或离奇的革命性打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基础，若没有这个基础，何来与波德莱尔的一见如故及息息相通。此时，一幅波德莱尔的肖像——“我精神上初恋的象征”已呈现在我的眼前，下面有一行文字注释：“吸食大麻、鸦片之后的诗人波德莱尔。”大麻、鸦片、诗人……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仔细观察这位诗人。他神思飘浮，温驯的眼睛略带一丝冷漠，大麻已融化了他那易于激动的内心，一滴清泪欲从他的眼角无言地滴下；他倦怠而优雅，一只手纤细地支着头，轻柔地瞧着我。这样的神情对他是少有的。我后来见过他大量的形象，全部都是傲然不屑、冷若冰霜，眼睛放射出逼人的愤世嫉俗的寒光。这个雪白的“撒旦”，嘴唇的线条特别挑剔，翘起的下巴坚毅绝伦，百年之后他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诗人中至美的危险品、可泣的亡魂，我的心抵挡不住他的诱惑，就要跟随他去经历一场“美的历险”。
突然，我的目光转停在《露台》这首诗上。我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就在那一夜，1979年秋天广州北郊一个风景如画的校园的白夜，一粒耀眼的星火已确切地点燃我生命通往诗歌之路的导火线，我就要开始我那真正的燃烧之旅了。
阅读随之铺开，抄写与练习交替进行。
我的第一首“现代派”诗歌（严格地说应是浪漫主义的）是《献给爱琴海》，一个遥远的地名由于翻译的原因恰恰与中国的“爱情”一词谐音。我从“爱琴”到“爱情”显得又愚蠢又滑稽，可在当时我却郑重其事，不遗余力。空空如也的浩叹，华而不实的语言根本不能表达我生活的经验，更谈不上诗的形式与技巧了（这首诗受到彭逸林的加倍鼓励，一时信心大增），但我却写得热泪盈眶、百感交激。我那23岁的朦胧激情，我那幼稚而可笑的“爱琴海”（或爱情海）非要不顾一切地献给一个空想的美人；从这个不知名的美人出发，我不分昼夜地写诗。一天，我碰巧在《诗刊》（以前从不读《诗刊》）读到北岛的《回答》、《习惯》、《迷途》。紧接《露台》“母亲般”的震荡之后，《回答》又带给我“父亲般”的第二次震荡。
那震荡也在广州各高校引起反应。我看过杨小彦（他现在是中山大学传播系教授）一个很漂亮的笔记本，上面抄了许多北岛的诗，当然也有这首“可怕的”《回答》。确实可怕，一首诗可以此起彼伏形成浩瀚的心灵的风波。这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显得不太真实或不可思议，而当时的生活就是如此。毛泽东时代所留给我们的遗产——关注精神而轻视物质的激情，犹存于每一个“77级”、“78级”大学生的心间。而这一点与苏共时期的俄罗斯又是何其的相似，以至于当我每每阅读布罗茨基那篇著名的《小于一》时，常生出一种“刺人心肠”的时代共鸣感。他说：
我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单独使用的房间与女孩调情，女孩子也没有她们自己的房间。我们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和谈话（按：这与我们中国当年的情形何其相似,两手空空的散步和谈话也成为我们当时精神生活的亮点）。倘若把我们走的路程用里数来计算，那必定是个天文数字（按：我就曾徒步走过100公里去见一个朋友，接着又边散步边谈话近5小时。后来，我把这一徒步与谈话经历写入诗中：“我记得那一年夏天的傍晚/我们谈了许多话，走了许多路/接着是彻夜不眠的激动”《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再后来，我开始思考“徒步”这个词。徒步在中国的古代总是与山水与会友相联系的，古人云：行千里路，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徒步的形上学，如陶潜在《时运》中写的“袭我春服，薄言东郊”，讲的便是徒步行走在山水间感悟自然的事。这一点还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山水诗人加里.斯奈德，他在《仿陶潜》一诗中这样写过：“I’ll put on my boots & old levis / & hike across Tamalpais.”而如今在中国一切早已改变，“徒步”一词在毛时代已从古典山水游历中脱出，获得了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美感，即重精神轻物质的美感。它甚至成为了我们成长中某种必须的仪式：如早年的红军长征，文革中的红卫兵大串联，以及萧索的七十年代，那时一个人连坐长途汽车或火车去见一位朋友也会让他陡升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徒步的紧张和复杂的感情与庄严）。破旧的栈房，工厂区的河沿，雨天公园里湿漉漉硬梆梆的长凳，机关大楼的阴冷的门洞——这些便是我们当初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布景（按：即精神布景）。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的“物质刺激”。
而北岛“回答”的激情，正好供给了那个时代每一个内心需要团结的“我——不——相——信”的声音。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毁灭或献身的激情! 仿佛一夜之间，《今天》或北岛的声音就传遍了所有中国的高校，从成都、重庆、广州中山大学等许多朋友处 ，我频频读到北岛等人的诗歌（而在当时的《今天》中，我只喜欢北岛一个人的诗）。这种闪电般的文化资本传播速度哪怕是在今天，在讲究高效率的出版发行机制的情况下都是绝对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这或许应归功于我上面所说的那个时代特有的“现代”传播形式及传统：走动——串联——交流，尤其是那个时代老式但快速的政治列车，它几乎是以某种超现实的魔法把一张写在纸上的诗旦夕之间传遍全中国。
举一个例子，就连当时在昆明工厂当工人的于坚都于70年代初读过食指写于北京的《相信未来》，由此可见其传播的深广度是如今的网络也不能相比的。
就象一块石头击向平静的湖水，涟漪一圈一圈在扩大，那涟漪的中心是象征主义，第一圈涟漪是超现实主义，第二圈是意象派，第三圈是自白派，第四圈是运动派，第五圈是垮掉派，第六圈……第七圈……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开始换着口味吸取着一个又一个诗人的“精髓”，肉感的诗、抽象的诗、光明的诗、黑暗的诗、幸福的诗、疼痛的诗、闲谈的诗、雄辩的诗、良心的诗、智慧的诗、装怪的诗、赤裸的诗……西尔维亚·普拉斯的纯金尖叫和纳粹式疼痛对我有过短暂的致命影响，她那种狂热的自传式简单的韵律，令人发指的幻想和深度，警句般的短语迎合了我当时激烈的心情（或童年的“下午”心情）。在她的影响下，也恍若在我的母亲精神影响下，我于1979年写出了《给一个有病的小男孩》这样的诗，痛快地运用着普拉斯式的“自白”，侦破或割下童年的尾巴。火热的我，火热的中国需要更激情的诗人，选择对象不是拉金而是狄兰·托马斯。这个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仇恨富人的诗人，这个靠声音弄疯成千上万美国大学生的诗人，这个吊儿郎当的空前的清谈家，这个一天到晚叼着烟卷、提着酒瓶的“紧迫的狄兰”（他早就预感他活不长），这个最后一位浪漫主义的“齐天大圣”，这个顽童、魔术师、自我毁灭的极左派，他以绚烂的雄辩和色彩的晕眩大肆刺杀我的神经。直到1987年这刺杀才彻底结束。“歌唱心灵与官能的狂热”是我早期诗歌的第一声部，它解放了我，并让我获得（或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冻的胜利。
我们总是不断地走出去，走向幽暗而可怕的山谷，倒在草地上，卧在花丛里……我在阅读着里尔克，在1979年春天的一个正午，在校园蟋蟋作响的草地中央，我晒着太阳吟咏“秋日”和一只“豹”，想象着秋日余辉下一座巴黎的暗淡公园的深处，那里有一对孤寂的闪烁着秋凉的豹眼。他是继波德莱尔之后第一位走进我心灵的德语诗人，一位神性与女性的贴切的呢喃者，一位在俄罗斯一个暮春的晚间倾听一匹白马迎向他的时间的沉醉者，一位我不敢置一词的歌者。我抄下他的诗，并继续抄下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的诗，抄下北岛的《回答》、《雨夜》、《黄昏·丁家滩》、《习惯》……这些人、这些诗打开了一个新时代，同时也开启了一扇通向自我或英雄的“颓美”之窗。
北岛及其《今天》，或许正契合了一种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有关此点，我有另文专述），他是对一个“苦闷”和“压抑”的时代提出了激情的异议，也正是从这意义上，北岛成了一个时代的代言人。
下面，且让我回过头来专门谈论一番我所经历的波德莱尔时期。
如前所述，我第一次读到波德莱尔的诗是1979年，那是法国汉学家程抱一翻译的，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上。关于我第一次读到波德莱尔诗歌时的震动，我在许多文章、访谈以及我的自传体长篇随笔《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该书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在香港出版）一书中都有过详细谈论，在此便不重复了。只说一句前面的话，我在决定性的年龄，读到了几首波德莱尔递上的决定性的诗篇，因此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又几乎与此同时，我还读到了令我震动的北岛的诗歌，当我读到如下这些诗句时：“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沾湿了你的手绢/被遗忘在一个黑漆漆的门洞里”（北岛《雨夜》），我的心感到了一种幸福的疼痛，我几乎当场就知道了，这是一种阅读波德莱尔时同样有过的疼痛。北岛的这几行诗让我重温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这句诗出自《恶之花》中《乌云密布的天空》一诗），那当然也是一种经过转化的中国式“欢乐”。艾略特在评论波德莱尔诗歌中的神秘力量与现实力量时说过一句话：“波德莱尔所受的这种苦难暗示着某种积极的至福（beatidue）状态存在的可能性。”的确，波德莱尔的诗从总体精神上说，是陶醉在一种全身心拥抱苦难的极乐状态中的诗，而“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就最能集中体现此点。北岛这几行诗不仅完全对应了艾略特所评波德莱尔的这句话，也对应了波德莱尔这句强力之诗。我们通过这几行诗便可以透彻地认识了我们处的时代精神之核心。《雨夜》不是戴望舒式的《雨巷》，它已是另一番中国语境了，即一个当时极左的、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语境下的中国。《雨夜》带着一种近乎波德莱尔式的残忍的极乐以一种深刻饱满的对抗力量刺入我们欢乐的心中，这种痛苦中的欢乐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深切地体会。黄翔那篇让我一读之后终生难忘的文章《末世哑默》，就曾逼真地勾画了那个时代的传奇之美，当然也是“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之美：
早年的时候，哑默在野鸭塘的房子是个独间。在我的记忆中窗口栽着一棵仅有几片嫩叶的小树，或一蔟美人蕉。日照中影子投入房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哑默气氛。房间里有一架小床，靠床的小茶几上总是整整齐齐地撂着一堆用彩色画报纸包着的书。这些书是哑默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惠特曼、泰戈尔、罗曼·罗兰、斯·茨威格和早年的艾青。还有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后来又挤进了意识流大师伍尔夫和普鲁斯特。靠墙的一角堆着几堆《参考消息》，从桌子一直堆齐天花板，颜色多半早已发黄。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那些年代，哑默就从这些报纸的文字缝隙中窥探“红色中国”以外的世界。有时一小点什么消息就会让他激动不已。如肖洛霍夫或帕斯捷尔纳克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小则报道。……当尼克松访华、叩击古老中国封闭的铜门时，他同他的朋友们兴奋得彻夜不眠，在山城贵阳夜晚冷清清的大街上走了一夜（按：又是走动，此乃毛时代之精神特征呢）。他们手挽手壮着胆子并排走（这在那种年代是要冒风险的，这种行为立即视为“异端”，若被夜间巡逻的摩托车发现，就要被抓起来）。青春的心灵跳动着梦。他们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仿佛中国已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一个崭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的处女诗作《火炬之歌》（我的《火神交响诗》的第一首，写于1969年）闯进野鸭沙龙……我第一次朗诵《火炬之歌》的那天是个夜晚。屋子里早已坐着许多人。我进来的时候，立即关了电灯。我“嗤”地一声划亮火柴，点亮我自己的一根粗大的蜡烛，插在房间中央的一根独木衣柱顶端。当蜡光在每个人的瞳孔里飘闪的时候，我开始朗诵。屋子里屏息无声，只偶尔一声压抑的咳嗽。许久许久，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我才发现整个房间还没有人从毛骨悚然的惊惧中回过神来，我这才听到街上巡夜的摩托车声。
如同闻到某种特殊的气息一样，我闻到了那个时代特异的思想、生活的核心与细节以及地下诗人们的隐密之美。但隐密的美注定要以一种对抗式的“血啸”面目出现，它注定要疯起来。结果是黄翔有些疯了，而食指却真的疯了。
后来我读到多多的一篇著名文章，《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他谈到1970年初冬是一个令北京青年难忘的早春。一些内部出版的图书，也称“灰皮书”或“黄皮书”（指当时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翻译著作）在北京青年中流传，其中有萨特的《厌恶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等，完全可以相信，其中必有波德莱尔的诗歌。这一点我后来在陈敬容那里得到了证实。我还记得1984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去拜访陈敬容时的情形，当她拿出令我心跳的她于60年代所译的波德莱尔一组诗歌给我看时，我读到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的这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这些诗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当时好像不叫《世界文学》，而叫《译丛》或《译文》），她还对我说，这组译诗对朦胧诗有过影响，北岛以前也读过。有关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诗歌对朦胧诗的影响，张枣在前不久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过：“朦胧诗那一代中有一些人认为陈敬容翻译波德莱尔翻译得很好，但我很少听诗人赞美梁宗岱的译本，梁宗岱曾经说要在法语诗歌中恢复宋词的感觉，但那种译法不一定直接刺激了诗人。实际上陈敬容的翻译中有很多错误，而且她也是革命语体的始作俑者之一，用革命语体翻译过来的诗歌都非常具有可朗读性，北岛他们的诗歌就是朗读性非常强。”张枣这段话可谓说到了要害上。的确，不同的翻译语体对创作会有不同的影响。有一句老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换言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翻译，犹如王了一曾用文言文译《恶之花》一样，梁宗岱曾以宋词感觉译波德莱尔，卞之琳似乎对梁这种典雅的翻译文体也不甚满意，他曾说：“我对瓦雷里这首早期诗作（按：指瓦雷里的《水仙辞》）的内容和梁译太多的文言词藻 （虽然远非李金发往往文白都欠通的语言所可企及）也并不倾倒……”而陈敬容用“革命语体”翻译波德莱尔，我以为与当时的中国语境极为吻合，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须知波德莱尔诗歌中的革命性与中国的革命性颇有某种微妙的相通之处。据我所知，陈的翻译不仅直接启发了朦胧诗的写作，也启发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地下诗歌写作（后面还将论及）。看来翻译文本的影响力是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当时这些外国文学的翻译文本为北岛等早期朦胧诗人提供了最早的写作养料。在一篇访谈中，北岛也提到，这些翻译作品“创造了一种游离于官方话语的独特文体，即‘翻译文体’，六十年代末地下文学的诞生正是以这种文体为基础的，我们早期的作品有其深刻的痕迹……”这一痕迹不仅在北京诗歌圈中盛行，在上海同样盛行。陈建华在一篇回忆文章《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此文是为纪念朱育琳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所作，发表于《今天》1993年第3期）中也有过详细记述。朱育琳是当时上海地下诗歌沙龙中的精神领袖，他精熟法语和法国文学，陈建华也属这个沙龙的一员，其中还有钱玉林、王定国等人。陈建华认为朱育琳是一个天才的译家，他把波德莱尔译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把译波氏认真地当作一种事业，他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但他留下的八首波德莱尔译诗却成了陈建华手中一笔小小的文化遗产。据陈建华回忆：“一次谈到波德莱尔，他问：‘艺术是什么？’看到我们都愣了，他神秘兮兮地说：‘艺术是鸦片’。并引用波德莱尔的诗句，认为艺术应当给人带来‘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接着陈建华还谈到一次私下朗诵会：“最难忘的是1967年秋天在长风公园的聚会，老朱、玉林、定国和圣宝都在。我们划船找到一片草地，似乎真的是一片世外桃园。大家围坐着，由定国朗诵老朱带来的译作——波德莱尔的《天鹅》。这朗诵使我们感动，且显得庄严。我们称赞波德莱尔，也赞美老朱的文笔。”
在那个年代，不仅北京、上海在秘密流传着波德莱尔的诗歌，即便是在我的家乡，偏远的重庆，也有一个类似的文学沙龙(这种文学沙龙遍及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随便举个例子：如北京有徐浩渊的沙龙，南京有顾小虎的沙龙，这类沙龙有些共同点：那就是交流读书感受，谈论政治与哲学，背颂西方翻译诗和富有文采的小说片断，欣赏外国油画及练习美声唱法，当然有时也成群结伴地去风景地游历)，其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青年导师马星临，他狂热地阅读着波德莱尔的诗歌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诗性散文与小说，而他的口头禅（几乎每一次主讲文学感受时都挂在嘴边）就是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那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的确这种艺术的欢乐在当时是那么秘密，那么具有对抗性的个人姿态，而这姿态又那么迫切地期待升华和移置，因此只能是比冰和铁更加刺人心肠。这句诗几乎成了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诗人们的接头暗语，它更多地代表了当时个体生命的感受性，它是这一特定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的集中精神之表达。它也在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情怀下成为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表的丰富象征。这象征混合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尤其引人注目，为此，我得在这里宕开一笔多说几句。
只要是那个时代过来的文学青年，众所周知一本赫赫有名的书《金蔷薇》，它曾一度成为我们心照不宣的美学座右铭，至少据我所知，它曾是当时重庆文学青年写作的标准和理想。
在马星临（一个60年代的抒情诗人，也是一个萨特笔下注定被人遗忘的自学者或朱学勤称之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带领下，仅仅一个早晨，重庆诗人们就去书店每人买下一本《金蔷薇》。马星临一边朗诵着他那感伤并铺满炭渣的“大竹林”（他70年代写下的诗），一边朗诵着他心爱的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一个下午他流着泪对我们朗读巴乌斯托夫斯基《雨蒙蒙的黎明》：（下面这一大段有必要全引，他是马星临“美”的核心，这核心呼应着“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
……
桌上真的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库兹明站起来，弯下身子俯在书上，一面听着门边那急促的低语和衣服的蟋蟀声，一面默默地念起早已忘却的句子
不可能之中的可能，
道路轻轻飘向远方，
在远远的路上，
头巾底下闪过一道目光……
库兹明抬起头四处打量。低矮的温暖的房间又引起了他想在这小城留下来的愿望。
这类房间给人一种特别淳朴而舒适的感觉，即如那悬垂的在餐桌上的灯盏，没有光泽的白色灯罩，一幅画，画着生病的女孩、床前有一只狗，画上面挂着几只鹿角，一切都这样古色古香，早就不合时尚了，但它使人进来就想微笑。
四周的一切，连那浅绛贝壳做的烟灰碟，都说明了那种和平的、久居的生活，于是库兹明又想了起来：假如留在这里该有多好啊，留下来，象这所老屋的住房一样地生活下去——不慌不忙，该劳动时劳动，该休息时休息，冬去春来，雨天一过又是晴天。
……
旁边，是那本打开的书——勃洛克的“道路轻轻飘向远方。”钢琴上有一顶小巧的黑色女帽，一本用蓝色长毛绒作封面的贴像簿。帽子完全不是老式的，非常时兴。还有一只小手表，配着镍表带，随便扔在桌上。小表悄不出声地走着，正指着一点半。还有那种总是带着点儿沉郁，在这样的深夜格外显得沉郁的香水气味。
一扇窗子开着。窗外，隔着几盆秋海棠，有一丛带雨的紫丁香闪耀着窗口投下的微光。微弱的雨丝在黑暗中切切私语。铁溜檐里，沉重的雨滴在急促地敲打。
库兹明倾听着雨滴的敲击。正是在这时候，在夜间，在陌生人的家里，在这个几分钟后他就要离开而且永远不再来的地方，一种时光一逝不复返的思绪——从古至今折磨着人们的思绪——来到了他的脑中。
“我这样想，怕是老了吧?”库兹明想，把脸转过来。
房间门口站着一位年轻妇人，穿的是黑色的连衣裙。……
马星临反复读着这一段，对我们侃侃而谈，让我们一次再一次体会生活中不易觉察的美，即使这美是常见而易逝的：奔波的旅人，书中的库兹明在一个深夜走进一位素不相识的妇女的家里，他那种神秘莫测的激动、突然的惆怅、和平的温暖和即将成为往事的会面，这一切仿佛就是生活中难于启齿的悄悄流逝的爱情。他情不自禁地对我们费力而执著地倾注着，恨不得一个下午就把他一生的全部艺术心血——一个有血有肉的巴乌斯托夫斯基注入我们的心田。这其中当然有着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性压抑的联想，一种以私人情感发力的对抗美学或杰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随着这中苏互文的热忱联想，马星临颤抖起来，轻轻说出：“道路轻轻飘向远方”（勃洛克），我一贯激烈流动的血液似乎开始慢下来，我天生快速的诗行受到“轻飘飘”的缓冲。他“衰老的”独白已接近黄昏，突然，他做了一个相当夸张的手势，长长的手指猛地将长发向后一梳，当众站立，一手高举：“俄罗斯、俄罗斯……”然后又用他已出汗的手指轻轻触动我的膝盖（已示提醒）。马星临变着戏法达到了他的目的——抒情或刺人心肠的目的，而不是“雨蒙蒙的黎明”的目的。他当时的年龄正直逼50岁，他的周围是一些20多岁的青年。
不久，我避开马星临阅读着巴乌斯托夫斯基，注意到他那不连贯的散文中流露出二流蒲宁式的抒情风采（关于巴乌托夫斯基对蒲宁的模仿，我多年后在柏林还问过一位俄罗斯教授，他是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斯塔姆专家，他与我的理解一样，既然有了蒲宁，巴乌托夫斯基就失去意义了）。他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家，一个从不疲倦地把女人理想化的作家，一个对大自然充满兴趣和对人怀有好奇心的作家。按照他的看法，哪里有女人的爱，有对儿童的关心，有对美的崇拜和对青春的忠诚；哪里的善行、人性和团结气氛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价值，新社会就会在哪里出现，他追随普利什文的“大自然的理想化”，并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中断言：“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样的草生在林间空地和沼地里，不知道天狼星从哪儿升起；不知道白桦树叶和白杨树叶的区别，不知道蓝帽鸟是否在冬天迁徙；不知道黑麦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样的风带来雨，什么时候发生干旱，他是写不出书来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日出前的风或十月露天里漫长的夜，他是写不出书来的。”
他这些浪漫主义观点贯穿一生，明显地吸引了众多读者。他的书在前苏联销售量创下了高纪录，他的新书一出版，人们象过节一样争相购买、欢呼雀跃。而且他对50年代的苏联年轻作家影响很大，并对中国50年代以来的青年也产生过极大影响，他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现在并不年轻的终身追随者。又譬如当年重庆野草画会创始人之一张奇开，有一次对我说：“现在已是21世纪了，但马星临仍然始终认为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文学感受力绝对是顶尖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
《金蔷薇》是一本很有趣的文学ABC一类的书，一本浪漫主义的优秀普及教材，作者在其中阐述了他对小说艺术的看法。而这本书在马临星不遗余力的渲染下却成了我及许多重庆年轻诗人们的艺术圣经。可惜两个月后，这本艺术简易读物就被蒲宁彻底替换了，就象我和彭逸林及其他诗人一样，两个月后我们也彻底抛弃了马星临。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却在《金蔷薇》的“变形记”中被我们铭记，一个时代（60年代及70年代）最终被浓缩在这句诗中。
接下来波德莱尔这种影响并未消退，如在海子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一种“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他甚至将此欢乐推向极端。他书写“大火”、“无头英雄”、“斧子劈开头盖骨”、“我象火焰一样升腾”、“太阳砍下自己的刀剑”、“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等这一系列的“欢乐颂”。在他逝世前，他曾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在文章中，他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荷尔德林，早期的诗，是沉醉的，没有尽头的，因为后来生命经历的痛苦——痛苦一刀砍下来——，诗就短了……像大沙漠中废墟和断头台的火砖……”这些文字虽是谈论荷尔德林的，我却读出了波德莱尔式的冰和铁，让我见到他更象一个争分夺秒燃烧的波德莱尔。在燃烧中，他为中国文学引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西式闪电速度和血红色彩，这速度和色彩在他内心是如此光华逼人，以致于他的一切生活甚至生命都被这火焰焚烧了。心灵升向天空，肉体则搁浅大地。海子这种冒着烈火出入于天堂地狱的英勇决心也与波德莱尔一样，有一种弗洛伊德所说的死本能（death instinct）冲动，为此他们都达到了一种自虐式的极乐(beatitude)状态。说到死本能，弗洛伊德就是一个日日被死亡缠绕的人。40岁后，他便几乎天天想到死。按弗洛伊德的一般之表述，人对于死是毫无办法的，因此面对死亡这个母题，才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而倾诉这些话语的最佳去处，莫过于文学，尤其是诗歌。因此，呕心沥血演唱苦难与死亡之歌的诗人不在少数。而死本能是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本能冲动，这个冲动一开始都是朝向自己的。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就是要驱策一个人直奔死亡，因为死才能使他真正平静。只有死亡，这个最后的休息地，才能使他完全解除紧张和焦虑。而海子也正是由于这一死本能的偏执与冲力，最后亲身赴死，以他年轻的生命完成了波德莱尔“某种积极的至福状态存在的可能性。”（艾略特语）为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可能性或这一特征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非常引人瞩目的，它断断续续已持续了接近百年（如早期的李金发等），看来波德莱尔的“精神繁殖力”依然盛大不衰。它从我的1979年开始，从陈建华们的1966年开始，从马星临的重庆70年代初开始，当然也从北岛的《今天》开始，直到80年代的海子等，它一直以“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撞击着一代又一代诗人们的心灵。
2008年5月30日第三次改毕于成都
柏桦：1956年1月生于重庆。1982年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现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著作有诗集：《表达》（1988，漓江出版社），《望气的人》（1999，台湾唐山出版社），《往事》（2002，河北教育出版社），《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2008，东方出版社）；文学评论：《今天的激情：柏桦十年文选》（2006，上海人民出版社）；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2001，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等。
文章来源：今天